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文化和书法传统视角审视清代状元书法

赵晓娇

状元是封建社会文化的象征与智慧的榜样，引领着庶民的文化意识、社会教育和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清代状元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科举士子，所表现的书法形象，透露的既是个体的书法艺术水准，也是一个时代的书学显现。因此，我们必须要把他还原在历史的语境之中，从地域文化和书法传统中去解析其中的历史根源，才能看清状元书法的本质。正如欧阳中石所言：“我总是说要把中国的书法放在中国大文化背景中来看待，才能看得清楚。”[1]状元干禄书的审美标准势必引领民间的书法意识形态，是普通民众科举进仕的书体衡量尺。反之，状元分布地区的文化观念和书法传统又反作用于官方的人才选拔倾向和书法审美要求，以及状元产生的数量比例。清代科举应试的规定、选拔官吏的要求、帝王对书法的尊崇，使书法成为所有文人士子必习之技。干禄书成为科举应试的书法标准，成为众多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利禄的垫脚石，是一项谋取官阶的技能。因此这种上制下行的书风，给民众提供了更直接的影响和说服力，尤其影响了科举文化兴盛的江、浙、皖地区的书法审美导向。江、浙、皖地区经济富裕、文教传统渊源深厚、书法历史悠久是带动状元产生的重要条件。江浙地区进士人数在全国最多，考取状元几率较高。这些考上的进士又反作用于家乡的文教，并建立了在朝廷的稳固地位，为地区起到楷模带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