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及协调关系研究

赖洁瑜

(广州工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850)

一、问题的提出

粤港澳大湾区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并称为世界四大湾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GDP超10万亿元，远超旧金山湾区，逼近纽约湾区，是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并被视为全球经济未来的第四个增长极。自2016年粤港澳三地政府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到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实施，几年间，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经济增长迅猛，在世界湾区经济中独树一帜。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大湾区的经济建设，目标是将大湾区打造成世界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但众多经济数据显示，大湾区内部城市经济增长不平衡，不同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参差不齐。

人口流动是产生区域经济均衡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非均衡是导致人口流动的重要驱动力。[1]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变化既是区域差异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区域差异的两大主要指标。[2]我国经济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转变期，新常态下中国大部分省份面临经济失速甚至负增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典范。当前，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各种优待政策的支持下，大湾区经济和人口中心不断发生迁移。因此，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该区域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演进轨迹，揭示各市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能够更好地掌握大湾区经济和人口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对发挥大湾区独特优势、带动泛珠三角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人口与经济的空间集聚是区域发展的内在规律，均衡与非均衡贯穿于区域发展的全过程，它们相互交替，不断推动区域系统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化。[3]区域协调发展的结果应当是经济与人口分布在空间上趋于一致，而经济与人口分布的分离程度则体现了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国外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较早，其中亚当·斯密[4]提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因和结果是人口的不断增长。通过对泰国、韩国和日本等亚洲经济体的研究，Tsen[5]发现3国的人口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Bucci[6]则运用横向R&D模型对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人口和经济的协调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从人口经济效益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人口红利”状况，探索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规律。[7-9]也有学者通过建立各种计量模型以定量的方式揭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联。[10-12]进入21世纪，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更加丰富，其中重心研究法得到广泛应用。人口重心、经济重心的动态演变能够清晰反映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均衡程度，从而揭示两者的发展规律和联系。目前已有学者从宏观尺度找出我国不同经济区域间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关系。[13-15]还有学者结合重心转移、区位商等方法从中微观尺度刻画我国不同省份和城市的产业、人口与经济的耦合与协调。[16-18]

综上，国外学者主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从宏观层面分析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差异和关联，探讨人口增长与国家经济收入的协调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趋于多元化，但主要以省域为尺度研究我国发达或欠发达地区经济规模、区间收入、产业结构对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演变关系，从市域等中微观层面探索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尚待丰富。目前有学者运用重心分析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产业结构与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及空间分布[19-21]，但却未能解析区域各市人口与经济增长的耦合程度及协调关系。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尝试从更小的市域尺度，运用区域重心分析法、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指数、耦合指数等方法，在ArcMap 10.6软件支持下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的分布特征和迁移轨迹，揭示两者的协调程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研究区域概况与构建模型

(一) 研究区域概况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和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中山、东莞、惠州、江门9市组成，位于东经111°21'18.75-115°24'41.80，北纬24°24'1.67-21°33'59.50，面积合计约5.6万平方公里，约占广东省总面积的31.11%，土地总面积比纽约、旧金山和东京三个湾区的面积总和还大。人口方面，2018年大湾区总人口7115.98 万人，占广东省总人口的58.51%，总人口数量约为其余三大湾区的总和。分布上，人口主要集中在内湾区域，其中广州和深圳的人口总量均超千万，处于第一层级，东莞、佛山和香港人口总量在700万～900万之间，处于第二层级，其余城市人口总量在200万～500万之间，处于第三层级，其中澳门人口不足百万，数量最少。经济方面，2000年以来，大湾区GDP年均增长率达9.4%，远超全国6.6%的平均水平。2018年大湾区GDP达11.37万亿元，人均GDP15.98万元，经济总量位于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之后，排在第三位，但人均GDP在四大湾区中排名最低，这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大湾区内城市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十分明显，香港、澳门、深圳和广州作为中心城市是整个湾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根据2019年广东统计年鉴对各市经济总量的统计，深圳以24168.85亿元位居第一，香港以24000.0亿元位居第二，广州22859.35亿元位居第三。这三个龙头城市体量相当，GDP总量均超过2万亿元，处于第一梯队；佛山和东莞GDP在8000亿～10000亿之间，处于第二梯队；其余6市GDP总量在2000亿～5000亿之间。从地理位置上看，龙头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东岸，西岸发展程度明显不如东岸。整体上，大湾区内部各城市的发展水平差别大，既有香港、澳门、深圳、广州这样遥遥领先的发达经济体，也有江门、肇庆这些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欠发达地区(表1)。

表1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各大城市主要经济指标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资料主要来自 2011～2019年 《广东省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图件数据来自于广东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研究单元为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珠三角9市共 11个研究单元，时间序列为2010～2018年。

(三)模型构建

1. 区域重心模型

地理学中，重心是指区域空间上存在的某一点，该点在各个方向的力量对比中保持相对平衡，重心移动可用于反映地理事物和现象在空间上分布的变化。[22]区域重心法可用以测算区域内某一属性重心的坐标位置，分析不同属性在某一时间序列的重心分布情况，可揭示该属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趋势。

(1)

2.区域重心偏移距离及偏移方向的测算

某年份区域重心偏移距离可采用以下公式进行测算：

(2)

Di为第i年的重心偏移距离；Ji、Wi为第i年区域对应的重心坐标经纬度值；Ji+1、Wi+1为第i+1年区域对应的重心坐标经纬度值；λ是地理坐标转化为平面距离的系数，λ取111.111。

某年份区域重心偏移方向一般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3)

θi表示第i年区域重心移动的角度(-180°<θi<180°)。当θi为0°时表示偏移方向为N；当0°<θi<45°时，偏移方向为NNE；当45°<θi<90°时，偏移方向为ENE；当θi=90°时，偏移方向为E；当90°<θi<135°时，偏移方向为ESE；当135°<θi<180°时，偏移方向为SSE；当θi=180°时，偏移方向为S；当180°<θi<225°时，偏移方向为SSW；当225°<θi<270°时，偏移方向为WSW；当θi=270°时，偏移方向为W；当270°<θi<315°时，偏移方向为WNW；当315°<θi<0°时，偏移方向为NNW。

3.地理集中度模型

地理集中度一般以地理集中指数来表征[24]，用来表明某一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程度，并以此来衡量该项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及其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

(4)

(5)

PPOPi和RGDPi分别表示某年段i地区人口地理集中指数和经济地理集中指数；POPi、GDPi、Li分别表示i地区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和区域面积。

三、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特征

(一) 人口与空间经济重心分布关系

运用公式(1)计算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几何重心为113°19'33.600"E，22°54'52.097"N，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数据，运用公式(2)和公式(3)计算得到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重心轨迹(见表2、图1)。

表2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重心移动状况

图1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空间分布情况

1.人口重心演变轨迹

人口重心位于几何重心的ESE方向，人口重心总体往东南偏北方向偏移，年平均偏移186.92m，人口重心的演变呈波动变化,其中偏离值最大发生在2014～2016年，移动了347.4m。偏离值最小发生在2012～2014年，移动了38.6246m。偏移值最大倍数为10倍。研究期间，人口重心共偏移 700.705m。人口重心偏移于几何重心28.781km，偏移均值为28.404km。

2.经济重心演变轨迹

经济重心位于几何重心ESE方向，年平均偏移1949.62m。经济重心偏移变化明显。经济重心最大移动距离发生在2010～2012年，移动了3579.5m。偏离值最小发生在2012～2014年，偏离871.44m。偏离值最大倍数为4.1倍。经济重心偏移方向的总体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0～2016年)向西北方向偏移4882m；第二阶(2016～2018年)向东南方向偏移2205.7m。8年间经济重心共偏移2708m。经济重心距离几何重心48.132km，偏移均值为47.649km。

3.人口与经济重心分布特征

人口重心、经济重心与几何重心的关系说明人口和经济的集聚情况。通过对比图表数据可知，研究期间，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均明显偏离于几何重心，且均落在几何重心的ESE方向。该地区位于珠江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中部腹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资源丰富、产业结构多样化，人口吸引力强，经济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具有明显的优势，是大湾区人口和经济集聚度最高的区域。根据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偏离的距离和方向，大湾区人口和经济的耦合过程可分为收敛阶段(2010～2016年)和分离阶段(2016～2018年)。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先反向移动后同向移动，表明人口与经济协调关系较差。从局部来说，人口主要集聚于广州、深圳、香港、东莞和佛山5市。2010～2018年，大湾区常住人口增量743.5万人，其中深圳(265.5万人)和广州(219.5万人)的人口增量最大，占总增量的65%，人口增幅分别为25.6%和17.27%。大湾区东岸香港、深圳、东莞、广州4市人口约4380.57万人，比西岸6市澳门、珠海、中山、江门、佛山、肇庆的2252.41万人多了将近1倍，人口明显向珠江口东岸集聚。肇庆、江门、惠州3市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边界3极，人口数量最小。数据显示，2010～2018年，3市人口增幅只有2%～5%之间，增长缓慢，而经济增长速度却先快后慢，人口与经济变化明显不同步，并且整体上人口和经济规模均没有上去，差距进一步与中心城市拉大。

城市规模是制约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人口重心偏移的情况可判断，人口主要往珠江口岸的中心城市流动集聚，广州、深圳两地人口吸纳能力最强，靠近中心城市的佛山和东莞对人口的吸引力也较强，其他城市则相对较弱。由此可见，城市规模的大小影响人口和经济的集聚效应。

数据显示，经济重心移动的距离明显大于人口重心，且其移动的方向并不与人口重心移动的方向保持一致，说明比起人口重心，经济重心的移动更具敏感性。这是因为受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经济基础、就业环境、生活条件、户籍制度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人口重心变化缓慢且主要往物质条件更优越的中心城市集聚，这就造成了区位条件略差的边缘城市人口吸引力弱，加剧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匹配。以上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和经济相互协调性较差，经济和人口的集聚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不同步。

(二)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耦合关系

区域重心虽然可从总体上体现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特征，但无法准确地把握湾区内各市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程度，因此，本文运用式(4)和式(5)，分别测算该11个单元的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指数，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得到表3，进而以当年集中度的0.5倍平均值、1倍均值、1.5倍平均值作为切分点，分成4组[25]，对应一级(≤0.5倍均值)、二级(0.5倍均值, 1倍均值)、三级(1倍均值—1.5倍均值)、四级(>1.5倍均值)，并制作空间分布图(见图 2 )。

表3 2010～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指数

图2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指数分级

1.经济地理集中度分布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地理集中度内部差异巨大。从整体上看，经济地理集中指数整体呈现先降(2010～2014年)后升(2014～2018年)的规律，这表明区域经济活动的集中程度经历了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2010年与2018年相比，深圳、广州、惠州、珠海和江门5市经济集中指数均有所上升，经济集中关系越加紧密；香港、东莞、佛山、中山4市则有所下降，经济集中关系出现松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由于中心城市在大力推动经济建设后，虹吸效应增强，影响了周边地区的经济集聚情况。从指数分级来看，澳门经济地理集中度最高，为四级城市，经济极化明显。香港和深圳为二级和三级城市。一级城市有8个，其中肇庆、江门、惠州3市经济集中度最低。广州虽在数值上被划分为一级城市，但其经济地理集中度与其他一级城市差距较大，是最小值肇庆的28倍。从区域上看，经济集中度高值落在由香港—深圳—东莞—广州形成的经济轴线上。

2.人口地理集中度分布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地理集中度总体上很不均匀，人口地理集中度高值区域在珠江口东岸地区，且东西两岸差距较大。从指数分级来看，2010～2018年，澳门和香港稳定保持为最高的四级，深圳则由三级升为四级，其余区域保持不变。从数值上看，2018年深圳和珠海两市的人口地理集中度明显较2010年所有提高，其余区域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江门、东莞、惠州、中山、香港5市，分别下降19.33%、17.89%、15.85%、14.4%和13.9%。整体上，大湾区各个城市规模差距明显，研究期内，虽然大湾区内所有城市的常住人口都有所增长，但人口明显向腹部中心城市流动集聚。

3.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相关性分析

存在偏差和关联是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的总体表现[26]，为了进一步说明两者的辩证关系，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对2010年、2014年和2018年的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指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方程：2010年RGDP=0.9914Rpopi -0.0655，R2=0.9448；2014年，RGDP =0.9861RGDPi -0.0693,R2=0.9344；2018年RGDP =0.9931Rpopi -0.0611,R2=0.9497。相关系数R2>0.9，且相关性在增强，说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关系紧密，两者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三)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耦合类型和关系研究

为了分析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关系，在表3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耦合指数γi以表征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的关系(公式6)，用maxmain归一化方法对计算结果进行处理得到表4，并根据各级数值在数轴上的分布和集聚情况，拟将耦合指数的0.5倍平均值、1.5倍平均值作为切分点，分成3组，对应经济滞后型(≤0.5倍均值)、协调发展型(0.5倍均值—1.5倍均值)、经济超前型(>1.5倍均值)[27]，如图3。

(6)

Ri(GDP)和Ri(POP)分别表示某年段i地区经济地理集中指数和人口地理集中指数。

从耦合类型看，2010～2018年城市耦合类型的划分整体上呈现稳中有变的发展状态。其中澳门和香港均被划为经济超前型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三市始终保持为协调发展型，表明这些城市的人口和经济重心迁移的契合度高、集聚效应强，整体上呈现平稳向上的发展态势。而惠州、肇庆、江门、东莞经济滞后型城市的角色始终没变，说明这些城市的经济与人口的聚集性弱、流动协调性差。佛山和中山两市则在协调型和滞后型之间变化，说明两市经济和人口发展变化较大，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空间移动具有不稳定性。从耦合指数水平看，整体发展可划分为2010～2014年、2014～2018年两个阶段。2010～2014年，各地耦合水平整体衰减，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变弱。深入分析可知，主要原因是人口整体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导致二者耦合度下降。2014～2018年，各地耦合水平整体上升，高水平耦合地区范围有所扩展，但是肇庆、惠州、江门3地的耦合指数与高水平地区差距进一步增大，其背后的原因是该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与中心市区的联动性偏少。从局部看，2010年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高水平地区主要是香港和澳门；中等水平呈现分散分布状况；低水平地区主要集中在大湾区地理边界的肇庆、惠州、江门和东莞。2018年，耦合高值地区则呈现以港深、广佛、澳珠组成的3极点结构，3极点向周围递减，且离极点越远，其耦合水平越低。此外，大湾区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还存在一条轴线关系，处于珠江口东岸的香港—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形成一条明显的轴线，处于轴线上的城市耦合度高，且耦合值符合“距离衰减法则”，即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

经济与人口之间总是相互依存和制约、相互影响和支撑的。一方面，经济离不开人口，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数量，就不可能有任何经济的物质生活和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水平制约着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以及迁移状况。从耦合指数演变发展状况来看，经济与人口的发展并非同步同向变化的。一直以来，广州是省会城市、深圳是经济特区，而香港和澳门作为国际性都会和知名旅游城市是大湾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些城市人口与经济耦合度非常高，而临近广深的东莞和中山耦合值同样处于较高水平，这说明中心城市对于周边临近地区的辐射作用是显著的。但是，人口与经济契合度越高，关系越密切，其相互制约和阻碍作用也越加突出地显现。其具体表现为港深、广佛、澳珠所形成的3极点区域保持高耦合状态，而位处大湾区边界的肇庆、惠州、江门，中部的中山和东莞，这些区域耦合值却处于低水平。一方面，这些区域人口增长缓慢，而经济增长则有快有慢，这表明经济落后地区人口和经济增长总是互不匹配，协调性差；另一方面，还由于3极点区域的极化作用和虹吸效应，影响了对周边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

表4 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耦合指数

图3 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类型

四、结论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重心位于几何重心的ESE方向，距几何重心约29公里，研究期间一直向东南方向偏移；经济重心同样位于几何重心的ESE方向，距几何重心约48公里，移动轨迹先向西北方向偏移，然后向东南方向偏移。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移动方向不同步，且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人口重心，这说明大湾区的经济和人口集聚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同步，人口和经济相互不协调。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总体上不均匀，但最高值均落在珠江口东岸由香港—深圳—广州—东莞形成的轴线上。澳门和香港经济地理集中度最高，极化明显；深圳的经济地理集中度上升明显。人口地理集度中除深圳、珠海两地在增加外，其余地区整体呈下降趋势，人口正向腹部中心城市流动。根据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指数回归方程得到的相关性系数显示，2010、2014、2018年的相关性系数均大于0.9，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耦合关系显著相关。

根据耦合指数的区间切分，粤港澳大湾区可划分为经济超前型、协调发展型和经济滞后型3类区域。耦合指数越大，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耦合关系越紧密。经济滞后型区域的共同特征是人口地理集中度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而经济地理集中度有增有减，且变化幅度大小不一，说明该地区的人口与经济协调性差。经济超前型和协调型区域，经济和人口具有着共同发展的特征，且保持较高水平的耦合关系，并带动和影响周边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性。从整体看，耦合指数呈现“3极点+1轴线”的空间结构。

五、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加大对副中心城市的培育力度，以产业互补与协同促进区内经济均衡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定位各不相同，各有独特的优势和支撑产业，但是城市间经济发展程度差距大。[28]大湾区人口与经济集中指数表明，腹部核心城市对人才和资源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因此，对大湾区来说，除了深圳、广州、澳门和香港这些中心城市，更应加大重视广大东部、北部和西部地区副中心城市的培育，并大力促进经济滞后地区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增强城市间的产业协同关系，增强区域间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活力，弱化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和极化作用，使大湾区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如东莞制造业发达，是区内的制造业强市，顶尖的电子信息生产商位于深莞城市圈内，如国际著名的华为、中兴和大疆等，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具有先天优势。而惠州作为港口城市，海运便利，且背靠能源需求量巨大的深圳、广州，因此，石油化工可成为惠州的优势产业。珠海和佛山是珠三角地区重要的机械制造加工基地，电气机械产业比较突出。肇庆的电力、热力等资源具有明显优势。江门拥有良好的土地和人口资源禀赋，机电、纺织服装、食品、造纸、建材等产业较为发达，且产业集聚明显，规模较大。中山市原本就以轻制造业为经济基础，制造业优势明显，所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是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立足于自身产业基础，发展相对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实现产业互补和协同，提高地区吸引力，能够有效激发城市群发展动能，促进区内经济均衡发展。

(二)优化交通网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交通区位条件是影响人口和经济集聚的重要因素。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分类结果表明，经济滞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大湾区边界地区，这些区域交通可达性差。外向型经济使粤港澳大湾区对港口航运条件依赖度高。目前，港珠澳、深惠、广佛三大机场群和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三大港口均集中在大湾区腹部、珠江口东岸区域，广州、深圳和香港处于核心位置，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形成以广州、香港、澳门三地为聚集的三角形结构。优越的海陆空交通条件使得粤港深三地的交通运输能力明显强于其他地区，更有利于吸附产业，带动经济和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拉大了与边缘城市的差距。因此，应尽快改善经济滞后区域的交通条件，建设以珠江口岸为基点，广州、深圳为枢纽，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等级公路为主体的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加强建设粤东西北至周边省区的综合运输通道，将整个环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的地区连接起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地面交通网络一体化，强化珠三角中部都会辐射力，进一步带动周边地区经济腾飞。

(三)发展先进制造业，让第二产业成为吸纳人口的利器

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关系表明，经济发展决定了区域内人口的容量和密度，而人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其数量、质量、分布、密度等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29]近年来，大湾区创新驱动和产业聚集能力进一步增强，产业溢出、产业辐射、产业转移进一步加快[30]，并吸引大量优秀劳动力和人才集聚。数据显示，虽然近10年来大湾区11市均出现常住人口正增长，但是三大产业对人口的吸引力存在很大差别。数据显示，大湾区内各城市三大产业发展不均衡，第三产业人口增量明显高于第二产业。[31]其中，港澳以金融和服务业为主，制造业空心化严重，人口增量主要在第三产业。广州和深圳的第二产业人口增量明显也不如第三产业。珠海、东莞第二产业较快增长，高新技术工业企业发展势头良好，GDP增速分别为7.2%和6.4%。而中山、江门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出现负增长，GDP增速只有4.2%和1.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江门和中山经济增速乏力，某种程度上与其第二产业发展“失速”有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转变，第三产业发展迅猛，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必定要协调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大湾区各市尤其是经济滞后区域，不仅需要关注人口增长数量，出台配套户籍和人才引进政策，完善教育、医疗产业，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营商环境，还要重视人口增长质量，大力发展第二产业，让第二产业成为吸纳人口的利器，支撑大湾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四)加快制度融合与创新，推动区域一体化

粤、港、澳三地处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进程，是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关税，四个核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两岸三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不但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地区间交易成本，而且阻碍了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和创新资源的自由流通，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大湾区城市间的合作分工和人才的流动。虽然粤港澳三地各有独特的地理优势，经济层面有着很强的经贸互补潜力，然而随着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广东的生产总值已远超港澳，经济格局重新调整，经济地位被重新排序，致使两岸三地的合作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时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上，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对粤港澳三地的合作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纵观粤港澳三地的协同发展史，从早期地方政府的合作上升为由国家主导，从促进地方经贸往来向世界一流湾区迈进，时代赋予了两岸三地不同的发展命题，积极解决障碍和藩篱是摆在发展前面的问题。因此，大湾区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引导作用，平衡多方主体利益，加快粤港澳三地的制度融合与创新。既要减少城市间资源整合的障碍，增强制度的衔接和协同，又要消除制约大湾区经济的体制性和机制性弊病，推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有特色的新经济模式，将区域间合作提升至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