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的典型
——从“罗尔纯现象”谈起

董 昕

罗尔纯，第三代油画家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中国最出色的色彩大师之一，创作风格鲜明，极具辨识度，在国内外数次举办个展，得到学界和大众认可。他一生与时代主流、与艺术市场始终保持着紧密而疏离的奇妙关系，他一度因其风格独特性成为市场宠儿，却又仿佛永远游离在边缘，并随着市场起伏归于平寂甚至被淡忘，曾被称为“罗尔纯现象”。他的艺术人生虽有其特殊性，却也是20世纪下半叶许多艺术家的典型缩影。本文试图以他的经历为切入点，探寻其独特风格的源流和特征，梳理后半生与艺术生态的交织关系，以及他和以他为代表的艺术家群体被时代、被大众淡忘的原因。

罗尔纯 红土 布面油画 73.5 cm×73.5 cm 1980年

一、通往红土的探索之路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艺术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满足和升华”，我们也可以说，罗尔纯的艺术是他被压抑的炽热情感升华的产物。他性格和创作有极大反差，与世无争，少言寡语，即使在自己的个展中也安静地“不似主角”，这样的他在大众刻板印象中应是理性、严谨的传统写实画派忠实卫士，然而他偏以现代主义为切入点，开创属于自己的形式语言，其浓烈色彩、概括夸张的造型、独特的面貌极具辨识度，在20世纪百家争鸣的画坛中立得一席之位，并在风云变幻的艺术市场中获得藏家和大众的认可。看似冲突的元素在他身上有着奇妙和谐，在个人经历的层面，他性格温和甚至顺从，其人生重要转折点都有外力推动的契机，但在艺术方向的选择中，他立场坚定，勇猛前进，在广泛意识形态化的创作环境中逆流而行，“做人老实，画画不能老实” 李苦禅的这句话也可算作罗尔纯人生的精辟总结。

罗尔纯的艺术思想萌芽于小学和苏州美专，小学的校训为“血性”，苏州美专的办学精神为“载美丽文明、洒甘泉热忱”，这种正直热忱的思想和艺术一起根植于血液之中，塑造了艺术家的精神品格。在苏州美专的学习让他获得了深厚的造型写实基础，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5年执教生涯中，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兴趣，与吴冠中等挚友的交往，逐渐明晰了一生以表现为主的艺术选择，随后的几十年他虽然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但初心未改，始终与当时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距甚远，年轻时的经历决定了他毕生道路的方向，他沿此路独自前行，最终探寻出鲜明的个性化风格，呈现出独特魅力。

罗尔纯虽取法西方现代艺术，但他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用精湛的现代油画语言创作出具备中国意蕴和情怀的作品。在80年代之前，罗尔纯经历了漫长的探索期，他无法适应主题性创作方法，在油画语言探索中虽然不断精进探索，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道路，直到“文革”后，他回到湖南家乡，被家乡红土吸引，创作《红土》作品，前半生在油画语言和形式的探索才终于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如果说艺术上也有“根”可以回归的话，我想我的“根”应该归在“乡土味”上”。

罗尔纯对“乡土”的追寻不是独立现象，与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写实主义”美术时间重合，代表了当时一大批艺术家对人道主义精神的表达和关注。罗尔纯的创作虽然自喻为乡土味表达，但有别于乡土写实主义美术乡土题材的特征，更多是借乡土概念来实现绘画语言的转换和落地。“红土“是在他已有艺术领域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在之后的创作中，他突破了物理和时空意义，极大拓宽了“乡土“这一概念的深度和广度，提出的“何处不乡土”的观点，是从湖南老家的红土为根，扩展到云南、新疆甚至世界所有承载民族和集体情感体验的地方，唤起观者情感深处的共鸣。

罗尔纯 新疆之春 布面油画 80 cm×90 cm 2009年

二、唯一的罗尔纯

罗尔纯在美术史上的重要性有着多重含义，20世纪下半叶，在伴随政治态度而占据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题绘画之外，仍有许多艺术家汲取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开展多种艺术实践，做出了有益探索，罗尔纯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从印象派以后的现代主义入手，吸收各流派所长，如凡·高的色彩、塞尚的造型、马蒂斯的线条、莫迪里阿尼的人物等，在色彩、构图、造型等油画语言上，练就了纯熟的功力，同时他将国画中的概括线条和写意笔触注入油画创作中，形成更符合中国审美习惯的精神性表达，与观者形成情感交汇。在东西艺术融合创新方面，罗尔纯做到了“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形成独特的个人面貌，为东西主流学界和大众接受，构建起属于他自己的绘画宇宙。此外，在学院教育和社会美育方面，他和他的作品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激越浓烈的色彩是罗尔纯最为突出的特色，他对色彩的处理主要受后印象派的影响，如凡·高的色彩提纯和塞尚的色彩塑形。他对色彩规律认识和感受，经历了从“客观真实”到“主观真实”的转变，其早期作品经历过灰重色调时期，在之后实验中不断提纯，并强化关系处理，终得协调统一。他将外部表象剥离，表现他心中的物象本质色彩。在他创作成熟期，笔下物象色彩都高度提纯，明亮的色彩已然是艺术家的情感载体，在画面中他弱化空间和体积，大量使用对比色和大色域，建构出高度个人化的色彩系统。在他最具代表性的乡土主题绘画中，画面常为大块面色彩布局，以浓烈的红、黄色调为主，整体画面弥漫着红土高原在强烈日光下的浓郁色彩，极具氛围张力，“营造出一种既醒目响亮又欢快明朗，既抒情宁静温文尔雅又诗意盎然的氛围”。高纯度的色彩输出艺术家高密度的情感，主观化的色彩使艺术家与观众建立了紧密强烈的情感联系，呈现直观的感染力。

在罗尔纯的人物绘画中，与浓烈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瘦而内敛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方法上，他或许受过莫迪里阿尼的启发，拉长人物身体比例，姿态内敛，面部神态沉静，带有若有若无的疏离情绪，但莫迪里阿尼的人物轮廓线条更趋柔顺平滑，罗尔纯的线条则更有力，形体变形夸张有顿挫节奏，内敛而富有张力，隐隐有生命力意欲喷薄而出，更贴合中国人的精神性格。在他的画面里，人物往往不似主角，更像是构成画面整体效果的组成元素，在具象形象基础上，通过减少细部刻画，简略甚至模糊人物五官，凸显出人物的无尽的情绪，与国画中的“留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清晰的模糊感”，颇具表现性意味。人物形象的情绪的“内化“处理，一方面与色彩的“外向”渲染构成了精神层面的“冷暖平衡”，另一方面也符合了传统意义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特征，能充分唤起观者的情感共鸣。他大量的风景写生也明显具备同样特征，丘陵、山峦、树木等保留基本具象特征，再赋予抽象意味的精炼、概括和变形，再现的不仅是客观真实，更是艺术家对物象瞬间感印象，以及丰沛的主观情感。

罗尔纯 阳朔 60 cm×73 cm

罗尔纯高度提炼的概括能力，首先得益于他的速写方法，由于年轻时绘画机会少且珍贵，罗尔纯练就纯熟的“快画法”速写功夫，将速写作为记录的功能性工具，其塑造对象的手法，是从自然对象入手，抽取最富表现特征的因素，将对象加以简约概括，他的很多油画都是在速写基础上完成的，如代表作《岁月》就是在两张小速写头像的基础上完成的，快速的创作方法，注定会抛弃很多细节刻画，但也能保留并呈现艺术家的最初的创作感受，凸显表现性和直观性。另一个主要原因则缘于他在水墨创作上的深厚造诣，将国画中的造型和线条融入油画创作中。受吴作人、李苦禅影响，罗尔纯约在43岁之后开始国画创作，水墨线条的恣意和不可修改给了他启示，也极大影响了他油画中的造型和线条，“油画要从反复修改、深入细致刻画的作画方式中摆脱出来”，他创作国画多先勾勒后泼墨，洒脱放松，人物创作更多似墨戏写之，大笔触直接变形形体，较少见线条反复勾勒。禽鸟类如雄鹰、公鸡形象可见深受李苦禅的影响，用笔遒劲，造型夸张，在动态中凸显生动性和力量感。油画多用体面塑造用笔，而他则将国画毛笔中的皴擦点染带入到油画创作中，并在油画中叠加了写意国画中的敏锐和意趣。如在晚年创作的《桂林山水》中，他用油画营造出青绿山水的清雅之味，远景用蓝色勾勒山顶轮廓，山体用丰富的绿色皴搓涂抹，颇有中国传统意趣，画面不仅具备了西方体系中的抽象美和形式美，也与中国画的意境美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与同时期很多艺术家相比，罗尔纯较早受到主流关注和认可，早在中央美院任教时即有许多评论家对其风格给予积极肯定，并陆续举办联展或小型个展，能在写实为主的创作环境中获得主流认可，有其自身必然性，首先源于他纯熟的绘画语言，有着深厚的功力，在此基础上，他突破了艺术的时空、地理、流派等限制，他作品中既有西方流派的浓烈色彩，也有中国笔墨的无限意趣，这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他在所谓的“形式和内容”之间找到了平衡，通过各类技法的融合探索，最终形成了收放自如，张弛有度，富有节奏的效果，做到了具象形象的抽象美表达。他从红土入手，避免落入形式主义的空洞，将形式美落地到生活中，但又赋予其更高的精神性表达，如评论家迈克·苏利文所评：“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罗尔纯看来不属于任何学院或流派，他一直遵循着自己的风格。”在相对保守的写实主义和激进的现代主义的博弈中，罗尔纯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在学院教育方面，罗尔纯也和创作一样，有着清晰坚定的态度。他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第三油画工作室教学后，对当时学院艺术教学的利弊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并对画室改革提出了有效建议。他认为画室教学虽有利于艺术传承和教授，但容易陷入固定风格承袭的窠臼，要培养有创新性、创造性的人才，需要做到因材施教、细化画室分类教学模式、创新课程学习和学分标准，科学完善专业资料、允许学生变换画室等，他的诸多建议一方面能够从制度上保证专业研究和教育的深入，另一方面主张给学生极大的主动性，即使放到今天也仍具备现实指导性；在大众美育方面，罗尔纯笔下具象形象和抽象美色彩的“组合”，应和了当时主流大众的审美习惯，同时借由20世纪下半叶艺术市场的兴起、宣传媒介和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革新，他的作品和风格通过展览、拍卖、印刷等渠道，为更多大众认识、熟悉并接纳。通过他对中西艺术的“调和”，增加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可读性”，拉近了其与中国大众的心理距离，并丰富了大众艺术认知的层次。作为老师和艺术家的罗尔纯，在学院和社会美育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

三、从聚光灯下到青灯黄卷

罗尔纯 村郊 91 cm×65 cm

在艺术人生之外，罗尔纯的市场人生也同样有着典型意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艺术生态不断完善，艺术市场已不再是洪水猛兽，艺术和商业有了更多元紧密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家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市场中，他们地位、声望的建立，甚至是艺术事业的发展都和这个庞大的艺术商业体系紧密相连。罗尔纯声望的高峰，正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阶段重合，甚至他的创作周期起伏，在自身持续的学术探索外，也与市场相互印证。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临近退休的罗尔纯获得更多自由创作时间，加之“红土”创作方向的明晰，他逐渐进入作品高产期，完成了《望》《傍水人家》《岁月》等代表作品，彼时的美术界虽然有乡土写实主义、伤痕美术、新潮美术等各类思潮，但反映在市场上，港台地区和海外藏家仍旧占据市场主流话语权，加之新媒体的发展和公共参与的广泛度，那些直观表达艺术家情绪，引发观众共鸣，同时又不脱离传统审美习惯的现代主义作品显然更受藏家和大众欢迎。罗尔纯作品因其浓烈色彩、平面性、装饰性等各类原因得到关注，但直到2006年和百雅轩开始合作，举办首个大规模个展后，其声名才终于打开。之后由百雅轩作为幕后推手，借助一系列展览和出版对罗尔纯的声望进行推广，先后在苏州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国内知名的美术馆博物馆举办个展，同时他的作品以丝网版画形式进入到中产阶级收藏群体，并在各类出版物和媒体传播中为大众熟悉，罗尔纯迅速被市场接纳并达到声望顶峰，最为代表的是1994年代表作《傍水人家》，同一件作品，2007年他声望初起之时拍卖成交价为143万元，四年后的2011年，也就是罗尔纯名声最盛之际，该画成交价达1012万，达上次拍卖金额的7倍之多。但仅在短短十年后，罗尔纯的名字便不再是市场的高频词汇，2015年他不幸去世后，关于他的研究和后续发展也没有深度展开，作品上拍量、成交量和成交价均较大幅度回落。这中间除却艺术家本人个性等缘由，更有着经济、技术、时代等深层原因，我们可以从他和吴冠中的市场对比中窥得一般。

罗尔纯 傣族女孩 41 cm×58 cm

罗尔纯 栏杆 60 cm×72 cm

彼时吴冠中和罗尔纯两位知音，都与商业机构百雅轩合作推广，且都取得了耀眼的成绩，然则两人的市场人生，在短暂交汇后，走向不同的终点。吴冠中一路高歌挺进明星艺术家阵列，成为那个时代成功的典范，而罗尔纯显然后劲不足，短暂辉煌后逐渐暗淡。这首先是源于两人迥异性格，吴冠中性格激昂、善于表达，并有书写画等多种发声途径，具备主动性，罗尔纯则是将全部感情注入创作中，甚至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作品几乎是他唯一的表达途径；在创作风格上讲，虽然两人都以风景为主，吴冠中创作阶段差异化明显，风格变化大，且多大尺幅创作，较易引发市场关注，创造热点事件，而罗尔纯作品平均尺寸较小，风格变化和缓；再次是两人形式美表达的市场和大众接受程度差异化，同为油画家，吴冠中作品题材多选取典型江南水乡风景，在点线面构成上装饰感和韵律感强，油画创作在面貌上更似水墨，有清雅秀丽之味；罗尔纯以乡土题材为突破口，虽有强烈的表现性为特征，但与吴冠中、与同期很多乡土写实作品相比，介乎平面装饰和叙事写实之间，相对而言受众群体有限。两人作品均通过丝网印刷技术进行复制发行，极大扩展了大众认知度，但是在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受到印刷技术、成本、传播介质的限制，平面化、韵律感、装饰化意味更为凸出的吴冠中作品优势明显，罗尔纯作品色彩虽浓郁，但大色域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也可能被印刷技术限制，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传达；再有在市场发展路线上看，吴冠中属于“墙外开花墙内香”的迂回路径，他的作品经由香港画廊、藏家和国外的运作和发酵，先期获得国际关注度后再返回大陆市场；罗尔纯虽曾和纽约、巴黎等艺术机构合作展览，但由于身体原因提前返国，未能长期合作，而大陆主要由百雅轩一家进行运作，局限性在所难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大陆市场初期发展时追随西方市场判断标准，具备一定的盲从性。随着21世纪后半叶市场泡沫的冷却，市场进入回调冷静期，加之市场关注点对新生代青年画家的转移，除少数如吴冠中等明星艺术家行情仍旧稳定，更多如罗尔纯一样的艺术家则逐步暗淡或退出市场舞台，“罗尔纯现象”表面看来是学术现象和艺术史领域问题，但其与艺术市场发展轨迹也有相互影响关系，并具备更大的普遍性特点。从个案角度看，通过市场运作，罗尔纯获得更多社会关注度，以百雅轩为代表的经销商通过大量推动、筹备美术馆展览和出版事业，获得商业肯定。在2006年9月罗尔纯油画个展之前，其作品拍卖估值最高在25万元，最高成交价为30.8万元。在之后近十年间，随着展览举办次数、规模和机构影响力都不断增加，其拍卖指数和价格也同样水涨船高，最高昂的价格反过来能吸引更大的社会关注度，并强化了艺术家的声望。在20世纪及以后的艺术生态中，艺术家声望的建立需要评论、展览、收藏家、市场等各类因素共同参与完成，同时又是彼此促成的关系，虽然仍有很多艺术家对市场“谈虎色变”，但市场概念早已超越字面含义，成为更复杂、更多元素的立体网络，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以罗尔纯为代表，20世纪的中国仍有许多优秀艺术家有广阔的研究和深入挖掘空间，包括他的学术价值、艺术史价值，以及置身20世纪不可回避的艺术与商业交织下的总体评价，尤其是以从现代主义流派中汲取营养的艺术家群体为甚，如吴大羽、林风眠、卫天霖、沙耆，甚至包括赵无极、朱德群等国外“回流”艺术家，虽然他们中有许多通过“曲线救国”的路径，被海外和港台收藏群体“引”回大陆市场，但他们在大众审美习惯土壤中仍显“水土不服”，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从表象看他们的创作脱离政治性语境，与救国图存和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氛围格格不入；其次他们普遍从印象派之后的西方现代主义汲取养分，努力将东西方艺术进行精神性融合，并将与个人或者集体生活、信仰和知识体系紧密建构其中，即便具备强烈的现实关怀，但外化到体现形式和题材中往往具有隐喻性，不具备叙事和直观诉说的功能，这对以写实为主流审美的大众来说，仍旧需要一个很久的接受过程。我们看到，艺术市场的介入虽给艺术创作带来诸多弊端，但也会有一部分不属于主流的艺术家，因为被资本和大众关注得以被发现、被研究，这是艺术市场的积极意义。此外，在艺术网络更加立体多元的当下，如何反观历史，挖掘更多的“遗珠艺术家”，并总结经验，更有效地利用当下艺术生态，促进艺术家和市场生态下其他因素的良性互生，也是对所有艺术从业者提出的更大的课题。

罗尔纯 新疆老人 152 cm×100 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