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性科学的自我辩护
——以伊恩·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为例

王荣江

(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强调实验室技术和各种仪器设备对科学研究“涉入”和“做成”的主导性作用，认为科学研究不是在表征自然真理而是生产(或做成)产品的过程。问题是，如果不在表征自然真理的意义上来看待科学研究的合理性，那么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对技性科学的合理性提供说明和辩护？哈金(Hacking)的《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合理性辩护的可能性，即，技性科学通过提供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发展实现了自我辩护。这符合库恩关于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合理性是通过其自身的解释力及其共同体的信任度而达到辩护的观点。在库恩之后，许多科学实践哲学家正是沿着这种自我辩护的思路来为科学实践，特别是技性科学的观念提供解释和辩护的，哈金的《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是典型案例。

一、技性科学稳定性的原因

目前，虽然对什么是技性科学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实验科学是技性科学的典型代表，这并无争议；并且实验科学明显地表征了技性科学的主要特征。因此，对实验科学的辩护可以看作对技性科学进行辩护的一个范例、一种策略和路径。在下文中，笔者就以哈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作为技性科学的范例进行阐述。

在哈金那里，实验室科学是有限定的。他强调实验室科学对研究对象的干预的特征而不是传统的表征自然的真理特征。他说：“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1]36也就是说，实验室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很少涉及那些不在人们控制之下、以纯粹状态而发生的现象，强调这些现象是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这样，植物学就不属于实验室科学，但植物生理学却属于；古生物学不是实验室科学，尽管碳定年的测定通常是在实验室进行的，并且在实验室中我们还得用碳定年方法来检验恐龙灭绝的假说。天文学和宇宙学也不属于实验室科学，尽管这些科学也研究影像和图像处理，并创造了许多属于其自身的研究对象，还提供了可以供人进行分析的可传输的数据，但是“它们并没有在实验者创造现象的意义上创造出天文学现象”[1]38。

哈金还把自己对实验室科学的界定，与其他的诸如诺尔-塞蒂娜(Knorr-Cetina)、拉图尔(Latour)等人对实验室科学的定义加以区分，其目的就是要说明自己关注的实验室内部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稳定性，并依此作为为技性科学的典型范例的实验室科学进行辩护。他依此表明和强调，“在我们干预自然、与自然过程的相互作用、预言自然过程中，科学却依旧谦恭地保持着忠诚与可靠的仆人地位”[1]40，即科学的稳定性、积累性这一事实。

为了强调这一点，哈金专门区分了公认的科学“在感觉上或看起来是稳定的”的原因与他的文章所涉及的“更为激进的形而上学的主题无关”这一问题。他列举了三个这方面的原因：一是稳定的“就是那些已经转变为事实、不再拥有眼下利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二是稳定的意义来自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科学的实践像一条多股的绳索。一股可能断掉了，但其他的则完好无损，而绳索本身似乎没有被折断，保持不变”。三是“来自于我们把各种科学要素转变为拉图尔所谓‘黑箱’的实践过程”[1]43-44。

为了说明实验室内部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稳定性，并依此作为为技性科学的典型范例的实验室科学进行辩护，哈金分别作了说明。

“观念”指的是“存在于一个实验的智力要素”，在谈及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理论时，不存在任何单独的问题“观念”和理论“观念”。“事物”指的是研究的或者与研究相关的“物质性要素”，虽然它们并不总是能够最为恰当地被称为“事物”，但“事物”在起作用，它们与“观念”形成鲜明对比。“标记”指的是一个实验的结果，是“可见的印记”，“是区别于他物的标记或符号”，“是写下或印刷的标识或符号”，“是某种性质的指征”，也是“各种目标”，因而，“标记”仅仅是一个简约词，而且带有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使得它可以涵盖许多内容。哈金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把理论和仪器(一种带有某类事物的思想)相混淆，区分仪器和仪器产生的数据以及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也不困难，这些要素明显是有区别的。但是，正是在观念、事物和标记这三个亚类中，“有一些要素则进入混合”，而稳定性就“从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中产生”[1]46。

为了使三个亚类中的要素凸显并展示其相互作用，哈金又对观念、事物、标记作了列举和说明。观念包括问题(要素1)、背景知识(要素2)、系统理论(要素3)、时事性假说(要素4)和仪器的模型化(要素5)；事物包括对象(要素6)、修正的资源(要素7)、探测器(要素8)、工具(要素9)和数据制造器(要素10)；标记和标记的操作包括数据(要素11)、数据评估(要素12)、数据归纳(要素13)、数据分析(要素14)和解释(要素15)。

当然，哈金特别说明了对他所列举的这些“通常可识别的要素”进行概括和说明的一些局限性。首先，在他写该文时，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种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实验室科学的研究资料，对这些资料的加工几乎可以产生任何对实验的一致进行形式上的刻画。他承认，他在该文中对要素力量的概括很可能是极其有限的。其次，他想通过对实验科学要素的列举，尝试一种科学哲学的抽象，但是他发现实验之间的共同性要比他想象的小得多。再次，这些要素的重要性以及其表现形式从一种情形到另外一种情形、从一种科学到另外一种科学都发生着变化。[1]45-46

二、技术要素在相互调节中产生技性科学自我辩护的特性

在阐述各要素相互作用和彼此调节的过程之前，哈金作了一些限制性的说明，以便指出他的做法与别人的不同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

首先，与伽里森把要素2到要素5视为“先于试验过程的公认‘知识’不同”[2]，哈金的实验图景是对任何要素(要素1到要素15，包括先前已有的“知识”)的一种“潜在修正”：许多事情都先于实验建立起来，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工具和统计分析技术；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在永恒不变的意义上建立起来的，随时都可以进行修正。[1]52

其次，哈金认为，必须删除像“世界观”“主题”“主题性假说”“科学推理风格”这类词项，应像开尔文所说的“我们不能够理解一个事物除非我们测量它”和伽利略所说的“大自然这个作者用数学的语言书写宇宙这本大书”那样来呈现和理解外部世界。也就是说，哈金排斥在世界观预设的基础上来描述、表征事物，注重从事物可测量、可量化的视角来呈现事物。依此他关注科学的两面性：(1)期望通过干预世界而发现世界；(2)期望自然以“其自身的”方式运作。[1]52-53他还以加括号的方式分别作了注解，对于前者，理想的干预是带有目的的军事行动；对于后者，借助于力量和启动机制等，以及借助于自然各部分中的主人——奴隶的相互作用方式等。通过这些概念，无论是表现为数学的，还是表现为官僚气的，都为我们提供了世界究竟像什么的图景。

第三，哈金强调，他所关注的仅仅是在“实验中所使用的要素”[1]53，以便于与拉图尔在《行动中的科学》和《实验室生活》中所提供的辩护方式相区别。拉图尔强调实验室内外之间的网络关系和互动关系，二者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缺少任何一方，科学产品都不可能制造出来，经费短缺、计划中断、失去感召力等，都可能使产品半路夭折。在哈金看来，拉图尔的辩护——稳定的科学只能产生于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建立起来的实验室世界——已经令人生厌，因为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不能再坚持认为在实验中所使用的东西，使实验能够进行的东西，或使实验结果推进的东西之间存在什么区别”[1]53。

另外，哈金还强调，尽管他把分类限制在实验室内部，但他所关注的稳定性与研究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论“依旧吻合”。因为，建构论者坚持事实和现象是制造出来的，不是观察得到的；真理的标准是生产出来的，不是原先存在的，即它们坚持科学事实一旦被制造出来，就具有足够的真实性。因此，哈金的科学稳定性的观点是与之类似的，只是角度不同而已。

在作了如上限制后，哈金在与其他论者的比较和区别中阐述了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互动并展现了科学的稳定性。

首先，哈金把自己的研究视为杜恒(Duhem)论题的扩展。杜恒认为，如果一个实验或观察与理论不符，我们可以以两种方法修正理论：要么修正系统性的理论(要素3)，要么修正辅助假说(包括要素4和要素5)。在哈金看来，杜恒所举的修改的例子仅仅是他所列举的15个要素中的一两个；但是，这是可修正事例的开始，这些要素的可修正性及其可塑性大有潜力。

哈金认为，许多研究成果印证了并扩充了他对杜恒论点的认识。皮克林(Pickering)把时事性的假说(要素4)、仪器的模型化(要素5)以及材料视为三种“弹性资源”。[3]基于不同的着眼点，杜恒的一个实验运作的例子被皮克林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重述，也被古丁(Gooding)使用(1)参阅《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三章古丁写的《让力量回归实验》一章的内容，安德鲁·皮克林编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例证中有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自由电荷要么以一个单位电子出现——在电子上的电荷；要么以1/3单位的电子出现——在一个夸克上的电荷，其中的物质就是一个被高度修正了的、用来决定电子上电荷数的油滴设计。该设计划分了靶盘、修正资源和探测器。实验最初的结果与自由电荷的连续性理论相一致。研究者不得不改变他的修正资源(要素7)，又要改变他设计的模型化(要素5)，就是说，他必须与仪器相一致，他必须修正关于仪器如何工作的说明。

皮克林强调仪器、模型化和时事性假说的作用，而阿克曼(Ackermann)则把注意力引向哈金要素群中的其他要素。[4]在《数据、仪器和理论》一文中，阿克曼关注的是数据(要素11)、解释(要素15)和系统理论(要素3)之间的辩证关系。与杜恒相似但与皮克林不同，阿克曼对仪器持有一种消极的态度。他认为，诸多仪器更像是黑箱，更像是产生既定数据的既成设计。在他看来，科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理论来解释数据、根据解释来修正理论，因而他的思想更像是传统的科学哲学。这些要素不是理论的负载，而是人造物，或者是铭写、仪器的产物，即标记。

在陈述了杜恒、皮克林和阿克曼的分析后，在相互对照和比较中，哈金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杜恒、皮克林和阿克曼都是在他提出的15个要素的一个子集内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意义上展开工作的。皮克林倾向于仪器的模型化和仪器的运作；杜恒强调智力要素(要素1—5)；阿克曼则认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理解数据，强调理论和解释辩证的相互包含关系，把仪器和仪器所产生的数据视为某种固定的东西。哈金的做法是，把杜恒论题扩展为15个要素，这些要素在种类上不同，在不同的方式中它们都是弹性资源：我们可以改变问题(要素1)，最为通常的做法是在实验的中间阶段对它们进行修正；数据(要素11)可以按照我们的意图舍弃或筛选；当我们能够根据某种系统理论(要素3)解释哲学数据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些数据是可靠的；对时事性假说(要素4)或仪器的模型化过程(要素5)的任何一个改变，都可能在数据分析中引入新的方法；[1]56等等。

哈金把自己和杜恒、皮克林、拉图尔、阿克曼的这些研究看作“我们制造了仪器，用来生产数据以证实理论；我们用仪器产生符合理论的数据的能力评价仪器”，这种做法“除了把物质性的因素考虑进去之外”，似乎是一种没有什么新意的循环。对此，哈金用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关于应该如何评价演绎和归纳中的总结为自己辩护：“如果一个规则产生出我们不愿意接受的推论，我们就会改变这个规则；如果一个推论与我们不愿意改变的规则冲突，我们就会拒绝这个推论。”[2]56他认为，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在许多事物之间有一个博弈，数据、理论、实验、现象、仪器、数据分析等之间也有一个博弈。

当然，哈金也注意到，要素之间的调节并不意味着稳定，因为再多的数据和调节都不足以证明理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实验室科学的通常经验是，这样做，要素几乎没有什么自由度。虽然所有的15个要素以及更多的其他要素都是可以修正的，但是，让任何一个要素被其他要素所调整时，我们的数据、机器、一致思想，我们的干预就会免受任何其他力量的攻击[1]57。要形成一个共识性的说明是极端困难的，而要形成几个共识性的说明更是超过了我们的智力能力。在哈金看来，哲学的任务很少用来理解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不充分决定性，并且，除了对成熟的实验科学简单的决定性进行解释外，它几乎不能提供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智力结构(要素1到要素5)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纯粹是一个偶然”，鉴于它已经是这个样子，几乎无法改变，尽管“它有可能被代替”[1]57。

一种成熟的实验室科学就是这样的：各种仪器的集合(成套的仪器)与解释这些仪器产生数据的理论携手共进。作为一个偶然出现的事实，成套的仪器和系统的理论彼此培育，未经理论解释的数据就无法产生。在这里没有修正理论的驱动力，因为它已经获得了稳定的数据领域。

由此，哈金得出如下结论：“当理论和实验仪器以彼此匹配和相互自我辩护的方式携手发展时，稳定的实验室科学就产生了。”[1]57当然，哈金也承认，这种共生现象是与人、科学组织以及自然相关的一个权宜性事实。这里，虽然涉及自然，但自然并不以某种积极的方式引起或促进这种共生。

哈金还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扩展，讨论了特殊的和一般的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也许，共生和稳定性是一种偶然性，但它就是现实的实验室科学所呈现的常态；实验室科学可能就属于这样的事业，其自身是停滞的，只有抛弃从前所具有的一切才能得到修正。但这已经不是修正了，而是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范式的转变了。如果不抛弃现存的理论秩序和仪器的配置而阻止停滞，其可能性只能是：新类型的数据得以产生[1]58。这种数据看起来像是产生于探测更精细的微观结构的仪器，而公认的理论又不足以解释这种数据。这时就需要一种具有新类型的新理论，即使新理论得以创立，新理论和新实验相互培育的空间被创造出来，在其自身领域中有用的数据还会保持着它们的正确性并推进稳定科学的发展。在这里，其实先改变的是理论，然后是与之匹配的各种要素和仪器的相应改变。在哈金看来，科学分化的部分原因来自：“现象产生于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技术，而回答不同现象的不同理论之间并没有密切的联系。理论的成熟总是连接着一组现象，最终我们的理论和我们制造、研究、测量现象的方式，在相互培育中相互界定。”[1]58这正是技性科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三、技性科学自我辩护的局限性及其形而上学反思

在哈金的整个表述过程中，使用的是“真的”“真实”“符合”“可靠”“一致”“协调”“契合”“共生”等词汇，避免使用“实在”“真理”这些词汇。对此，哈金作了专门的说明。他说，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仪器和我们的观察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奇特的契合，但它不是关于真理的共识性理论，而是一个关于思想、行动、物质和标记的共生性的理论[1]59。这表明了哈金对实验室科学自我辩护不同的明确取向和观点。

在哈金看来，只有当我们固守最终只有一个终极理论对应着我们的世界时，才能回答下列问题：两个没有共同测量的理论可以同时是真的吗？是不是充其量只有一个是真的，是旧的、成熟的那一个，还是能够说明新数据领域的那个新理论？实际上，我们持有几个系统的、时事性理论，在不同的应用水平上，它们对不同的现象和不同数据领域来说都是真的；理论是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的。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它们是否是真的；我们是发明一些设计来产生数据并孤立或创造现象，不同理论层次的一个网络，对于这些现象来说才可能是真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数据能够被理论解释的时候，它们才能被视为现象，才能是真的。

在这里，哈金明确排斥一个关于真理的理论，而明确主张一种关于思想、行动、物质和标记的共生性理论。当然，哈金并不是在反对真理，也不是反对“真的”这个词的本义(他在该文中一直用“真的”这个词，但他是在各要素与理论相协调的意义上使用的)。他说，对15个要素的一些或全部进行的修改，目的是为了让它们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时性，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解读到这个世界的真理；实验报告通常不是一些预先存在的现象，是实验造就了现象；在被确认的实在与理论之间，并不存在预先组织好的对应；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中抽取出来的现象来说才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他最后说：“仪器运作中所发生的修正过程，无论是物质性的(我们对其进行固定)，还是智力性的(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描述)，都在致力于我们的智力世界和物质世界契合。这就是科学的稳定性。”[1]59

显然，哈金是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层面讨论问题的，这里不涉及实在的本体论问题，或者说是有意回避“世界本来的样子是什么”的预设这样的问题。这也是对传统科学知识真理观的排斥：“科学发现真理，并且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真理一旦被发现就具有了锋芒。”[1]32但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特别是对科学进行研究的新近发展表明，上述的科学知识真理观已经不再能为人们所接受。不过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从17世纪以来，人类已经积聚了如此多的经验的和有用的知识。如何合理地解释和说明上述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呢？特别是当今的科学研究完全受制于技术手段的支配和主导，其合理性何以可能？

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明确提出了这种科学研究的自我辩护的取向和理由，即，“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1]32-33；并且他认为，他是在讨论实验科学的“非常普遍的方面”，以便“对于真理、存在、逻辑、理性以及知识和实在观点的急剧变化给出说明”[1]32。

哈金从杜恒论题开始他的讨论。在哈金看来，杜恒论题是有关理论的论题，但杜恒并没有意识到，科学的发展所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对杜恒论题所隐含着的证据对科学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进行扩展，它就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如何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所以哈金认为，杜恒遗漏了一个充溢着仪器的制造、再造，使仪器得以运行并对之进行反思的丰富世界——一个用拉图尔的话来说——技性科学的世界。在这样充满各种仪器的技性科学中，它已经发展出一个其理论形态、仪器形态和分析形态之间可以彼此有效调节的整体，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而一个“封闭的体系”必然是不可反驳的。[1]33哈金甚至断言，在这样的整体中，“任何理论的检验都是基于与理论相关的、在数据分析模型中发展的仪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理论具有自我辩护性。相应地，仪器的运行标准、分析的正误标准也是严格地与理论相符的”[1]33。而不是与实在相符。

也就是说，技性科学包括哈金所说的实验科学及其理论,不是直接针对这个世界而存在的。人们坚持理论是因为理论对于实验室仪器所产生甚至所制造的现象来说、对于我们设计并用来测量现象的仪器来说，是契合的，因而是真实的。这种“真实”不是理论与现象之间的比较和符合，而是依赖于更进一步的理论，即依赖于关于仪器如何工作的理论和关于如何处理我们得到数据的大量不同的技术理论。用库恩的话说，自然的规律绝不是直接“追随”可辨识的世界，它所捕获的至多是一个理论、模型和近似物的网络，以及对这个网络与我们的仪器和设备相互作用的理解。

在哈金看来，他的观点与实在论通常设定的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世界的真理是相冲突的，并且后者从没有任何一点意义。[1]34现今的科学图景表明，在诸如像实验科学的各种技性科学中，存在着许多不同方式维持着它们的稳定性；作为结果的稳定性，并不是某个伟大真理的一部分，也不是被什么内在的关注、需要或者好奇心驱使的结果。诚如皮克林对哈金所说的，其观点是强调“事实、现象、物质的过程、解释、理论、社会关系等，按照拉图尔的用语(借自马克思)是‘相互产生’的”[5]。大卫·古丁扩展了哈金要素之外的其他系列要素，并称之为一个“实验过程”，表现为“模型、现象、仪器以及对所有这一切进行表征的生产过程”，“这些表征和现象逐渐地聚集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所观察的和所寻求的‘非常满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2)参见《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三章的内容。在实验过程中，正是诸多要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实验科学的稳定性。哈金甚至认为，实验中物质性方面对于这些稳定化过程的作用，要比传统的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们所认为的“重要得多”，因为这种物质性的东西，“一方面在观念中(理论、问题、假说、仪器的心智模型)体现，另一方面体现在标记与标记的操作中(铭写、数据、计算、数据简化、解释等)”；正是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和整合为一，“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事物、观念、数据等稳定的一切”。[1]35

在文章的最后，哈金对自己所主张的辩护观点可能遭到的反驳也作了回应。

首先，成熟的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回答了一些在实验室中被纯化了的现象或创造出来的现象时，会碰到它如何一般化的问题。在哈金看来，在稳定的实验室科学转向实际事物的过程中，经历时间的流逝，没有任何其他事物比我们的成功更加令人瞩目；在工业、医学、军事和生态领域，最具“任务导向”的科学目标都毫无疑问地增强了我们解决那些曾经处在实验室之外的实际知识和技能。即使实验室科学在外部世界应用可能会失败，也不能说明这种应用性是一种偶然，也不能在真理的语境中提出并怀疑它“对什么而言是真的？”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这种忧虑和怀疑来自一种认为真理或世界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形而上学错误，即，认为“如果一种处理可以奏效，那么是因为这个世界或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使其奏效，并且这个东西恰恰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发现并把它应用于世界的东西”。哈金认为，事实不是这样的。成熟的实验室科学对于实验室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是在描述什么，而不是在解释什么。对于所列举的15个要素中间的任何一个，在对科学的每一次检验中，都与对科学的辩护密切相关，而当科学走向成熟时，它们就以一种自我辩护的方式相互调节。在任务导向的研究中，我们想要的是，可重复的设备对于未经驯化的世界也会有良好的效应。但是，并不是什么真理性的东西导致或解释了这种良好的效应。[1]61

其次，归纳问题并不能构成对于实验室科学自我辩护的威胁。在哈金看来，归纳问题不能与明显的易谬性相混淆。除了用过去反思未来的问题之外，我们不能确保存在任何一种不可辩驳的和永恒的自我辩护的实验科学。没有任何的理论和论证可以确保在一个数据领域中的长期稳定性能保证这个稳定性会持续到底。一门实验室科学可能变成极端不稳定的，我们的技术也很有可能终止工作。现象也许不再是一种对我们的强制。但是，从怀疑的意义上看，会发生改变的东西是，我们的仪器不再能派生出与理论相符合的现象。对“为什么要期待未来和过去一样”的这类归纳问题，在实验室科学中、在现象的产生中呈现为一种新的形式，即，“为什么我们应该设计出这样的装置，它们在过去按所设计的方式运行着，在将来，能够保证继续这样运行吗？”[1]63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性科学及其自由辩护的提问方式。

总之，这就是哈金对作为技性科学典型范例的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技性科学完全具有哈金所分析的实验室科学的特点，因而，哈金对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完全可以看作是对技性科学合理性的自我辩护。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哈金是在区分了进行“介入”的实验和进行“表征”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实验室科学进行辩护的。而这一区分并没有充分地对待理论在实验中的工具性作用。[6]这一问题也是技性科学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科学的表征视角转向技性科学的介入视角，不能因为强调“介入”“协调”“稳定性”“做成”而忽视理论的潜在的、先导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