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生态智慧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左雯雯，陈若松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0）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人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运用独特的智慧，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创造了生态哲学思想、生态伦理思想等宝贵的理论财富，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化，蕴含着深远而丰富的生态智慧。梳理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认真研究其中的生态智慧，汲取并发扬这种生态智慧，对解决新时代生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十九大报告和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上，习近平深刻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掀起了学界生态研究的热潮。但是，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于古代生态智慧及其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研究在系统性、整体性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在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研究和阐述方面，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儒道佛三家的生态思想研究上，很少有人对它们进行整合性研究。若要从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有意义的生态思想，就不应该单纯研究儒家或道家或佛教或法家的生态思想，而应当融合几家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更全面地发挥它们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作用。本文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整体性出发，系统地对中国古代生态智慧进行归纳、总结，并把它们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比较，发现它们的共性，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一、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主要内容

几千年前，中国古人就有了尊重自然、适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内含在儒释道学说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1]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合理元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人合一”的自然本体观

“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最高追求，它强调人与自然要和平共处。现代人总是试图利用科学技术去征服和掠夺自然，而我们的先人却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告诉我们，人只是宇宙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密切相关。

古代学者曾提出过一系列的生态思想，他们将“天”“地”“人”放在同等位置，肯定人与世间万物在本源上具有一致性。如《周易》六十四卦，每卦都由“天地人”共同组成，象征着“天地人”共存的一个整体，即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都遵循共同的规律。《序卦》中说“天地絪緼,万物化醇”，即生长万物乃是天地的本性，人也是自然的产物；《杂卦》中还写到:“干刚坤柔，比乐师忧”，即干为刚，坤为柔，如果双方能够和谐统一,就会带来欢乐，反之若互相对抗，则会带来忧患。

“天人合一”思想源远流长。儒家的生态智慧在“天人合一”思想中表现最为突出。在儒家观念中，上天之德为“仁德”，而“仁德”的本质就是生生不息，能够“生物成物”；正是在上天“仁德”的庇佑下，人与万物才得以生成，所以人与自然万物在本源上是一致的，即“源于天”，正因为这一点，人需要不断扩充上天赋予的德行，才能达到“知人之本性，知天性”的目的。通过研读儒家诸多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著作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2]P70，认为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就懂得了天性，天性与人性是一致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将天人关系概括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3]1180，认为以类来划分，天和人为一类；北宋程颢、程颐在《二程集》中写到“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4]2764，认为天人本是一体,不必说合一。道家学派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老子用一气贯通的方法，描述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60；庄子在老子“道法自然”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6]33的思想，认为人要顺应自然，自然与人是一体的。

总之，古代先贤们将人与自然捆绑在一起，认为两者互为一体，强调人要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是新时代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取用有节”的生态保护观

在人类生产力水平还十分落后的古代，人们就提倡控制自己的欲望，本着适度的原则去开发自然资源。

儒家主张取用有节，也就是说，对于大自然的资源，索取要适度，使用要节约。《论语·学而》中提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7]61孔子说君子不要讲究衣食住行，吃的方面能够果腹就好，住的方面也不需要太安逸，体现了孔子对生活的态度。孔子还主张人们不要过度向自然界索取，而是要过节俭的生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对自然资源的爱惜。孔子把节约作为君子的美德，认为“君子惠而不费”[8]131，即有道德的人会给别人带来恩惠和帮助，而自己却不浪费。荀子也高度赞扬节俭的生活态度，从统治者的角度提出“强本而节用”的观点，认为人们在努力生产的同时还要节约使用，如果能做到开源节流，则可以国富民强。

道家同样主张节俭，反对浪费。老子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节用的重要性。他认为，过多的贪欲于人有百害而无一利，“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5]245，而“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5]241。老子认为自然界本身有一种平衡存在，如果这种平衡遭到轻微的破坏，它本身是可以自行调节的，但如果人的欲望不加以节制而破坏了平衡的限度，那么，就会造成危险的后果，因此，人类要“知止知足”，学会克制，本着适度的原则，合理并且最大限度地使用自然资源，确保大自然循环发展。庄子在老子“知止知足”的基础上提出了“知止其所不知，至矣！”[5]91，要求人们了解大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并在大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去活动，才是明智的。庄子还意识到人的贪欲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便提出“少私寡欲”的主张，希望人们能够减少自己的虚荣心和私欲，克制自己的欲望，与自然和平共处。

这些倡导以“俭”为德、“知止知足”、“取用有节”的消费观念，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对待自然、生活的朴素态度，表现为生态智慧。这些生态智慧，一方面提升了公众的内心修养和文化层次，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减少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保护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了生态循环的平衡和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反映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萌芽。正如朱熹所言：“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9]19这与新时代倡导绿色消费的生态观念不谋而合。

(三)“礼法治农”的法制建设观

农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社会变迁和政权更迭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古代，农业的发展与政治、军事的力量成正比，农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才会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战胜对方。但与此同时，如果人口数量过度增长，又会导致过度开发和乱砍滥伐，引发生态失调，以致民不聊生，造成社会动荡。古人意识到了保护生态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于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例如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保护生态环境。这也为我们正确认识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正确处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就有了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据史料记载，大禹曾发布禁令：三月时，不允许拿斧头进山林砍伐，要让草木自然生长，也不允许拿网具到江河、湖泽去捕捞，要让鱼鳖好好成长，维护生态的平衡。殷商时期，城市已经初具规格，人们的日常活动导致了大量的生活垃圾，于是朝庭便出台法律法规，禁止在街道上倾倒生活垃圾，若抓到故意将垃圾丢弃于大街上的人，会砍断其双手。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专门设置林衡、川衡、山虞和泽虞等官职来严格执行保护生态环境的各项法规。商周设立了专门的环卫工人条狼氏，主要负责打扫城市的生活垃圾,保持城市的清洁。周文王还颁布《伐崇令》来保护生态环境，规定对于不服从命令、破坏生态平衡的人一律处死，不得赦免。管仲也从发展经济、强国富民的高度，极力强调保护山林川泽与生物资源，反对过度采伐。他曾说过：破坏封山行为是死罪，不可以赦免，如果有违犯禁令的，严惩。

秦国颁布了一部法律《田律》，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述资源与环境保护，甚至还包括生物资源保护等。唐朝颁布了《唐律》，形成了系统的体系，更加详细而具体地对保护生态环境做了规定。此后，历朝历代的环境保护思想都在继承前代的同时，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颁布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法律法规。这些法规和措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与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共性

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古代先哲所摸索出的关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是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汲取了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中的精髓，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挖掘、梳理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共性，对于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天人合一”的自然本体观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与人类自身的命运密切相关。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是人类单方面地向大自然索取，而应该是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均与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有着紧密的关联：都发源于森林茂密、水源充足、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然而，在一些历史时期，人们并没有认识到生态环境与自身的关系，过度的农业开发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国家衰败，一些文明古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的楼兰地区，由于生态环境良好，河水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大地，还一度出现过辉煌的楼兰文明。然而，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自然资源的需求猛增，森林植被遭到过度砍伐，造成土地荒漠化和水资源日益减少，最后楼兰人不得不离开家乡，楼兰文明也从此消失。事实证明，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习近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规律，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主题，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很显然，习近平这一观点与古代“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自然本体观是内在一致的。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习近平指出，实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我们要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为目标，提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意识，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在我国古代生态思想中，“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关系所能达到的最高理想境界，其核心内涵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习近平深受“天人合一”价值理念的熏陶，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力求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继承与发扬其合理内涵，科学地回答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他所强调的“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0]，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不仅如此，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之中，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今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总之，“和谐共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书和路线图。

（二）“取用有节”的生态保护观与“绿色发展”的生态价值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习近平敏锐地意识到有限的自然资源制约了部分地区的发展，导致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他在公开场合曾多次系统性地引用“取用有节”等传统生态思想，强调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生态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习近平指出：“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过:‘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树立节能就是增加资源、减少污染、造福人类的理念，努力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11]6这是习近平利用传统“取用有节”生态思想来阐发当代节俭观念的生动实例。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拒绝浪费，倡导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青海省考察工作结束时，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11]13他强调，生态环境是不可逆转的，若被破坏很难恢复，我们不能为所欲为或者竭泽而渔，否则就会遭到来自自然的报复。从古至今，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数不胜数，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让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很显然，习近平这一观点与古代生态思想的“取用有节”的生态价值理念不谋而合。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中，习近平将古代生态思想中的“取用有节”生态保护观，吸收发展成为“绿色发展”理念，而“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三）“礼法治农”的法制建设观与“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的生态法制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成就巨大，然而，生态安全问题也随之而来，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甚至成为不能驾驭的达摩克利斯剑。尽管我国已经意识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离不开制度和法律的保驾护航，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日新月异，危害生态环境的因素更加多样化，生态环境保护任务更加艰巨。目前，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依然存在法律不全面、机制不完善、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健康有序推进。为此，习近平提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1]99很显然，习近平这一观点与古代“礼法治农”的生态法制建设观一脉相承。

习近平认为，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保障生态安全。当前的法制建设与环境保护战略不协同，是我国目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不大的重要原因。要改善这一情况，就必须要加快推进法制建设与环境保护协同战略，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法治的力量去保护生态环境，用法律的武器来治理污染。首先，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意识。要把生态红线作为生态环境开发利用的底线，换句话说，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要以生态红线为警戒线，避免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而伤害到人类自身。其次，要完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影响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制定系统全面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包括法律法规，对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

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中，习近平吸收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古代“礼法治农”法治建设观，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12]231，“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这一生态法治观为新时代全面践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夯实了政治思想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有效激活传统生态思想中的生态智慧，让古老的生态思想焕发新的生机，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重大难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三、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经济建设新征程，带来了经济大发展，但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受人们环保意识不强、环保立法滞后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环境保护力度不够，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以致今天人们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时代限制，古代生态思想固然有其局限性，如过于强调自然的地位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顺应、尊重自然甚至敬畏自然却忽略了对自然的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等，但是，古人生态思想所包含的生态智慧，可以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更好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提升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形成生态保护合力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主体始终应该是人民大众。增强人民的生态责任感，帮助人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保护意识，将决定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成效。因此，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化人民的生态责任感、提高人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是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

首先，要树立人民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大自然有着千千万万的生命，他们像人类一样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泽，但在人类的惯性思维中，人类总是忽略自然界并不单独属于人类的事实。正因为人类没有对人类之外的生命给予应有的尊重，才使得人类肆无忌惮地对自然界进行索取，甚至毫不犹豫地选择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短暂的利益，从而导致环境问题经常出现。因此，要树立人民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使人民尊重自然，爱护、保护自然界中千千万万的生命。

其次，要在全社会加强生态文明素质教育。要充分吸收古代生态智慧，面向全社会进行生态文明素质教育，将“天人合一”“取用有节”等生态伦理观灌输给广大群众，让它们入脑入心，引导人民切实认识到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既是自然永存的基础，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提高人民的生态文明素质、生态保护意识，更好地推动人民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再次，要强化人民的生态责任感。生态环境的好坏，人民群众感受最深。要加强宣传教育，让人民深刻意识到任何个人都不能因一己之私而做出任何破坏环境的事情，否则只能自食恶果；要帮助人民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担当意识，教育人民树立“爱护和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的环保理念，增强人民保护环境的责任感、使命感，引导人民深刻认识到爱护环境的重要性，并坚决同损害环境的行为作斗争。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只有树立人民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在全社会加强生态文明素质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强化生态责任感，凝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生态保护合力，才能不断提升全民生态保护意识，把生态环境保护的堤坝建筑得更加牢固。

（二）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提出“治山、治水、治气、治城”的环保“四治”要求。环保“四治”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既体现了现代化城市治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要求，也说明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跟生态环境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发展经济不应该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创新绿色发展新模式，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的必然要求。

从目前状况来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与人类的不合理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经济都是高耗能、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也就是说，为了发展经济，把大自然当作任意支取的原料仓库，忽略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肆意消耗资源。这样做的结果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庄子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13]250，也即所有事物都没有绝对的成与毁：新事物通过代谢而生成，同时就意味着原事物的本有状态走向毁灭。用物质守恒定律来解释万事万物，即物质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态存在转换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我们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也是这样。例如，作为不可再生能源的石油，当它被汽车使用后就消耗了，因为石油的这种消耗，带来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汽车尾气。因此，推行环保、低消耗的生产生活方式，构建生态发展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协同发展模式迫在眉睫。

首先，要树立绿色、节俭、可持续的消费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能力不断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物质欲望膨胀，利己主义、攀比之风、消费主义逐渐盛行。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给生态环境保护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因为当人们沉浸在消费主义的浪潮里时，就会无节制地追求物质消费和感官感受。但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掠夺式的消费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运用我国古代“知止知足、取用有节”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教育人民，引导人民正确把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像古人一样更加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精神生活对于丰富人的内心世界起着重要作用，正如孟子所提出的“养心莫善于寡欲”[14]268，也就是说，减少欲望是修身养性最好的方法，节俭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我们要善于运用古人生态智慧，启发人民、引导人民，帮助他们树立绿色、节俭、可持续的消费观，提高人民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就要摒弃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摒弃传统过度破坏自然环境的生产模式，开发光能、风能、生物能等可再生新能源，大力发展低污染的低碳经济；就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垃圾分类能够有效地减少焚烧、填埋的垃圾量，分离出宝贵的可再生资源，将“废物”变为宝物；垃圾分类能够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资源使用的循环，减轻环境污染，缓解当前环境资源压力。

再次，必须树立“永续利用”的生态观念。习近平强调，“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12]230，“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帐、算长远账、算整体帐、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11]8。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我们一定要尊重自然规律，树立生态修复意识和环保意识；要规划生态修复工程，认真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要搞好植树造林项目，加强荒漠化综合治理，建立全面的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体系；要落实“治山、治水、治气、治城”的环保“四治”要求，坚持以绿色低碳的生态理念发展经济，以科学的生态技术发展生产力，构建生态发展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协同模式，努力做到发展生态有远景、社会生产有效率，使新时代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三）完善生态环境制度建设，增强环境保护约束力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采取多种措施来保护生态环境，特别是要完善生态环境制度建设，增强制度保护约束力。在生态文明法律法规建设中，可以汲取古代生态智慧的合理成分，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生态保护执法监管力度，坚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让制度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从而打赢污染防治这场硬仗，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1.吸取古代生态思想精华,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法》

对《环境保护法》等中的条文条例要进行完善，并与时俱进地补充新的规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法律法规体系。例如，现行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章制度存在行为规范少且处罚量力度小或宽泛的问题，最终造成执法过程随意性大、可操作性差的情况。借鉴古代生态智慧的相关内容，可以进一步界定环境保护责任。例如，古代“道法自然”生态观，强调生产过程必须充分尊重自然规律，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现行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可以借鉴这一观点，对于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都要进行惩处，才能有效约束各类违法行为的发生，进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加快推进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建设也要注重从古代生态智慧中汲取营养。《礼记·王制》说到：“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15]149由此可知，古代生态智慧更多地体现在“节用”上，即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换而言之，也就是人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不浪费自然资源。这些智慧在现代政策制定中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人类若能合理利用煤炭、石油等资源，就会有效改善温室效应以及酸雨情况。古人将这种生态智慧纳入到“王者之法”中，现代人也应该参考古人经验，借鉴古人智慧，将“节用”与“以时”的原则纳入到国家法制中，对任何违背这一思想的行为都要进行惩处，这样才能实现我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构建“仁政王道”的理想社会。

2.运用古代生态智慧,加大生态保护执法监管力度

在环境保护领域，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不严密、执法不到位、惩罚力度不大等原因，普遍存在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而我国古代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均有较为严苛的相关律令。借鉴这些生态环境保护法令的合理内核，对依法保护新时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生态平衡具有巨大的作用。因此，对于当代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犯罪行为，执法部门要加大处罚力度，适度提高量刑标准，从而引发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并威慑潜在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达到防范和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协同推进的目的。

我国古代先贤针对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多种观点，并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并从中寻找有助于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方法，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