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間国宝”认定制度对苏州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启示
——以苏州发绣和日本陶艺为例

（苏州科技大学 215009）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文化瑰宝，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越来越重视。发绣是起源于苏州的一门传统工艺美术，它于2011年被评为苏州市市级非遗，于2016年被评为江苏省省级非遗。发绣出现于明代，在清初达到鼎盛后走向没落。其主要原因在于发绣在工艺技术和表现题材上主要为白描线条的中国画和佛教像，相对较为单一；且发绣的制作难度较高，需要艺人有较高的艺术素养。近代，发绣经过艺人的改良，开拓了乱针绣针法等，并由单色发展为彩色，在技艺和主题上有所拓展，但仍未能形成规模。据周莹华（2016）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①受众变少；②公众缺少亲身体验发绣制作的途径；③发绣传承人稀少且老龄化严重。这也是许多传统的非遗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保护和传承非遗，苏州市推出了《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出台了针对非遗以及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政策。苏州市第一位市级发绣传承人周莹华的工作室被认证为苏州市发绣保护单位，并在随后的几年间多次举办个人展览会，使传承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同属于工艺美术的日本陶艺与苏州发绣出现的时间相近，在日本的“人間国宝”认定机制保护下，其保护与传承状况和发绣大不相同。日本陶艺是通过高温将粘土塑形而制成陶瓷器的一种技艺。1950年，日本政府出台了《文化財保護法》，其中包含了“人間国宝”认定制度。“人間国宝”认定制度是指政府在重要的非遗传承人中，给予拥有最高技艺的传承人“人間国宝”保持者称号，为其提供政策支持，以使非遗能更好地传承下去的一种非遗保护政策。到2019年为止，日本陶艺共有15个类别被日本政府认定为重要非遗，“人間国宝”保持者为12人，并有1个保护协会。

非遗是通过传承人的创作延续的，保护非遗传承人即保护非遗。苏州的传承人认定制度和日本“人間国宝”认定制度均是针对非遗传承人的制度，具有相似之处。

二、苏州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与日本“人間国宝”认定制度的比较

1.认定流程方面

苏州的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采取自主申报为主，专家考核为辅的方式；日本的“人間国宝”认定制度采取完全以政府调查结果为认定依据的方式。

苏州的非遗项目需要传承人主动申报，自行整理材料并提交，这使得每一个传承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被评为代表性传承人。但这一制度也存在如下弊端。第一，若传承人积极性不高或传承人缺乏通过制度手段保护技艺的意识，便可能出现珍稀的技艺没有申报进而失传的情况。第二，复杂的流程可能会分散传承人的精力，降低传承人的创作效率。

日本对于非遗传承人及传承项目的认定完全由政府决定，认定结果不受传承者自身文化水平、积极性等其他因素影响，评选成功的传承人也更具权威性。但由于这一制度完全依赖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意向，因此对于非遗传承人的评选表现出了较强的主观性。

2.认定对象方面

苏州市的认定制度规定原则上一个科目仅能认定两位非遗传承人，其余人员成为候补。虽然政策中提出对于某些需要群体协作才能完成的项目提供群体认定的认定方式，但并未具体指出这一类认定所需的具体要求。现有的苏州市传承人名录中，尚未出现群体认定的例子。

日本“人間国宝”的认定制度共有三个种类，分别为“各個認定”、“総合認定”、“保持団体認定”。其中，“各個認定”和苏州目前现有的认定制度较为相似。而“総合認定”、“保持団体認定”是对非遗传承人的团体认定，即“群体认定”。例如日本陶艺中“小鹿田焼”的技艺是以代代长子相传，一个村落十户人家使用相同的材料和工艺流程的方法，保证传统的技艺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在这一情况下，日本的认定制度将这一整个村落认定为非遗传承人，名为“小鹿田焼技術保存会”。

与此相比，苏州目前的认定制度更注重个人认定。这可能会引起传承人之间的利益争夺，不利于传承项目的发展。日本针对不同的项目进行不同的认定，操作性较强，有利于不同类型的项目传承，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福利待遇及政府支持方面

苏州市每年投入于非遗保护的费用为800万人民币左右。在宣传方面，苏州市每年都会举办“苏州天工大师系列”展会。以发绣为例，2019年苏州市非遗办公室与苏州博物馆合作举办了发绣艺术展，使得周莹华的发绣作品被更多人知晓。除此之外，苏州市非遗办也设立了官方网站和公众号，定期刊登非遗活动信息。

日本“人間国宝”认定制度每年给予传承人的资助约折合人民币13万元左右。在“人間国宝”宣传方面，日本政府每年举行相关展览，普及非遗。另外，日本于1972年至2015年间，制作了58部有关非遗的纪录片，其目录公布于文化厅官网，在日本各地图书馆均可以观看。日本政府还积极推动拓宽非遗作品的市场。除了博物馆、美术馆，从乐天、雅虎市场到日本高档的商场和画廊均能看到“人間国宝”的作品，其中乐天、雅虎等网站还提供可供购买的作品，其价格折合人民币由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

在对非遗及非遗传承人的资助方面，苏州市每年都有巨大的投入，为开展传承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而日本“人間国宝”在这方面投入相对较少，“人間国宝”保持者仅为那些拥有最高水准技艺的艺人，实际上能获得这笔资金的传承人数量不多。但在对非遗的宣传方面，苏州市的做法没有贴近民众的生活，民众在生活中接触非遗的机会较少，非遗作品缺乏一个完整的销售市场。如发绣在市面上流通的作品数量较少且价格昂贵，普通民众缺乏拥有发绣作品的能力和途径，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民众了解发绣的机会；与此相比，日本采用文化与商业相结合的方式，在宣传非遗的同时，也为非遗的销售提供了渠道。在非展会期间，民众也能在生活中看到非遗，购买非遗作品，使得非遗切身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三、结语

日本的“人間国宝”认定制度自1954年发布以来，经过了数次修订才逐渐走向成熟。苏州的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发布不到5年，还有很多可完善空间，如：可设立专职的调查委员会，采用官方调查为主，自主申报为辅的形式进行非遗传承人的申报；可细化非遗传承人“群体认定”的方式，系统地提出群体认定的概念并确立相应的申报方式；可建立完整的非遗“销售+宣传”市场，如在苏州设立一家政府为主导、企业参与合作的非遗作品专卖店，定期举办宣传活动等。苏州市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发绣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本文以苏州发绣和日本陶艺为例，通过对比苏州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和日本“人間国宝”认定制度，期待不仅能为苏州的发绣，更能为苏州乃至全国所有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尽一分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