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雯,李志芬
(延安大学 历史系,陕西 延安 716000)
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往源远流长,唐朝时,二者就已有初步接触。在唐后期设立的招揽域外人士的宾贡科中,来自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也有所斩获。今人对其研究较为全面的是高明士的《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兼述科举的起源与东亚士人共同出身之道》,文中对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学子进行了简要梳理。杨希义的《唐代宾贡进士考》、史秀莲的《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党银平的《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谢海平的《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郭丽的《唐代宾贡科新论》等论著对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宾贡科学子也略有涉及。本文将在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往的视域下,探寻唐代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宾贡学子,分析其对后世的影响。
文明问题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以来的全球热门话题之一。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他认为,随着文明之间均势局面的改变,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逐渐形成,国家或民族会围绕着他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将会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1]。与此相反,2001年,中国学者彭树智在《论人类的文明交往》一文中首次提出“文明交往论”的观点。他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既包含着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层面的友好交往,也有不同层次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们在不同的交织与碰撞中,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