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VS交往理性：中西安全观念的传统与非传统取向

唐亮

（辽宁警察学院 基础教研部 辽宁 大连116036）

“安全问题是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追求的首要价值，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指向”，[1]不同的安全问题催生了不同的安全意识、安全思维，反过来不同的安全意识、安全思维又决定了对安全问题的不同看法，进而也就决定了不同主体在面对、处理安全问题时的不同态度与行为。考察安全问题的语义认知，无论中西方，人们总体上形成的最朴素的安全内涵是：太平无险。[1]然而，由于时空地理、人文、政治、经济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中西方对“太平无险”这一共同安全目标实现之方式却大相径庭，正因如此，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日趋全球化、个体价值取向多元化、网络交流全息化的当下，安全问题已经由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向非传统的“环境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等转化，进而呈现出安全问题史无前例的复杂化。透过这些布织于安全问题之上的纷繁线索，及中西方世界“和合”交往理性安全观与畸形技术理性安全观之博弈，可以明晰中西方历时安全观的不同沿袭与共时嬗变的关键所在。

一、安全概念的传统与非传统认识

之所以安全会成为人类社会热议的话题，在于安全本身在物质实然与精神应然层面一直为人类所依赖与期许。安全观念也因时代变革、社会之需的变迁而表征着不同的演绎路径。归结起来，安全的指涉对象与主导价值这两个基本问题，是任何一种安全观念澄清自我立场不可逾越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