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君主论”：君主身份的二重性及其对君主的限制

刘晓婷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一般认为，汉代儒家在政治思想上，受到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现实与法家绝对君主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绝对君权的妥协。这在董仲舒身上表现为提出神权政治思想，通过构建天人哲学，建立“以人随君，以君随天”[1]29的等级序列，确认了君权神授与君主作为“天子”的神圣性、至尊性。而儒家理想中的政治是圣王政治，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必须同时具有至上道德。董仲舒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同时具有至上德性？在董仲舒“天-君-民”的政治结构中，“天”一方面是君主神圣性的来源，另一方面则通过“天”来制约君主，以保证君主德性得以实现，这一思想与阴阳五行结合，逐渐发展成灾异谶纬论，对两汉现实政治产生极大影响，研究者颇多。董仲舒解决这一君主德性问题实际上还有另外一条非神权的思路，将政治性的君主纳入个人性的伦理身份中，揭示出君主的二重身份：作为国君的政治性身份与作为人的个人性身份。君主的政治性身份与国家整体相联系，君主是国家的象征，承担祭祀社稷的职能，在关于君民的心体比喻中，是主宰四体的心①《春秋繁露·通国身》：“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9、312页）。《荀子·君道》：“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胑之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