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义务教育“遗漏”的村落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发自四川西昌

从喜德县搬下山，靠城市再近一些，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以前）住高山，不通路，读书的时候，上小学要四小时，回去再要四小时，走路。”

比起周遭村落，“牛圈房”的村民显现出更鲜明的教育自豪感，几名受访者都提到，“牛圈房”的孩子，有四十多个读了专科以上，读到大学，甚至个别读了研究生。

六岁半男孩吉色车火想上学。破旧的红色书包挂在家里院子，拉链坏了，好几个月没派上用场。家在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川兴镇东南侧的“牛圈房”，村里316户，来自凉山州17个县，原籍大多偏远贫穷，过去37年里陆续搬迁至此。

“牛圈房”最初只有牛圈，被凹浪河分为山上山下，河两岸少有联系。这些自主搬迁户无法在当地落户，长期处于当地政府管理盲区。

多年来，“牛圈房”的孩子额外交高价，入读当地公立小学与初中。但自2019年起，就连高价也上不了学了。“牛圈房”被认定为饮用水源保护区，不适宜居住，也无法获批报名入学手续。

村民推选的“村长”罗洪尔哈统计过，村子靠近马路这一半有九十余户人家，共有7名初中生、14名小学生受影响。

解决方式有三种：家庭条件较好的，被送去民办学校就读；部分回到原户籍地读书；4名适龄一年级生家庭经济条件过差，目前留家待学。

“空白地”

吉色车火怯生生地说“想上学”，他读过一年幼儿园、一年学前班，普通话是学了的。母亲马日支只能讲彝语，要靠别人帮忙翻译。

马日支与丈夫养育四个孩子，吉色车火最小。平日里，夫妻俩都在西昌市里做建筑工，由于不会说普通话，也不识字，比别的建筑工赚得少些，每个月挣四五千块。他们顾不上照看小儿子，就把他送到几公里外，大兴乡村里的外婆家。坐公交车到大兴乡两块钱，再花三元坐三轮车到村里。

马日支家的情况在“牛圈房”稍显特殊。村里有316户人家，大部分成年村民不出门打工。他们以种田为生，人均七分地，种些水稻、玉米，养些鸡、猪，就近照顾孩子。

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选择落脚的这里是凉山州自主搬迁村的缩影。地图上关于它的标识只有牛圈房公交车站，其余一片空白。

最早的村民是1983年搬来的。凉山州喜德县村民向当地赵家生产队购买牛圈23间、果树近1400株，搬迁至此。罗洪尔哈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一份毛笔字迹的买卖契约，签于1984年。

95岁的罗家修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的搬迁理由：“我的哥哥曾是喜德县政协副主席，我们那个地方特别寒冷，土地不好，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他就到处观察，观察到最后到这儿来了，就发现这个地方有一片小平地，但全部是石堆。”罗家修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早已搬到西昌市内居住，会说一口“川普”。

将荒滩变成田地，花了两代人。“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条河，一分田没有。”74岁的罗洪木牛比划着描述开垦过程，1980年代凹浪河水势较大，搬迁而来的农民们自己做了铁丝网，塞入大块石头，形成了河堤，“将近二十年，一点点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越来越多人搬来“牛圈房”，来源基本涵盖凉山州除木里县、会理县外的17个县，其中喜德县、昭觉县、布托县的搬迁户占总数的60%以上，彼此沾亲带故。

“生活比之前好了几百倍。”罗洪木牛原籍也在喜德县，他的儿子、孙子都在“牛圈房”出生。在后来的脱贫工作中，原籍整个村子易地搬迁，原址退耕还林，已无人烟。

生活是好了，但落户问题，三十多年始终未得到解决。

罗家修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一份1990年的凉山州政府文件复印件，文件显示落户问题已被批准：“按国发（1982）148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有关农村落户问题的请示的通知》第六条规定可以落户。请市政府通知有关部门落实户口，以利安定团结。”

南方周末记者从中国政府网查阅这份通知，发现文件所述第六条规定，应为第五条：凡在农村地区定居的自流人口，当地社队应准予登记落户。自流人口居住比较集中，已经形成村落的，当地政府应加以管理，纳入乡、社体制。

但凉山州政府1990年的这份批复内容，并未得到推进落实。

西昌市常住人口七十多万，其中登记在册的自主搬迁农民超过十万，但真正落户的比率极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村镇所在编制《西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因而产生：迁入地农村公共服务缺口大、村庄整治压力大、社会治理隐患多。

“我们很多编制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是按照户籍人口来算的，不是按照实际人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下称“中国体改会”）公众意见调查部主任冯楚军解释，迁出地承载任务变少，迁入地则面临了两重压力：一是财政压力偏大，二是管理人口偏多。

但他并不认为“自主搬迁”该被当作“问题”，“这是一个时代不同阶段会呈现的大的趋势，是由生产力或者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体改会受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村镇所邀请，开展了自主搬迁专题课题研究。

“向往美好生活，离开低效率的高山地区，到平原地区来种粮食是好事情，农民进城是好事情，易地搬迁也是好事情，有些问题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应该倒逼制度改革。”冯楚军表示，更需要做的是创新制度、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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