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忘记,不要忘记”

2021-01-21 11:20
南方周末 2021-01-21
关键词:纪录片武汉疫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2020年2月5日,首批新冠病毒肺炎轻症患者入住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一名男青年捧读《政治秩序的起源》的照片走红网络,福山也在网上回应。该男子被网友称为“读书哥”。       视觉中国 ❘图

拍摄于疫情期间武汉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纪录片《76天》剧照,一名医护人员用手套制作气球抚慰感染新冠的孩子。     资料图

围绕着疫情的两个关键词“热干面”和“樱花”搜索量极高,一个看似有用,一个看似无用,“没有用的东西真的没用吗?音符也好,樱花也好,是人生多重要的东西,温暖你,给你希望。”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德国学者阿多诺在文集中留下的这句醒世箴言,在2020年被反复引用。后世学者对这句话有多种解读,它们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在灾难深重的时代,文化究竟能扮演什么角色?

美国批评家斯坦纳提出:“我们的文明带来了非人道,宽恕了非人道,我们与那些熟视无睹的东西狼狈为奸;这样的文明是否会丧失对我们称之为文学的这一必不可少的文明奢侈品的拥有权?”英国学者布衣认为阿多诺反对的是将苦难浪漫化的表达:“这首诗是不是有点太感性,有点太悦耳了?”

瘟疫是历史悠久的文学题材,其中不乏薄伽丘的《十日谈》、笛福的《瘟疫年纪事》、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加缪的《鼠疫》这样的经典之作。英国作家马塞尔·泰鲁写道:“自修昔底德以来,我们能从以瘟疫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的主要教训就是,人类应对此类危机的措施和反应都有迹可循。数千年来,疫情肆虐期间的人类行为基本都逃不脱这些模式:惊慌、恐惧、自私、推卸责任、囤积生活用品、偶像崇拜、时刻关注新闻报道中的疫情死亡人数以及禁足期间的无所事事。”

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从戏剧影视到文学出版,传统文化行业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与此同时,与疫情相关的文化创作渐渐产生,纪录片、纪实摄影、音乐、艺术、诗歌、戏剧等领域都出现了相关作品。

“最基本的就是记录和在场”

突如其来的武汉封城之后,最早为疫情留下影像和文字记录的是许多身处其中的普通人。

林文华以网名“蜘蛛猴面包”在微博上发布了《武汉日记》系列Vlog。一开始他只是出于记录生活的习惯,出门采购物资顺便拍下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封城初期的武汉信息闭塞,外界渴望了解其中的情形,千百万人涌入他的微博观看这些短小的纪录片。

后来,林文华开始担任志愿者,接送医护人员,为困于家中的病患送药。他拍下无家可归的打工者、用轮椅推着老伴步行几十公里回家的老爷爷、因父亲病故在街边嚎啕大哭的女孩。

外卖骑手老计把GoPro运动相机别在头盔上,骑电动车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巷,记录下空荡荡的街头和他为医生市民运送物资的情形。他是湖北十堰人,为了春节多赚点钱而留在了武汉,大年初一接到的第一单就是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内科的外卖。李文亮医生去世后,他买了一束鲜花摆放在医院门口。

社工郭晶会去小区附近走走,观察超市、药店、街头巷尾,她在每篇封城日记末尾都会写上:“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联结点,希望可以和更多的人建立联结,一起行动。”

这些个人视角的独特记录本身就是文化作品,它们与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一脉相承——目击者文学。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如同纳粹阴影下的安妮日记、伦敦大火中塞缪尔·佩皮斯的记录、黑死病期间许多普通人的记录,目击者文学是一个充满希望之举,“每一个被记录下的故事都暗含着一个未来的读者”。

纪录片导演范俭曾在采访中说,面对重大的灾难性事件,“最基本的就是记录和在场,留下一个档案。这些档案必须是有作者态度的,必须是有独立性的,它不属于任何的媒体或者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想法,而是属于个人的。我觉得越是个体的记录越有价值,越是个体,越有个人的体验和思考,而且又是多样的。”

“再拉开一点距离”

由于安全问题和获取拍摄许可的难度,专业纪录片人稍迟一些才进入疫区现场。

纪录片导演陈玮曦2020年2月2日抵达武汉,跟随医疗队进入医院,进行了为期28天的拍摄,先后制作成短片《武汉·重症区六层》和长片《76天》。拍摄条件与平时有天壤之别,一套防护服只能支撑四小时的拍摄,最初的困难就是穿脱防护服,需要心理和物质上的各项准备。

陈玮曦发现,他所在的很多媒体群气氛火热、实时分享信息,纪录片群却死气沉沉。“囿于纪录片发行的方式,很多场景可能拍下来也不会立刻发出去。它的公共价值,在‘当下是不如新闻的。”他曾说,“但我不怀疑纪录片能留下来的东西是更个人、更深入、更有档案价值的。它在很多年后仍是值得回看的。”

2月16日,吴钦得到湖北省内医疗队老乡的协助,进入金银潭医院拍摄,这是唯一在疫情最重时进入武汉红区的纪录片团队。这些镜头后来被制作成纪录片《金银潭实拍80天》,记录了疫情风暴中心金银潭医院的真实状况。

这些拍摄者常常要克服内心的内疚感。《金银潭实拍80天》总导演谭海燕受患者李超的委托,帮他寻找失联的亲人。她得知李超的母亲和奶奶已经相继离世,不敢告诉他,直到李超知晓真相,谭海燕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这件事情困扰了我很久,中间一阵子我试图放弃拍摄。我真的受不了,我觉得我去给他们做一点事情甚至买一片药,(都)比把这个东西拍下来对我的意义更重要。”

该片主人公之一敖慕麟是前凤凰卫视记者,全家人感染,父亲病故。疫情结束后,他终于进入医院瞻仰父亲最后停留的病床。“朋友告诉我,父亲的病房会有阳光照进来,于我那里有过希望,但现在是一片废墟。”他在朋友圈里写道,“我要做的不是把废墟抹平铲净,而是把它保存下来,不会忘记,不要忘记。”

不同于前两个作品,范俭的《被遗忘的春天》以丹东社区的三个家庭为拍摄对象,聚焦于家庭关系和更平静的日常生活。如同他之前的作品《活着》表现汶川地震后家庭的自我疗伤和修复,范俭更擅长人情世故和细腻关系,3月中旬开始拍摄时,医院已经趋于平稳,于是他选择了拍摄社区。

“我想用更为抽离的、冷静的方式去面对灾难这个主题,我不想总是用一种离得特别近的方式去看,因为那种方式太多人做了,包括我这次也做了。”范俭说,“我甚至还想,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我可能会再去武汉拍一部影片,再拉开一点距离,应该还是纪录片。”

广为好评的医疗纪录片《人间世》和《中国医生》先后推出了疫情特别篇。《人间世·抗击疫情特别节目》导演范士广对拍摄内容没有任何预设,他与护士们聊天后,干脆决定在医院采访一百个人,讲述一百个真实的抗疫故事。“我们不应该功利性地要拍多宏大的故事,这些属于每一个医护人员的回忆才是最真实的、更能持久的故事。”

纪录片《口罩猎人》用另一个视角关注了疫情之下的众生相。年轻的商人林栋在土耳其采购口罩,携巨资在混乱无序的口罩市场里寻觅商机,凶险程度不亚于军火和毒品交易。记录者花总见证了一幕幕跌宕剧情和一个复杂多面的投机者,讨论纷乱时代之中的道德和人性。

“这些东西能起得了什么作用呢?”

“蜘蛛猴面包”的Vlog发布后,很多人把林文华的微博当作“树洞”,倾诉自己的痛苦,还有人给他寄去防护物品。即便如此,林文华还是经常感到手足无措,“你知道吗? 产生了自我怀疑,我觉得这么多天,拍了这么多视频,但这些东西能起得了什么作用呢?”

事实上,很多忠实的记录经网络传播后,变成了对疫情之下的人们最好的疗愈。武汉国际会展中心首个方舱医院开始转入病人当天,《湖北日报》摄影记者柯皓拍下了一位年轻人阅读《政治秩序的起源》的照片。这张照片广为传播,甚至连书的原作者——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本人也亲自转发评论,给无数人带去精神力量。

其他引起关注的还有摄影师赖鑫琳的一幅作品,湖北省人民医院江文洋医生结束了在方舱的最后一个夜班,他躺在一张空床上,如释重负。大学生志愿者甘俊超的镜头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护送87岁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途中停了下来,让已经住院近一个月的老人欣赏久违的夕阳。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带领团队用66天的时间,为346支援鄂医疗队、4.2万名医护队队员每人拍摄了一张肖像。

音乐是最能抚慰人心的艺术形式之一。《武汉伢》创作者谭旋和段思思都是武汉人,在外地看到封城新闻,当天就创作了这首歌,几日内就在音乐翻唱软件上被用户翻唱了上万次。武汉音乐人冯翔曾经从医十年,他眼看老同学们都在一线,自己却帮不上忙,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名戴口罩的老人在路边拉手风琴的视频,意识到音乐是有力量的,于是在自家阳台上架好手机,自弹自唱几年前创作的武汉方言歌曲《汉阳门花园》。

美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他一直在思索音乐究竟能做什么。他在社交网络上接连演奏了精心挑选的多首古典音乐,命名为《慰藉与希望之歌》。指挥家谭盾在欧洲的飞机上见到国内疫情的报道,创作了《武汉十二锣》,英文名“12:Prayerand Blessing”意为“祈祷与祝福”,寓意人类互相关爱,共渡生命之坎。

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四海一家”全球线上音乐会的启发,音乐人老狼、高晓松等倡议、召集了“相信未来”线上义演。主持人白岩松在直播中提出他的思考:围绕着疫情的两个关键词“热干面”和“樱花”搜索量极高,一个看似有用,一个看似无用,“没有用的东西真的没用吗?音符也好,樱花也好,是人生多重要的东西,温暖你,给你希望。”

“它根源于人类境况的本质”

以疫情为题材的影视剧创作往往需要更长时间,脱钩于现实后留待足够的省思和沉淀。抗疫题材电视剧《在一起》由十个单元故事组成,水准参差不齐,整体口碑尚可;《最美逆行者》则被指性别歧视,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其实,不仅是这两部作品,许多疫情题材的文艺作品都会面临是否煽情过度的讨论。2020年,新冠肺炎的肆虐是全人类的集体记忆,人们无一不在其中遭受过或多或少的情感创痛。因此,文艺作品对这种情感的征用需无比谨慎,如果对人性和社会的刻画单一片面,对观众的同情挥霍无度,自然难脱指摘。

在疫情暴发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尚未见到相关题材的成熟小说面世。作家韩东认为,要求作家现学现卖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要求文学去反映社会上的变化,让二者嵌合在一起,这种思路违背了文学的本质”。

不过文学并未缺席,不少诗人有感而发,在疫情期间创作了诗歌。诗人于坚创作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组诗,包含《“你明白了吗”》《疫病时代》等。《无常》发表于《南方周末》,在他的个人微博上有几十万点击量,诗里写道:“从未算计过谁也不诅咒命运/ 一直在期待生活加冕/小伙子梦想当个生活之王……他不知道什么是虚无在一个春天/死了 戴着蔚蓝色口罩 与天空同款/那是庚子年的春天这一次瘟疫/是非清楚只杀常人”。

作家林白曾在武汉生活多年,2020年2月初开始了“炸裂式写作”。有人劝她不要在兵荒马乱之时写诗,这不是理性的、不是反省的,林白感到难受,全身发抖眼泪哗哗地流,哭完决定继续写。好友巫昂的话令她释怀:“任何时候写诗也许都是残忍的。”

其他受到关注的诗歌还有沈苇的《空荡荡的街头 到处都是方向》、张执浩的《这不是诗》等,诗人臧棣的《第一条死在疫情期间的狗》源自一条新闻,有人害怕动物传染而把宠物狗丢下阳台坠亡。

随着疫情在全球暴发,人类的文化和思想迎来了变革和动荡的关口。历史学家许倬云说,这种不安定和连连死亡的消息,“使大家对于自己正在建立的世界产生怀疑,觉得应该另外有更好的替代品”。东汉末年瘟疫前后,正是佛教思想输入中国最旺的时候。因此他认为,瘟疫不仅会带来经济上的冲击,更会造成极大的思想冲击。

西方思想界围绕疫情及各国政府的应对模式发生了激烈的争鸣。美国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警告,新冠病毒“最令人震惊,最残酷的一面,就是使用制裁,最大限度地增加痛苦,而且这完全是有意识的行为”。意大利学者阿甘本认为一切公共信条和信念都在崩塌,人们不再相信一切,他认为紧急状态结束后,人类也无法重返从前的生活。

我们期盼更多文化作品对疫情之下的人类文明有所反思,这一切还有待时间的催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认为,“许多有关瘟疫和传染病的文学作品把当权者的疏忽、无能或自私呈现为民众愤怒的唯一根源。然而,像笛福和加缪这样最杰出的作家,能够让读者瞥见愤怒浪潮之下还有着政治之外的东西,它根源于人类境况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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