《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曾自续儒学“道统”，立孔子为教主，上承韩愈、朱熹，不顾战国至两汉五百多年的断档，依傍《论语》《孟子》《中庸》《易传》而重建儒学之道统，推明宋儒心性道气，而完全撇开汉代经学，漠视董仲舒，舍董学精髓而不取，而视其为“杂儒”“旁枝”。劳思光《中国哲学史》也不遗余力地贬低董仲舒，“天人相应之说既兴，价值根源遂归于一‘天’；德性标准不在于自觉内部，而寄于天道；以人合天，乃为有德。于是，儒学被改塑为一‘宇宙论中心之哲学’”，而“悉属幼稚无稽之猜想。儒学有此一变，没落之势不可救矣”。当下台湾著名儒家学者、“牟门弟子”八大代表人物之一的杨祖汉教授从道德存心和“自律”伦理出发，试图以“权说”“实说”调和董子的“天人论”与“义利辨”的内在紧张。他详论宋儒程颐、朱熹对“不急其功”与“不计其功”的郑重区分，强调“董子之语，表示了道德行为必须是存心纯粹，必须只因为义，完全不考虑利，只为了明道，而不计算行为可以达到的事功。能有如此纯粹存心的行动，才算是道德的行动”，进而发现董仲舒的观点并不如劳思光所判。其虽长于哲学分析，但也能使用经学来做论证，已经注意到董子人性论中“性禾善米”说与“贵心重志”动机决定论的公羊家精神特征。至于说董仲舒“不合孔孟的儒学，而为宇宙论中心，对此董仲舒须负很大的责任”，则显得囿于心性之学而不知“轴心时代”里宇宙图式建构、世界观确立是大势所趋，更何况董仲舒突破了孔孟宇宙观静态、定性、模糊、粗犷的泛泛之说，积极援引阴阳五行之学，为天道注入动力系统，而使儒学宇宙论进入理性化、动态化、实证化、明晰化、精致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