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自然报复论”思想的理论意蕴与时代镜鉴

王建新，吴文君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页。，“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页。。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既是经济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在对待生态问题上必须警钟长鸣。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根据亲身经历和细致观察，在《乌培河谷的来信》中表达了对工业生产污染河流的深切关注。在后来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也曾用大量笔墨痛心疾首地描述了离污染最近的工人阶级恶劣的生活环境，严厉地批判了大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生命健康权的剥夺。直到写作《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时期，恩格斯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已经彻底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这些文献无不蕴藏着恩格斯深切的社会发展忧思和生态关怀，其中的“自然报复论”思想更是发人深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写道：“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6页。可以说，当大多数人还陶醉于大工业发展所创造的“增长奇迹”时，恩格斯就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了暗藏其中的生态危机。在研究自然辩证法时，恩格斯通过对自然史、人类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系统考察与深刻剖析，再一次重申了他的“自然报复论”思想：“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560页。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自然的报复”已经越来越直观地暴露在日常生活中，也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出于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益的过分追求，生态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受着无情的忽视和掩盖。对此，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制度上作出彻底变革，在思维方式上作出正确的调整，才是治理生态问题的应循之路。可以说，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生态认识论、生态价值论与生态实践论，是值得后世学习和借鉴的思想财富。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报复论”思想的逻辑主线

“自然的报复”是恩格斯向世人发出的忠告和警示，它提醒人们过度榨取自然必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恩格斯“自然报复论”思想的逻辑主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范畴。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自然”这个概念，并由此出发进而准确把握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的思想。我们也看到，一些西方学者曾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展开过诘难和歪曲，刻意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对立，借此达到动摇和肢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而“自然报复论”思想则充分彰显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根本一致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恩格斯通过对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性考察，指出自然具有先在性、基础性和优先性，阐明了自然界对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自然报复论”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自然先在性：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要阐明辩证法是自然界所固有的规律，另一方面则是强调自然界是在永恒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的事实。在对人类起源与发展历程的考察中，恩格斯曾提出过两个相互联系、各有侧重的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恩格斯指出，虽然劳动在从猿到人的几十万年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一过程离不开从宇宙到银河系、太阳、地球、细胞、原生生物、植物、脊椎动物、类人猿的百亿年的铺垫。无论是从个体方面还是历史方面来看，这一连串互相衔接的发展过程都充分证明了人是由分化产生的。因而，前一论断是恩格斯从“某种意义”而非“全部意义”和“绝对意义”上说的，更加强调劳动是帮助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根本力量；后一论断则是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视角，着眼于人类的整个生成过程，侧重点在于强调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由是观之，恩格斯从大历史观的视角阐明了自然的先在性：没有先在的自然界，就没有由此孕育而生的人类。

(二)自然基础性：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

恩格斯强调，从“正在形成中的人”到“完全形成的人”的过程，经历了手脚分化、语言和头脑的发展、感觉器官的完善等诸多环节，充分彰显了劳动的决定性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界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首先，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用于实现物种提升所需的多种营养物质，人类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维持生命机体的各种能量来源。“食物越来越多样化，随之摄入身体内的物质，即向人转变的化学条件，也越来越多样化。”(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5页。其次，自然界为人类劳动提供了天然的材料。“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离开了自然界，劳动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财富就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除此之外，恩格斯还特地强调了自然环境对生产形式和社会分工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地质条件、地理条件还是气候条件等都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活动。换言之，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自然条件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再次，自然界为人类劳动提供了原始的工具。例如，渔猎社会中的人们用以打猎的工具是由自然形成的树木石头加工成的，用以捕鱼的工具也是由天然的树枝钩刺和石头制成的。从整个人类劳动的历史来看，劳动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对自然界从附魅到祛魅的过程，表现在劳动工具上则是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人们在对自然对象新的、以往不知道的属性的探索中，日益提高了自身的劳动能力。正因如此，历史学家通常将最具代表性的劳动工具作为划分人类文明阶段的标尺。离开了自然界，人类就等于失去了指引劳动发展的灯塔，人的现实的生活就被斩断了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三)自然优先性：人的活动受制于自然规律

恩格斯指出，“自然的报复”迫使人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一个真理：“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在人与自然无法斩断、休戚与共的微妙关系中，自然界实际上处于更加优先的地位。与单方面强调人的主体性不同，恩格斯认为人在“两次提升”过程中兼具能动性和受动性，人的主体性与自然优先性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和矛盾。一般来说，人的能动性更易为人所察觉甚至放大，因为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改造，从而令自然界发生合主体目的的变化。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不断突破自身与自然的交往界限，拓宽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范围，将越来越多的自然“版图”纳入自己的征服计划中。这种与动物本能活动的根本差别，使人类可以按照“美的规律”为自然界打上自己活动的印记，从而让作为“自在之物”的自然转变成“为我之物”的自然。但与此同时，对人的受动性的考量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恩格斯坚决反对不惜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去高扬人的主体性。他强调，只有兼顾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优先性，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这实际上与马克思“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51页。有着相同的深意。这一声声呐喊无不在提醒人们“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1页。，必须将尊重自然规律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刚性价值。然而，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自然界越来越表现为人类的对象性存在物，人们借助各种工具驾驭自然，甚至凌驾于自然之上。不容置疑的是，自然界始终有其自身赖以循环和发展的法则，尽管人类把握自然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但人类的一切行为始终受制于自然的法则。换言之，一切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挑衅和背叛，都将积蓄起“自然的报复”这一强大的破坏力。从人类与动物相揖别的演化史来看，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也是人类从动物中提升出来的重要标志。当然，强调自然优先性并不等于崇尚自然中心主义，更不是对拜自然教的鼓励。在“自然报复论”思想中，恩格斯坚决反对那种将自然当作神灵加以崇拜、把自然灾害看作天神降罚的思想，认为这种虚幻意识本质上源于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匮乏。恩格斯所强调的自然优先性是指在认识和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在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与爱护。

二、生态与资本的关系：“自然报复论”思想的深层批判

如果说青年时期的恩格斯用“显微镜”观察到了乌培河谷的环境污染，那么晚年的恩格斯不仅用“解剖刀”层层剖析了生态破坏的病理，还用“望远镜”预示了“自然的报复”的来临。恩格斯指出，逾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雷池，人类终会吞下“自然的报复”的恶果。生态危机的根源既不在人们的头脑中，也不在神灵的驱使下，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此，恩格斯从根本肇因、作用机制和解决思路三个方面对“自然的报复”展开了更深层次的剖析。

(一)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是根本肇因

每当“自然的报复”又一次直观地令人震惊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才会产生对自身行为的新一轮反思，进而从对生态危机的迟钝中惊醒过来。然而，人们常常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简单归因于人类过度以自身利益为价值尺度，将其看作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直观体现。这种观点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却容易充当模糊矛盾和掩盖问题的“遮羞布”。事实上，从抽象的人类利益出发既无法探究到生态危机的前因后果，也远未触及这一问题的实质。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抽象的人类利益并不能取代具体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出于自身阶级利益的考量而将“自然的报复”转嫁给无产阶级的“强盗逻辑”更是不容忽视。换言之，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只能被看作“自然的报复”在思维方式上的原因，而不能单单以对它的扭转作为解决问题的良药。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自然的报复”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单靠转变思维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其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在于“那种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的生产方式”(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页。。只有从根本上铲除制度方面的障碍，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才能彻底释放出思维转变所带来的巨大活力，进而达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正和解。

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自然环境的受难史。恩格斯在考察历史时发现，尽管到目前为止一切的生产方式都或多或少地都带有反生态的特征，但资本逻辑史无前例地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且无情地将“自然的报复”转嫁到了工人阶级身上。换言之，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实则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生态权益为代价换来的。对资产阶级来说，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既可以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5页。，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让工人的生活“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14)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 1956年，第99页。。对工人来说，他们被迫生活在百病丛生的地方，到处充斥着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杂乱无章的建筑群和广泛肆虐的流行病，不得不忍受平均寿命缩短和高死亡率的威胁。恩格斯“自然报复论”思想的巨大批判力在于，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中所蕴藏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并且深刻地揭露了资本逻辑对生态逻辑的撕裂。首先，在效用原则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存在物都纳入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中。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自然界在资本家眼中成了天然的“赚钱机器”，保护和修复自然界则成了压缩利润空间的“烧钱机器”。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遵循着增殖原则。增殖作为资本唯一的生活本能，正是以巨大的生态消耗作为资源保证的。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遵循着加速原则，这就决定了资本家必然对最近的和最直接的效益青睐有加。可以说，资本循环和周转的速度越快，资本对自然界的盘剥就越呈现出加速度的态势，暴露出的是无止境的生态消耗与有限的生态资源之间的巨大冲突。恩格斯举例道，狭窄的河流之所以泛着红色的波浪，是因为许多使用土耳其红颜料的染坊肆意排放污水。短视的西班牙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对暴雨将沃土冲刷成岩石则表现得事不关己，也正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这种对自然界只注重索取和压榨、轻视保护与修复的生产方式，将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本质对立表现得淋漓尽致。恩格斯试图唤醒人们，无度的消耗一旦超越了生态环境所能承载的“临界点”，随之而至的便是“自然的报复”。

根据生产与消费的辩证法，资本加速循环的背后实际上是人类需要加速与生产加速的循环，这必然催促资本逻辑进一步向消费领域渗透。“资本主义无限度地扩大生产和无限度地扩大消费不过是资本扩张逻辑的两种具体表现。”(15)汪信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论审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消费主义只有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资本逻辑才能最大限度地丰满自己的羽翼。在资本的精心运作下，病态的欲望、虚假的需要和无度的消费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消费主义成为社会成员赖以信奉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然而，人们自认为掌握了人生意义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来源，实际上却不幸沦为资本的牵线木偶。表面上看，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确实起到了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带来了物质消费的繁荣“泡沫”，但同时也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异化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换言之，人们非但不能从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中获得解放，反而造就了一个满目疮痍的自然界，从而为自己戴上了更加隐蔽和沉重的枷锁。

从思维方式来看，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的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自近代以来突出地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如果说，私有制为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生产方式提供了制度保障，消费主义提供了文化辩护，那么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则起到了麻痹思想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全方位的蛊惑下，人们在伤痕累累的自然界面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骄傲和自大，对正在积累以备喷薄而出的“自然的报复”表现得狂妄和麻木。概言之，资本的盲目力量是生态危机的元凶，“自然的报复”是资本逻辑反生态性的罪证。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资本逻辑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拓展，整个“地球村”都会被卷进生态危机的旋涡之中。对此，恩格斯提醒人们，“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2页。，人类终将深陷由“自然的报复”所带来的发展桎梏中。

(二)生态系统的整体运动是作用机制

恩格斯指出，“自然的报复”表面上看是天灾，实质却是人祸，它可能会延迟，但终将会到来。通过长期阅读海量的文献资料，恩格斯不仅吸收了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还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思考，从中发现了生态矛盾从无到有、生态破坏从量变到质变、“自然的报复”从隐蔽到显露的发展过程，进而从系统思维的高度阐明了尊重自然规律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分析“自然的报复”的发生机制时，恩格斯指出整体性和联系性是生态系统的基本属性。正因为生态系统内部、生物彼此之间、生物与无机环境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自然界在被打上人类印记的同时，人类也被打上了自然界的印记。当人类活动不影响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相互耦合和动态平衡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处于互利共生的理想状态。相反，当人类对自然的保护远逊于对自然的破坏时，当人类忽略生态容量和环境承载的有限性时，“自然的报复”就会日渐显现出来。事实也充分证明了人类史上古老文明的消亡与“自然的报复”有着密切的联系。恩格斯曾经举例：一开始，当地居民通过砍伐林地和烧荒两种方式扩大耕种业。耕地的发展虽然养育了当地的居民，但人口和燃料需求的激增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开发燃料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普遍现象，即毁坏的森林面积日渐超过了实际耕地所需的面积。这种情况经过日积月累，导致水土流失的速度越来越快，森林的自然更新就会受到阻碍，紧随其后的便是水分积聚中心的缩小和土地肥力下降。最终的结果是，当地的人们失去了赖以安居乐业的自然家园。今天，科学研究证实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尤其是土地盐碱化是两河文明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同样的原因也影响了古印度文明的存续。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生态破坏都是可以修复的，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也有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生态破坏。对此，恩格斯强调，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遵循适度原则，为自然界留下休养生息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尤其强调了“自然的报复”具有延迟性。他指出，自然界是层次化和组织化的系统，整个自然界无时无刻不在运动着，构成了“生成”和“消逝”循环往复的动态演进过程。生态问题之所以不是立竿见影地表现出来，主要源于生态系统本身具有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当生态系统的链条因人类的强势干预而不幸断裂时，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修复某些局部的损伤，这种自我修复能力原本是生态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然而，当生态环境遭到“致命性”的损害时，这种自我修复能力就会因巨大的干扰而失效。实际上，当人类为战胜自然感到窃喜和骄傲时，其实已经早早埋下了被报复的祸根。一旦人类凌驾自然的行为超出了生态系统的最大承载能力时，生态系统的修复再生能力就会减弱甚至休眠。“每一次的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恩格斯警示人们，资本逻辑驱动的生产力发展常常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生态权益为代价。为了眼前的利益就将生态危机转嫁到后辈身上，不仅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得不偿失的，更是不负责任的。概言之，“自然的报复”具有波及全球和全人类的全面性，危及子孙后代的持续性，有时甚至具有无法补救的不可逆性。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生态环境缓慢且隐蔽的变化过程，正是质量互变规律在自然界的生动体现。

(三)彻底的制度变革是和解路径

通过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恩格斯为治理生态危机留下了诸多可供后世借鉴的启示，其中，最为发人深省的是就他在通过制度变革治理生态问题方面的诸多思考与建树。恩格斯最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谈及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与人的和解这一思想(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关系反映在自然界中则表现为人对自然不加节制的征服与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对自然的压榨、索取和破坏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无法比拟的。资本企图冲破一切束缚自身的限制，将全部自然界都纳入生产原料的体系中。事实上，“自然的报复”并不是意料之外的结果，对生态问题的无视同对工人窘迫生活的冷漠一样，都是资产阶级权衡利弊得失后的精心设计，因而他们“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9页。。既然资本逻辑是“自然的报复”的元凶，这就注定了生态警报的解除无法寄希望于一场“头脑风暴”。换言之，一切依赖资本主义自行消化生态问题的幻想终将破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不能寄希望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得到彻底的解决。一切生态领域的道德革命、思维革命或是价值革命都是隔靴搔痒，无法真正触及资本主义幻象背后的现实。恩格斯强调，“改变世界”的根本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枷锁，建立共产主义制度，通过彻底的制度变革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恩格斯强调，制度的演进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只有抛弃反生态性的生产方式，抛弃置劳动人民生态权益于不顾的制度设计，抛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人类才能彻底地走出“自然的报复”的沉重阴霾。共产主义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它旨在通过计划性、社会性和自由性的生产，来达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之境。首先，这种计划性表现为对生产盲目性的克服，避免了生产领域对自然界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将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消耗严格框定在其可以承受的“红线”之下。其次，这种社会性表现为将自然界看作人类“永远的共同财产”，这就意味着自然界异化为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工具时代的彻底结束。最后，这种自由性突出地表现为对自然规律的极大尊重，它建立在深刻认识自然必然性的基础之上，表现为对自然规律的科学利用，进而实现“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21页。。从思维方式来看，人类必须改变以往控制自然的思维方式，深刻地认识到自然有限性，克服无孔不入的资本逻辑对思想观念的渗透。“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20页。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无序的社会化大生产、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两极对立才能得到解决。只有克服盲目的力量对生态逻辑的撕裂，让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条件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理性化的生产(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自然界才能撕下“赚钱机器”的标签，绿水青山才能成为全社会珍视的财富。当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取代了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时，破坏自然的力量就会蜕变为保护和修复自然的力量，发展模式也将从以追求效用和增殖为轴心，转变为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旨归。

三、生态与发展的关系：“自然报复论”思想的现实意义

虽然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思想距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恩格斯当时所忧虑的现实问题并没有随着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而画上句号。相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已经变得越发严峻和紧迫。在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各类环境污染高发的今天，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越来越强烈，绿水青山被看作是比金山银山更加宝贵的财富。实践证明了，生态危机治理是一项涵盖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层次、全方位和系统化的推进。时至今日，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思想仍然彰显着强劲的解释力、引导力和警醒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和理论镜鉴。

(一)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不同的现代化形态之间的区别，不是细枝末节的区别，而是根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上的不同。”(23)赵士发：《论生态辩证法与多元现代性：关于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思想深刻反思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之间的矛盾对立，这启发我们必须坚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道路。首先，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一条“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 3-4页。的现代化道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我们并不具备照搬欧美国家过去“高消耗、高排放、高消费”发展模式的客观条件。显而易见的是，按照这样的发展模式，即便再有几个地球也无力承担14亿中国人的资源消耗。其次，西方国家片面发展的现代化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西方社会200年的工业化历史充分证明了，那种“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是要付出巨大治理成本的，尤其是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更是得不偿失。对此，我们要善于从西方国家生态治理困境和发展难题中总结教训、汲取经验，避免重蹈“增长陷阱”的覆辙。再次，这也是由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价值追求决定的。建设生态文明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凝结着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更加意味着必须严格规避“自然的报复”对人民生活幸福感的伤害。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一种全面的现代化，而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片面现代化。最后，这更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生态建设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和成就，不仅能够体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担当，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中国范例。可以说，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既符合本国国情，又兼具国际视野，是历史和人民的一致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坚战之一，绿色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这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顶层设计和发展思路。从治理规律来看，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呈现出长期性、阶段性和反复性的特征，这就需要我们对“自然的报复”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坚持走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道路，关键在于规避由资本现代性所带来的“自然的报复”。其中，科学认识和对待资本的双重效应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在对待资本的态度上，我们要善于发挥资本的文明作用。历史地看，我国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的正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现实地看，鉴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资本在我国依然有其存在的长期性。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也规定了资本逻辑影响我国的必然性。然而，资本力量在助推我国打造一系列“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的同时，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也在频繁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据《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发生重度污染1666天次，严重污染452天次，超过一半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出现酸雨的城市比例约为三分之一(25)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http://www.mee.gov.cn/hjzl/sthjzk/zghjzkgb/202006/P020200602509464172096.pdf.。生态危机治理可谓是道阻且长，不能急于求成。有学者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时谈道：“无论从动力上还是在运行机制上都是一个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过程。”(26)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6页。这启发我们，在对待资本的态度上，既要扬资本之善，也要抑资本之恶，以超越资本逻辑为最终目标，谨慎地促进资本的理性增殖。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已经呈现出日益普遍化和纵深化的趋势。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将“先发展后治理”的工业化模式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收入囊中，却将沉重的生态负担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以及生态废弃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事例屡见不鲜。需要坚决声明的是，我国坚持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所实行的生态帝国主义存在本质不同。“中国道路”内在地包含了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的殷切期盼，始终坚持以捍卫全球生态正义为己任。

(二)夯实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

在高速前行的工业化车轮下，人与自然的对话非但没有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反而招致了更加严重的对抗和分离。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思想启发我们，资本逻辑的野蛮生长是生态危机的元凶，提高规范资本的制度自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唯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激发出多元主体共建生态文明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我们距离实现“两个和解”的目标仍有很长一段距离，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资本逻辑全球扩张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为此，中国还需继续加强生态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填补体制机制建设中的盲点和空白，打破生态治理中“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尽快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生态共治格局。生态危机的治理离不开制度的保驾护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宏观设计还比较薄弱，生态文明制度的贯彻执行力度还比较欠缺。为此，首先要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织密制度网络。制度只要一天不健全，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就会屡禁不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战略安排，打开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局面。从要求来看，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凸显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系统性、联动性和整体性。既要注重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生态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又要处理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与其他领域制度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实现制度间相互制约、统筹发力。从内容上看，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涵盖了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四个方面。从逻辑体系来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严格按照“源头——过程——后果”前后衔接、统筹结合的三阶段搭建起来的，目的在于将制度的力量渗透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从价值旨归看，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同向同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夯实制度大厦的基础上，还需狠抓制度的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2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当前，我国的生态制度执行力总体上偏弱。尽管制定出台了多项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的政策文件，但因有关机构环境保护制度和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缺乏监督，造成未能在实践中收获理想的效果。对此，我国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健全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引导多元主体明责尽责、严格领导干部考核问责等，从而牢固树立制度的权威，充分地发挥出制度的效用。

(三)最大范围地凝聚尊重自然的思想共识

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也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块短板。根据我国首份《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呈现‘认同度高、知晓度低、践行度不够’的状态”(2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http://www.gov.cn/jrzg/2014-02/20/content_2616364.htm.。虽然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但同时又表现出了较强的“政府依赖性”。只有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自觉树立起生态责任意识、生态担当意识和生态行动意识。近年来，在党的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人民群众的生态意识显著增强，但还存在着思想上轻视、行动上怠慢等问题。有鉴于此，当务之急是要最大范围地凝聚起尊重自然的思想共识，引导人们自觉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首先，凝聚全社会尊重自然的思想共识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思想。当前，面对愈演愈烈、再难掩盖的生态危机，西方社会中诸如自然资本论、科技决定论、价值革命论等论调仍然在为资本的罪行开脱，刻意回避资本逻辑和生态逻辑之间的对立，尽职扮演着资本的忠实捍卫者。这些形形色色的生态理论并不能履行好“看病”和“开药”的职责，反而容易混淆视听。对比之下，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以人民福祉为根本关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乎民族未来的千秋大业来抓，提出了许多具有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的论断，这不仅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思想引领，也为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宝贵思路。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智慧，吸取和借鉴西方有识之士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有益反思。纵观中华文化发展历程，天人合一、取之有度、以时禁发的生态智慧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即便历经朝代更迭、百家争鸣、时移世易，这些传统思想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最大范围地凝聚起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思想共识，要善于总结古代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宝贵经验，尤其要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深入挖掘蕴含在当地风土人情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史实、案例和典范，做到因地制宜、重点宣传。在对待西方生态保护主义者、绿色和平人士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自然观时，要引导人们正确区分其中的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善于剔除其中的落后思想，做到辩证思考和理性剖析。

再次，凝聚全社会尊重自然的思想共识有必要引导人们清楚认识生态文明建设为了谁、依靠谁、造福谁的问题。从为了谁来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活环境的需要，是增进人民生态福祉、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的内在要求。从依靠谁来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人人皆有责、人人需尽责的集体行动。这就需要人们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打造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肥沃的土壤、宜居的环境等。从造福谁来看，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且是一项造福子孙、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生态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治理难题，需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的解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2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生态文明建设绝不能做“表面文章”，任何协定和公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签署而在于落实。2020年，多国科学家一致认为实现《巴黎协定》的控温目标还需要各国付出四倍努力。在世界上负责任国家纷纷倡议控制全球变暖之际，美国却以危害自身利益为由退出了这一协定。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体现“大国姿态”、彰显“大国担当”，积极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更多的“大国智慧”。

最后，凝聚全社会尊重自然的思想共识迫切需要加强生态宣传教育。与法律、制度等硬举措相比，生态宣传与生态教育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为此，一方面要建立循序渐进的生态教育体系，将生态教育贯穿大中小幼各学段。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要将教育的重点放在生活习惯的养成上，从娃娃抓起，让保护环境、爱护自然的意识深深扎根在心中。尤其要注重对青少年生态价值观的培养，引导青少年树立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坚定信念。大学阶段的生态教育重点在于激发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责任感，增强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自觉。另一方面，要善于激活媒体的生态教育功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平台支持。例如，定期普及生态文明知识，科学报道正反两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设案例，积极创作民众喜闻乐见的生态文化作品，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态诉求。媒体可以通过多个渠道、多种途径，潜移默化地提高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从而引导人们实现从思想自觉到行动自觉的转变。

(四)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美好生活的实现离不开正确的生活方式，美丽中国的建成需要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打乱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打乱人们原本的价值排序，唤醒了一些曾经被人们淡忘和漠视的重要价值。不可否认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引起了人们对过去生活方式的自觉反思。这样的反思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迟到的，但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人们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时代背景下，尤其要警惕资本力量对人们生活世界尤其是精神世界的渗透和控制，大力提倡将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生活的主流。为此，要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活化，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生态理念、养成绿色环保的生活习惯。首先，要引导人们树立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边界意识。纵观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害，其中不乏人为的成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类突破了自身与自然和平共处的边界，急于构筑出一个“人类的王国”。我们看到，象牙被制成了高档饰品，皮草被制成了高档服饰，野生动物被端上了餐桌。这种“土豪式”的生活方式俨然成了高档生活的象征，被当作可供个人炫耀的资本和追求个性的时尚。消费对于刺激经济发展确实能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但这种“土豪式”的消费方式不仅会造成资源的过度浪费，还会给自然界的其他生物造成残忍的伤害，甚至导致生物多样性不可逆转的减少。对自然界过度索求的异化消费不仅是对自然界的残酷伤害，也为人类带来了“自然的报复”。例如，原本只在自然界其他生物中传播的病毒，因为人类跨越边界的行为开始通过中间宿主向人类身体细胞转移。病毒的跨物种传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医学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这种奢侈炫耀、浪费无度的消费行为要进行制约”(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 118页。。为此，有必要引导人们守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边界。其次，要引导人们树立造福子孙后代的忧患意识。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有“近忧”，也要有“远虑”。在事关子孙后代长远发展的大事上，“我们要算大账、算综合账、算长远账”，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态本金”“生态储蓄”和“生态财富”，坚决反对任何“向子孙借贷”的行为。养成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中蕴含着对子孙后代生活质量的关切和筹划，不仅能为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还能够起到积极的行为示范作用。最后，还要引导人们树立节制意识。绿色生活方式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既需要严格的制度规范，也需要人们的自我约束。当前，资本力图通过文化的力量将消费形塑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不仅无法填满欲望的黑洞，还会造成自然环境的“贫困积累”，令人们与美好生活背道而驰。近年来，媒体为消费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尤其是电商平台的兴起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增长动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煽动了物欲的无止境膨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更加倾向于商品的象征符号和代码意义，不自觉地掉进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面对当前社会中出现的未富先奢现象，主流媒体要积极承担起传播积极、健康、绿色消费观的社会责任，同时还要加强平台媒体的自我监督和外部监管，齐心斩断“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循环链条。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启示人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节制意识，自觉认识到消费的快感、物欲的膨胀是永无止境的，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永不过时的。为此，应当引导人们从生活点滴做起，从垃圾分类做起，将绿色生活方式贯彻得更细、更实、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