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的完善路径

王红娇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重庆 401120）

2021 年是《民法典》实施的元年，劳动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依然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如何协调劳动合同与一般的民事合同之间的关系。而新冠疫情让劳资纠纷问题更加凸显，劳动合同的一系列问题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这是因为劳动合同本身具有重要的作用，“劳动契约乃劳动关系之核心，一切劳动关系均建立在劳动契约之上，并由此而展开，即使团体协约之目的也无非在保障劳动契约。”[1]81其中，劳动合同效力制度更是引起了对劳动法规则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思考。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决定了劳动法规则必然具有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的程度应该怎么把握？是完全“特立独行”还是有所限制？现实情况是，劳动法规则本身又具有不完全性，这就需要一般性规则的补充[2]，而这个一般性规则就是民法规则。尤其是《民法典》所具有“社会百科全书”的地位，民法规则的一般性规则作用将更加明显。协调好民法与劳动法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劳动法规则的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关系。现行劳动合同效力制度不仅有悖于合同法一般原理，而且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需要进行完善。主要的思路如下：尊重合同的一般原理，探寻劳动合同特殊的地方，在完善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的同时，实现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一、历史考察：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我国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的依据主要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前者使该制度得以确立，后者使其得到相应制度拓展[3]36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