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五色，明灭孰可辨
——关于郭沫若斥沈从文为“桃红色作家”事件的疏解

朱华阳 骆羽芯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出版的《抗战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将反动文艺分为“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并对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几位自由主义作家做出点名批判。在柴天改物的关键时期，郭沫若这篇锋芒毕露的批判文章，不仅给这几位作家的命运带来严重影响，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文学批评起了示范效应。尤其是沈从文，在被郭沫若斥为“桃红色作家”后，他的创作和生活便陷入了困境与劫难之中。近几十年来，郭沈之间的这桩历史公案时常引发学界争议，本文拟对其中有关问题进行梳理和解析。

一、缘由与影响——沈从文被斥为“桃红色作家”的历史平议

（一） 郭沫若批判沈从文的缘由

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认定沈从文为“桃红色作家”，看似有理有据。首先，郭沫若认为沈从文的《摘星录》 《看虹录》在内容上是“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①；其次，郭沫若指出沈从文的创作动机“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②；再次，郭沫若指斥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③，并列举了相关证据——在抗战初期高喊“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反对作家从政”，抗战结束后又散播与革命游离的“第四组织”。这样看来，沈从文被称为“反动文艺”中的“桃红小生”似是“实锤”了。但此时地位显赫的郭沫若，把一篇文艺评论写得如此义正辞严和毋庸置辩，那宣判式的话语和横扫一切的气势，足以让被批判者心惊胆寒，很难让人去追究其事实根据和逻辑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