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第五届“性别与百年中国 ”学术论坛综述

2021-01-31 11:04侯杰王敏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21年6期

侯杰，王敏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由《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性别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五届“性别与百年中国”学术论坛日前在南开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深圳大学、内蒙古大学、延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南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女子学院、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4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期刊界的8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及其中国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学者们一方面宏观研讨了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另一方面微观探讨了中国妇女/性别研究中的新问题，提出新见解，提供新思路，充分肯定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妇女运动和妇女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成就。

一、百年妇运的新探讨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妇女运动就是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重点领域。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相关研究更是吸引了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法学等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成为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学者们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理论和实践，或整体考察，或专题研究，或分时段阐释，或个案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和维度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成就及经验教训。

南开大学的侯杰、孙岭翔系统考察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男女平等理论探索与创新实践，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把建党前后男女平等的理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变为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内涵的历史进程。该论文丰富、深化了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厦门大学的杜辉、毛清萍和西南政法大学的李勇分别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事业为主题进行整体性研究。杜辉、毛清萍从思想历程、发展成就、基本经验三个层面展开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与时俱进地领导了妇女解放。李勇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变化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政治伦理和关怀伦理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中的两大基本伦理要素和典型特征，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思想不仅实现了从政治伦理占主导地位向关怀伦理占主导地位的转变，而且政治伦理和关怀伦理交织在一起，二者的互动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不断更新变化。

与整体考察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倡导男女平等的学者形成呼应的是，多位学者分时段、分专题具体分析了相关问题。中南民族大学的尹旦萍分析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探索出一条与西方女权运动截然不同的妇女解放道路的。作者指出，早期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运用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探讨中国妇女的解放道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并将其转化为党的妇女运动实践，摆脱了对西方女权主义的依赖。南开大学的柴斌解析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发行的《劳动与妇女》，考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妇女解放理论的探索。作者认为，该刊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妇女解放道路的有益尝试，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的重要来源。

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是学者们比较关心的议题，多位学者进行了专题研讨。广西师范大学的颜小华、胡方莹以广西为例，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思想与实践展开分析。作者指出，妇女参战具有双重价值，不仅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还促进了妇女的觉醒与解放，使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妇女运动经验与统战经验。南京师范大学的李笑以抗战初期具有代表性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为考察对象，从她们的随军生活及相关的战地工作报告中探究中国女性走向前线、参与完成“军民合作”等政治任务的内在动力。陕西师范大学的侯亚伟考察了具有家国情怀的林鹏侠在抗战时期从东南到西北的长途旅行所展现出来的性别意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石二玲着力于分析太行抗日根据地妇女解放的动力结构、展开路径，从地方实践的层面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政策的成功之处。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党校的鲍伯丰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具体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来自南京大学的袁凯琳和来自聊城大学的史晓玲均借助社会性别视角，集中探讨农村妇女工作。史晓玲以山东为中心，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妇女生产动员的情形。袁凯琳通过报刊媒体、文史资料、档案、口述访谈等资料考察了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与农业劳动的互动关系，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农村妇女如何从“持家”走向“建国”，在国家性别话语下从事农业生产的转变。

南开大学的王敏将研究视野转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妇女运动。她充分发掘包括统计数据在内的多种研究资料，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推进、妇女“半边天”作用的发挥情况以及中国在国际妇女事业中的作用等层面，认真总结了新时代中国妇女事业取得的成就。

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或与妇女运动相关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天津商业大学的齐霁、朱行堃聚焦于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的幕后功臣王会悟，肯定了她为中共一大召开所作的独特贡献，并讨论了王会悟为何没有入党的问题。延安大学的聂慧心为阐明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特从其成长环境展开分析，比较细致地考察了其女性解放思想的形成过程。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张樱烁利用丰富的报刊史料，考察了邓颖超在1919—1927年间对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卓越贡献。南开大学的郝光耀对以往很少被关注的邓颖超革命战友、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天津妇女运动领袖王贞儒展开研究。作者借助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对档案、报刊、回忆录的耙梳，建构王贞儒的个人生活史，阐明了其对妇女运动、教育事业、慈善事业的贡献，丰富了学界对王贞儒的了解与研究。

二、重要议题的新思考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也为深化某些重要议题提供了契机。学者们选取新的研究视角，拓宽研究领域，发现新的资料，提出新的观点，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

恋爱、婚姻、家庭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重要议题，已取得诸多学术研究成果，但要想取得新的突破难度比较大。参加本论坛的学者们迎难而上，进行了一些创新性学术实践。南开大学的陈玉娥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邓颖超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婚恋观。作者认为，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恋爱、婚姻、生育等领域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审视与批判，在国家与革命宏大叙事中，建构起体现男女平权思想的婚恋观，为女性重新审视身体、婚姻指出了新的方向。大连海事大学的隋艺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在东北的实践为切入点，剖析了20世纪50年代婚姻变革中社会心理、政治运动与法制之间的关系，展现了个人婚恋被纳入国家权力管控过程中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多重互动，深化了对基层社会变革的认识。重庆大学的张华另辟蹊径，通过对1950年《婚姻法》中劳动生产话语在社会主义爱情建设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和阐释，揭示出社会主义爱情与政治的关系。作者有意避开学者们研究这一议题时比较依赖的政策宣传品、工作总结、小说、戏剧等被高度加工的资料，而以人们关注较少、加工不深的地方民歌资料——1955年编纂出版的《四川歌谣选》为中心展开讨论，让人耳目一新。

女子教育是妇女/性别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在本次论坛上，学者们也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高威重点阐释了近代天津女子教育的嬗变，解读了从传统闺秀教育向新式女子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河北师范大学的张志永将被学术界长期忽视的女教师王非曼纳入研究视野，以王非曼的论著为基本资料，对其家政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系统评述，推进了有关王非曼、教育家政的研究。深圳大学的李兆旭注意到体育教育中的性别问题，通过探讨近代体育对女性形象的重构，剖析了其中性别刻板印象的“破”与“立”及其对体育事业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近代女子体育教育的发展，在破除了人们对女性的“病弱”的刻板印象的同时，树立了“健康美”的新女性形象。但由于男女身心特质的不同，传统女性形象中的“温柔”“弱于男性”等要素延续到了新形象之中，催生出了专门面向女性的体育岗位，同时，也限制了女性体育的发展空间。四川大学的赵艾东利用档案资料，从学生的来源、受教育情况、毕业后的去向等方面对1914—1932年间川边巴塘华西学校的藏汉女学生群体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该校的女学生群体虽小，但她们接受了教育，成为了川边和国家的知识精英，部分女学生毕业后投身地方教育事业和妇女运动，促进了女性的独立与进步。复旦大学的王昭基系统梳理了宁夏回族女童义务教育的研究情况，进而针对目前面临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作者认为，既有研究同质性强，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回族教育，可以发现更多问题并寻找到深化回族女童教育研究的方向。

报刊媒体既可以作为资料，为妇女/性别研究提供支撑，又能够成为研究的对象，为再现报刊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妇女/性别话语的流变等提供了便利。多位学者顺应了这股学术潮流，就“性别与媒介”中的不同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天津师范大学的何睦、江思婷通过对《点石斋画报》所呈现的清末职业女性形象建构特点进行分析，考察了报刊媒体特别是报人在清末女性社会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认为，《点石斋画报》与新兴职业女性都是现代化的产物，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即新兴职业女性群体经由《点石斋画报》的形象塑造、引导性关注，逐渐走向大众视野，成为社会存在。而媒体背后的报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近代女性走向社会的同路人。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李文健把中央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看作一场引导革命意识和行为的媒介行为过程，从传播的视角解读中国共产党对苏区妇女的动员。在整个媒介动员过程中，苏区党政报刊媒体就是组织动员的重要媒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刘广健以1937—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中华报》《中国妇女》等报刊为中心，借助中国共产党对日军在华性暴行的报道，分析了日军性暴行的特点、后果及其影响，揭露了日军的罪行，深化了女性受害史的研究。

众所周知，高中文言文教学十分重要，而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争议的事实。善于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认真进行分析，并找到具体的解决策略是当下急需重点解决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高中文言文教学工作。

解读电影中的性别意涵亦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议题之一，本次论坛中多位学者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杨蓥莹考察了近代中国影像发展中的性别政治变迁，认为民国时期电影的情节铺陈大多选择家庭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围绕女性展开。情景剧往往聚焦于家庭冲突，通过重置城市性别空间以及设立城乡形象二元对立来表达社会变革。作者发现，女性虽是情景剧故事讲述的核心，但一定程度上却沦为被拯救的、被动的、可见的缺席者。南京大学的罗祎英探讨了中国早期银幕中的性别接受问题，包括“性”“性感”的银幕接受合法化、女性银幕魅力的心理解剖以及性别化观看的心理对立与抗辩等议题。作者指出，在有关电影性别化观看的讨论中，女性视角的加入为电影的“性”与“性别”接受开拓了新的理论视野，女性观看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也得以确认。福建师范大学的汪炜炜等人则匠心独运地分析了近代天津女性观影娱乐现象，从女性解放视角解读了电影的文化价值。作者指出，电影娱乐显著地改变了女性的公共娱乐方式，在女性享受公共活动权和社交公开权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滋长出性别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的高翔宇关注到了以王人美为代表的电影女星，考察了传媒制造与自我形塑的交互推动了王人美银幕内外的形象，提出女影星承载着知识界各思想派别赋予的不同程度的政治期待，时局风云悄然影响着民国女影星的生存命运等问题。

在本次论坛中，学者们通过解读文集、诗作、小说、图像等文本，取得新的研究进展。陕西师范大学的郭海文、张平以《奁史》为中心，探究古器物“铃”的性别文化内涵，认为铃对于女子而言，有时是身份象征，有时是心灵寄托，有时又是女子的直接使用物。天津师范大学的乔玉红以明代岭南闺秀刘兰雪为例，分析了其诗作中的自我认同与生命书写，呈现了一个史书之外的性格饱满、有强烈自我认同的、立体的闺秀形象。南开大学的薛英杰介绍了西方汉学界对《红楼梦》中的性别研究情况。针对西方学界在女性优势主题、性别流动性、同性恋描写等问题上出现的错误解读，作者具体分析了相关争议的具体理论背景与发展脉络，从而指出文本误读产生的原因。复旦大学的杨宏雨、王晓冉以五四时期《玩偶之家》的一系列再创作为中心，分析了“娜拉出走”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化，颇有新意。贾平凹在2020年夏季推出的展现当代女性生存样貌的小说《暂坐》，受到南开大学宋雨娟的关注。她借助社会性别视角，深入剖析《暂坐》所塑造的现代女性形象，认为《暂坐》中的女性虽然物质上独立，但事业依靠男性权力者的扶持，精神上依赖男性指点，实际上处于“伪独立”的状态。小说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具有反现实、虚无、符号化的特征，并未塑造出具备现实意义和现代价值的女性形象。南开大学的吴若明在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史的过程中发现，艺术史研究中的女性关注从讨论其作为形象审美的观者，逐渐转向从人文角度探讨其身份认同问题以及艺术背后呈现的社会意义。

三、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近些年来，妇女/性别研究主流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除了持续追寻女性的主体性，将性别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有效范畴外，还将性别引入医疗史、生命史、情感史、儿童史、日常生活史等新兴学术领域，拓宽了妇女/性别研究的思路，成为新的生长点。这一研究趋势在本次论坛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随着医疗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开始把性别研究带入医疗史研究之中，集中体现在将女性身体、妆容、生育、职业等议题纳入考察范围。长期从事女性身体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姚霏与罗晓彤的《女性身体政治化：近代天乳运动研究》一文，揭示出近代天乳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而是一场出于不同政治需求利用女性身体进行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作者认为，近代强国保种的国族话语、革命动员的政治需求、健康话语的回归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天乳运动，而本应成为运动的主体和实践者的女性，却只是运动的接受者，并没有主动权。临沂大学的宋桂花首先对“身体”概念和身体史进行阐释，进而重新审视了革命与“红嫂”身体之间的关系，探析了“红嫂”奉献、解放与规训等多重话语之间的关系及其献身革命的深层动机。作者指出，革命作为政治权力支配了“红嫂”的身体，歌颂也规训着“红嫂”的身体，使其身体政治化、性别化，从而展现了中国妇女解放的艰难、曲折与复杂。南京师范大学的许月依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及相关报刊资料，对近代上海进口化妆品消耗始终居高不下的现象进行解析，认为除去品质、价格及广告宣传的优势之外，还与当时女性“崇洋”的消费心理，以及“摩登”潮流对消费的引领密不可分。

女性生育以及女性医务从业者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河北科技大学的王丽敏通过研究民国时期天津接生者的变革，探讨了官方对近代分娩卫生的治理。作者指出，政府通过实施注册制度和训练政策对传统接生婆群体进行职业改造，同时发展助产教育，培养近代助产士，促使接生者的变革。但由于财力不足、培养机制等问题没有解决，实际效果有限，揭示了分娩卫生在现代化进程中充满了艰难与曲折。首都师范大学的雷永强从避孕节育宣传、孕期、产期及托儿所等方面考察了1949—1965年期间北京女工群体的生育选择及生育待遇情况。作者认为在工业化浪潮中，国家话语引导以及工作中面临的现实困难，导致了女工少生优生的自主生育选择。陕西师范大学的郭海文和王庆愉以百年来不同时期的期刊、小说、影视作品为中心，探寻了女性医务工作者形象的嬗变过程。作者指出，政治经济潮流、性别观念与意识，影响着女医生形象的转变。百年来，女医生群体人数不断增加，女医生逐渐独立化，到21世纪，女性在医疗事业中逐渐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的形象变化既见证了中国百年来的发展演变，也折射出了女性寻求独立自主、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

生命史、情感史作为新的研究领域，受到学界的关注。延安大学的封磊依靠近代编纂的地方志和出版资料，从生命史、性别史、情感史的视角对陕北人生礼仪歌谣中蕴藏的生命意识、性别意识加以解读。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礼仪歌谣成为陕北民众生命周期、性别分工与情感体验过渡和身份转变的媒介，将民众的生活实践、生命进程与情感美学化。南开大学的闫荣娇通过对末代皇帝溥仪儿时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的考察，探究了其情感世界及性格的形成。作者认为，溥仪儿时情感上的多重缺失，造成了其极端的性格，深刻影响了其后来的抉择和际遇。

南开大学的侯杰、庞少哲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儿童进行抗战宣传与组织动员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在抗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借助抗日救国教育、报刊媒体、节日纪念、树立榜样等宣传手段唤醒儿童的抗战意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儿童的主体意识和国族意识得到增强，以多种方式承担起抵抗强敌入侵的任务。华北电力大学的蔡洁从战后难童救济的角度切入，考订儿童漫画《三毛流浪记》走向荧幕前后的相关史实，剖析了风靡一时的“三毛热”背后的隐喻，即社会建设中如何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的探索，引起学者们的思考与热烈讨论。

四、理论方法的新阐释

就妇女/性别研究理论而言，本次论坛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解读与运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妇女基本理论是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重要理论，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努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天津大学的闫涛、李樑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性别正义的问题，认为女性经济不独立是受到“不正义”对待的根源。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作者认为，女性参与劳动，实现经济独立，才能实现社会独立。而妇女获得真正意义的解放和发展，实现性别正义，就必须以消灭阶级剥削和性别压迫为前提。山东科技大学的吴华眉、张英荟梳理了马克思性别观的核心思想，并以马克思性别观为理论工具，从国家、社会、女性主体三个维度分析了当代中国女性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的周媛媛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内容进行阐释，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演进，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女性主义现存的状态，比较深刻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及其中国化。南开大学的聂博文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和批判了近年来颇有争议的“田园女权”话题，引起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作者认为，“田园女权”在理论上不彻底，斗争目标不可行，缺失阶级视角，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无法达到推动性别平等的目的，反而使女性主义受到污名化，阻碍了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其价值则在于揭示出性别平等仍然是中国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次论坛还十分重视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批判的吸收。妇女/性别研究本身具有交叉学科性质，与会专家学者们重视历史学传统实证研究的同时，充分吸收了人类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理论方法，尝试应用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或借助大数据统计，对一些重要性别议题展开研究。内蒙古大学的包英华通过对呼伦贝尔走过半个世纪的18位“铁姑娘”的口述访谈，聚焦牧区“铁姑娘”的个体感受、经历和判断，分析她们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相互依存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柳楚佩通过田野调查，探寻三线建设工厂内迁女职工作为“支援”主体，如何回应各种变化，她们的家庭、婚姻以及日常生活受到怎样的影响，进而考察内迁女职工生活形态的变化。作者揭示了国家政策干预、工厂体制塑造、人际关系影响、传统性别模式制约了内迁女职工的生活形态，从性别维度丰富了学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光明日报》社的王语晗以“性别维度”审视“新革命史”，将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女性文学作品《我在霞村的日子》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发掘女性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作用，以此探讨性别在“新革命史”研究中的实践意义。南京大学的王祖琪通过对荷兰学术期刊NANNÜ:Men,WomenandGenderinChina的相关刊载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从“他者”视角，分析了20多年来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流行趋势。作者剖析了欧美学界对中国妇女/性别研究成果的接受情况，在此基础上反思中国本土的研究成果，对未来的中国妇女/性别研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引人深思。杭州师范大学的汪卫平等人对全球数字化不平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利用PISA2018的全球数据，系统考察全球青少年数字性别不平等的真实现状，阐发其深层原因。作者研究发现，在考察样本国家和地区中，女性的数字能力低于男性，证实了数字化性别不平等(鸿沟)的真实性，发现了性别平等悖论，即性别平等程度与性别差距之间是负向关系。其研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社会了解和弥合数字性别不平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数据依据。

五、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召开的本次论坛，不仅是向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礼赞，更是深化有关百年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学术盛会。由于本次论坛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汇聚了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男女学者，共同推进中国妇女/性别研究，并呈现出议题广泛、方法多样、人文关怀强烈等特点，集中体现出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新变化。

与会专家学者也深深感到未来妇女/性别研究仍需加强的几个方面。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性别理论，发掘中国本土经验。第二，加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妇女运动的整体或个案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第三，加强对女性的主体性、差异性的探索。妇女/性别研究需继续突出女性的主体性，加强女性群体内部差异性的重视。第四，提高对男性研究、儿童研究的重视程度。性别研究应包含男性在内，需要增强对男性的学术关照，探究男女两性的多重互动关系。儿童研究要在借鉴海外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开发新的议题，挖掘图像资料，大胆进行创新性学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