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与中国路径选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①

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加速了重构进程，即投资、贸易的区域化或本土化，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提升本国产业链自主性的政策，加大了全球产业链的断链风险。对于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趋势，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准确判断其生成机理和历史走向。全球产业链实际上正是依托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这三种资本的国际循环而形成的。因而，本文着力于从马克思资本积累与循环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研究全球产业链变局的内在机理、风险产生与防范路径等，以期为我国未雨绸缪，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地位，提供对策建议。

1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内在动因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全球产业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17年特朗普上台，受制于地缘政治与外交因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开始回流。数字时代的到来，包括工业机器人等新兴技术显著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优势。就未来演变方向而言，发达国家将进一步收缩阵线，重新划分产业链的朋友圈。

实际上，发达国家产业链回缩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全球积累遇到了限制。在此之前，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把控研发等核心环节的同时，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把生产过程、零部件、贸易等非核心环节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企业，通过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国际资本循环，构建了霸权性全球产业链。在积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量增长的同时，也促使了结构的变化。其主要矛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全球化之间的矛盾。生产的全球化程度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加深，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必然与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矛盾。第二，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市场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但劳动者被最大限度压榨的工资构成了狭小的消费界限，却又无法实现资本的剩余价值，发达国家的劳动者越来越发觉自己没有分享到全球化红利。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增值空间受到挤压。随着新技术推动的社会生产力被耗尽，资本全球积累的固有矛盾越发激化，利润率进一步下降，资本的投资低迷，导致产业链扩张的停顿。为了恢复利润率，缓解国内紧张的资本关系，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煽动国内民众的逆全球化呼声转嫁矛盾，调整制度关系，为资本积累寻求新的技术突破，这就促使产业链的回缩。

2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风险产生机制

发达国家产业链回缩的背后，是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回流，这使追随并嵌套于全球产业链的我国被动断链，对经济运行造成一系列风险。

2.1 发达国家生产资本内向化对我国产业供给端的影响

生产资本圈是由生产者驱动的生产网络，多出现在诸如汽车、计算机、飞机和电器等产业中。其中，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商是链主。对于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发达国家从经济安全考虑，严控关键原材料、零部件、中间投入品的出口。为了更好地维护高科技领域的垄断积累，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加以遏制，并限制了技术出口。这就导致我国相关产品供应不足，为外国定制的中间产品生产相对过剩。对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发达国家为避免产业空心化加速制造回归本土，这就使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制造业正面临被跨国公司淘汰的危险。

2.2 发达国家商品资本内向化对我国产业需求端的影响

商品资本是由消费者驱动的生产网络，多出现在诸如服装、鞋、玩具、家居设备等产业中。其中，品牌公司与大型零售商是链主。因为只有大企业有实力投入大量资金树立全球性的品牌，进而革新与引领当地的消费偏好。同时，市场需求越来越被大型跨国零售连锁商的销售政策所支配，随着个性化的加强，制造商必须对零售商的多变需求做出响应。我国在这些行业中，大量企业为跨国公司进行贴牌生产，并通过跨国公司的分配渠道销售。由于时尚变化越来越频繁，主要零售商坚持更短的交货期，更关注发挥空间邻近优势，因此发达国家商品资本趋向于回缩，这将会造成我国贴牌生产以及相关产品市场化的萎缩，抑制了内需与外需。

2.3 发达国家货币资本内向化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货币资本是通过证券投资资本进入海外市场实现国际化的，金融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入为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拓宽了渠道，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投资复苏乏力，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中的比重快速下降。近年来，美股多次熔断，美国金融不稳定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引发经济波动，投资不足，这就加强了国内中小企业流动性资金短缺的风险。

3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风险源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我国面临被动脱链的风险，并且暴露出一直以来跟随型国际产业分工模式的局限性，风险源就在于对国外“链主”资本的依赖。发达国家的“链主”通过给我国代工企业提供原材料、设备、金融、设计支持等，让其时刻服务于自身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并且，“链主”千方百计地阻止代工厂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攀升，并牢牢垄断了核心环节。其中，生产资本垄断的是关键零部件、关键工艺、关键材料等，商品资本垄断的是品牌、销售渠道，货币资本垄断的是融资能力。核心环节门槛较高，阻止了外国资本参与竞争，也就不参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形成的利润率平均化进程。如此，“链主”能长期霸占国际超额利润。资本一旦遇到积累限制，链主就会调整现有的产业链结构，毫不留情地踢开代工厂这个梯子。代工厂则会承受“链主”转移的订单下降、成本上升、大量失业等经济压力，而国内尚未培育出相关的“链主”，产业链不能自主可控，进而就会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

4 我国构建产业链集群是国内外大环境下的应然之举

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风险，关键就是要遏制风险源，把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核心环节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集群，进可攻，退可守。产业链集群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以空间为载体的网络式产业链，吸引着产业链中国内外不同环节的企业介入，形成了相对完整、基于本地一体化的产业链。

4.1 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的必然出路

随着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链内向化于本国或邻近国家，为了尽可能地获得比较优势所带来的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其会采用产业链集群专业化生产的方法，由不同的企业在一个特定空间内完成从产品的研发到营销的全过程。由此，过去的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升级为产业链集群之间的较量。并且，资本积累为了突破自身的限制，就会不断寻求新一轮的技术创新，通过基础设施等投资，为资本积累拓展新的盈利空间。因此，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产业紧密结合、高新技术引领的产业链集群，成为我国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的必然选择。

4.2 完善国内产业链资本循环的迫切要求

完善的国内产业链集群在供给上，既有助于防范全球产业链断链带来的供应不足的风险，又能够创造自主创新体系，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风险。在需求上，当外需疲软时，能拉动国内需求；当外需复苏时，能进一步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因而，我国构建完善的产业链集群，能实现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连续循环，规避由于国外资本回缩导致的循环中断，实现本国资本的增值，提升本国产业系统的韧性、延伸性、可控性等。

5 构建我国产业链集群的路径选择

5.1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产业链集群

5.1.1 打造国内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三箭齐发”的产业链集群

首先，构建生产资本主导的产业链集群。针对产业链中处于劣势的关键环节，培育自主研发能力。另外，由大量中小企业完成的加工制造环节也不能忽视，要充分发挥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完善生产配套网络。其次，构建商品资本主导的产业链集群。应积极从贴牌走向创牌，从依赖国外提供的市场，到供应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提高自主品牌制造能力。最后，构建货币资本主导的产业链集群。发动商业银行与各种金融机构成立支持创新的投资类基金推动产业发展。

5.1.2 完善国内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产业链集群的大循环

在国内各个产业链集群内部，要保证产业资本三种职能形态的空间上的并存与时间上的继起，从而推动产业资本不同职能形态的有序循环，实现不同职能形态资本的保值增值，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国内不同产业链集群之间的大循环。应着力于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以及国内完备产业链的形成。构建东部沿海、中西部地区、东北经济圈的国内产业链集群大循环，使这三大区域经济圈形成充分的共振与互动，发挥比较优势，做好“雁阵模式”的产业承接，从而拓展国内产业链的回旋余地。

5.1.3 发挥市场与政府在构建产业链集群的协同效应

在对本土“链主”的塑造上，政府要采用财政、货币、人才引进、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培育具有潜质的企业成长为产业链龙头，并且采用产业保护政策维护其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在产业链集群的塑造上，政府要协助产业链上下游链条的协同，实现产学研、产供销的有机衔接。对关键性领域进行投资与政策扶植的同时，在竞争性领域要破除玻璃门、弹簧门等行政限制，促进统一透明的市场环境的形成，激励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过程中孕育的技术创新力，促使本土“链主”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5.2 构建国内外双循环的产业链集群

5.2.1 引资紧链应强化本地经济联系

我国高水平的开放，除了优化营商环境，还要让外资更好地为我所用，加强本地化联系。只有工业化程度高，满足外资工厂对原材料与零部件需求，才能增加本地的商业机会，推动已经存在的企业发展，促进新企业的建立，拉动本地经济的增长。因此，高水平地引进外资，一方面要完善本地的产业链集群；另一方面，要紧密联系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的协作，全面梳理产业链的关键流程和关键环节，列出企业名录， 有的放矢地招商，避免盲目性和无序性。

5.2.2 塑新链引领“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集群

中国应积极构建并主导“一带一路”的区域产业链集群，转移过剩产能，创造沿线国家的有效需求，进而充分利用国内的生产要素，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沿线国家转移，助推自身向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从而，促使国内产业链集群与“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集群的循环，并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大循环。

5.2.3 数字技术强链实现全球产业链的高效嵌入

对于产品内不同零部件生产的水平分工，数字化模块因其便捷高效的数字网络，可以使复杂技术相对标准化，降低了分散零部件有效连接的技术门槛。对于跨境数字贸易，数字平台可以利用算法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提高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交易效率。区块链等技术压缩空间降低交易成本，帮助企业了解零部件背后的海量信息，物联网等技术能降低监控、匹配成本。因此，我国应尽快研发数字技术在产业链中的应用，高水平嵌入全球产业链，在产业链集群的构建中抢占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