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乡贤现状研究与反思
——基于CNKI(2015—2019)的文献分析

龚晓洁，乔 鑫

(济南大学 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城镇化深入发展，使得尚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在农村治理方面面临经济失衡、乡规失范、人才流失、文化失语等新的困境。随着改革开放和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一个兼具农村与城市、传统和现代基因的新乡贤群体逐渐产生，在农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跨越农村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选项。因此，探索推进新乡贤参与当代农村治理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一、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为探索当前新乡贤的相关研究现状，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新乡贤”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检索到(2015—2019年)期刊论文、报纸文摘、会议论文等相关文献555篇。其中，硕博士学位论文63篇、会议论文2篇、期刊文献397篇、报纸文摘93篇。手动剔除重复文章、征稿通知、会议通知等无效文献共308篇，最终收集有效文献247篇(截止到2019年12月)。

2.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本文首先采用CNKI计量可视化分析对555篇文献进行检索处理，分析年度论文发表篇数；其次使用“关键词共现”功能，对当前“新乡贤”研究热点进行梳理；最后将247篇有效文献导入NVivo11.0质性分析软件中，进行编码与分析。

二、数据分析及发现

1.文献数量分布情况

2015—2019年间新乡贤研究文献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见图1)，其中，2014年4篇、2015年18篇、2016年74篇、2017年74篇、2018年172篇、2019年212篇(截止到2019年12月)。

图1 新乡贤公开研究论文年度发文趋势(2015—2019年)

以时间轴看发文量，2015—2017年为第一阶段，学者开始对新乡贤主题进行研究。这主要是因为，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发挥乡贤文化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的积极作用”。第二阶段为2017—2019年间，发文数量迅速增长。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农村发展力度，发挥农村乡贤作用。众多学者开始结合典型个案以及相关理论围绕“新乡贤”展开集中研究。

2.作者群体与发文机构

通过对选定的新乡贤公开研究文献的作者进行分析(见图2)，可以看出，中共广西区委党校杨军、江西财经大学邹心平、中共江苏省无锡市省委党校张鸣年、中共安徽省宿州市委党校夏红莉发文量分别为4篇，占比为7.2 %。由此可推断出，以上作者对新乡贤研究有较深的研究兴趣。

图2 新乡贤研究作者群体

从文献研究学科内容的分布来看(见图3)，关于“新乡贤”的研究以政治学科为首，2015—2019年间共发表300篇，占比59.5%；文化学位居第二，有68篇，占比12.3%；农业经济学为第三位，有68篇，占比12.3%；马克思主义32篇，占比5.7%；社会学有26篇，占比4.7%；地理学有22篇，占比4%；法学有12篇，占比2.1%。

图3 新乡贤研究学科分布状况

新乡贤相关的文献被引频次最多的文献集中于2016年—2017年间，最早的为2016年1月，最晚的为2018年3月(见图4)。其中，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学者颜德如所写的《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被下载次数最多，被引93次；其次，南京大学的学者胡鹏辉、高继波所写《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被下载3139次，被引84次。

图4 2015—2019年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1篇文献

数据显示，有关新乡贤的研究者所在的研究机构，如湖北大学发表15篇，占比2.7%；福建农林大学发文10篇，占比1.8%；曲阜师范大学发文7篇，占比1.2%；江苏师范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以及南京农业大学都发文6篇，分别占比1%。因此发现，湖北大学的学者对新乡贤研究感兴趣程度最深(见图5)。

图5 发文机构状况

3. 新乡贤研究热点

通过使用CNKI 计量可视化分析的“关键词共现”功能，可以更进一步探索研究者们所关注的共同话题。通过对文献进行分析，新乡贤的研究热点多集中于乡贤文化、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等方面(见图6)，其中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居于首位，有66篇，乡贤文化研究共36篇，乡村振兴研究共36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12篇，基层治理研究7篇，乡贤研究共5篇。图中圆圈的面积越大，则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厚度越小；则表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较低。

图6 新乡贤研究关键词网络直视图

4.高频词汇与编码分析

通过NVivo11.0软件对247份有效文献进行分析，得到有关新乡贤研究的词汇云(见图7)。在247篇有效文献中，学者们围绕“新乡贤”展开研究，其中“乡村”排在首位，文化、治理、发展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分析所得结果与CNKI计量可视化分析的“关键词共现”功能分析所得的研究热点相吻合。

同时，运用NVivo11.0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词频查询，从而呈现出文献中高频词汇，加权百分比越高，说明该词频在文中所占比重越大，也说明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分析发现，其中乡贤文化、乡贤参与农村治理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见表1)。

表1 词频列表(前十位高频词)

利用NVivo11.0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编码，首先将“乡贤文化”“参与治理”确定为一级节点；其次在树节点下建立子节点，采用逐句编码的方式将与节点相关的词语或句子(即参考点)归入相应节点之下；最终形成三级编码的形式(见表2)。

表2 有关“新乡贤”节点的编码情况

三、文献回顾

(一)关于新乡贤的研究

1.关于新乡贤内涵的研究

2015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以新乡贤促进农村发展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是指品德、才学为乡人所推崇敬重的人，是国家对有所作为、德高望重的官员或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垂范乡里的社会贤达的尊称。乡贤是一个群体，他们是一支植根于乡村沃土的社会力量(1)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光明日报》，2014年8月20日，第3版。。乡贤起于村舍民间草野，或入官为仕，退乡为贤，或创业有成，回乡为绅，并且充当道德模范、价值观的引导者、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2)何子君：《论“乡贤引领”推进乡村现代治理的作用》，《湘潮》(下半月)，2015年第2期。。

乡贤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精英，他们立足于乡土社会，以其道德品行而在地方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并形成了鲜明特色的乡贤文化(3)胡彬彬：《创新乡贤文化 传承乡村文明》，《贵州日报》 ，2016年11月11日，第7版。。乡贤需具备以下几个要素：一是地域性的身份要素，即本土本乡之人；二是品德要素，即拥有同时代人所仰慕的道德品格；三是能力要素，即有出众的才干或学问；四是声望要素，即受乡人推崇和赞誉，享有崇高的声誉(4)钱静，马俊哲：《国内新乡贤文化研究综述》，《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有学者梳理了地方精英与民间权威的概念与脉络，指出地方精英更强调客观支配，而民间权威更侧重于本土文化建构(5)李晓斐：《当代乡贤：地方精英抑或民间权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由此指出，“新乡贤”的核心特质应该介于自身的客观支配力与当地人的主观认定之间。

新乡贤的主体范围不断更新扩大，其类型主要包括乡村干部、企业家、学者等。他们自身拥有诸多资源，并将之转化为建设家乡的一砖一瓦。有学者根据时代特征，提出新乡贤主要包括乡土孕育型、告老还乡型、回报家乡型和海外华侨型(6)钱静，马俊哲：《国内新乡贤文化研究综述》，《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新乡贤之所以“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新时代社会相适应的特点；二是与传统家庭权威等级制的不同；三是与时代发展的高度相符性(7)方旭东：《“事件团结”：新媒介与新乡贤共同体——基于三起乡村事件的实证分析》，《学术界》，2017年第11期。。甚至有学者认为只要是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动，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都可以被称作新乡贤(8)潘新新：《发挥乡贤文化多元治理效应的时代背景和路径选择》，《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

2.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的角色

学者们认为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调村民之间的冲突，承担起带头人的角色(9)张颐武：《乡贤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守望者》《中国乡村发现》，2015年第4期。。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新乡贤”的时代角色显得尤为突出，他们多数生于乡村、功成于城市，如今带着他们自身的独特优势反哺家乡，构建了一条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便捷之路(10)钱静，马俊哲：《国内新乡贤文化研究综述》，《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新乡贤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基层政府的参谋、助手及群众的贴心人，扮演着乡村治理参与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同时，还发挥着道德教化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又是乡土文明的继承与发扬者(11)王文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困境及对策研究》，《未来与发展》，2016年第8期。。

新乡贤是乡村公共精神的引领者。这种公共精神具有文化传承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彰显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乐善好施的乡村公益精神相结合的丰富内涵(12)陈锦文：《公共治理视域中新乡贤的角色与功能探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同时新乡贤也是乡村社会矛盾化解中的“安全阀”。新乡贤可以利用他们的威望、亲情、人缘等资源优势，为人民群众反映各类关系民生的事情，提升了党和政府与民众沟通、交流的顺畅程度(13)马永定：《新乡贤及乡贤组织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绍兴市为例》，《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二)关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

随着国家大力支持和倡导，我国一些地方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实践取得良好成效，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总结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模式。有学者提出新乡贤群体通过社会转型产生机制参与乡村治理，具有社会性、草根性特点，更贴近村民生产生活，在村庄治理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优势作用(14)徐理响：《村庄治理能人的产生:历史嬗变与时代选择》，《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8期。。既能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公益事业进步，又能创新农村治理模式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15)陈晔，吴奶金，刘飞翔：《促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对策思考》，《台湾农业探索》，2017年第2期。。新乡贤、政府和基层组织构建“三治一体”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16)夏红莉：《“新乡贤”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形成了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多元精英治理模式、“自治、法治、德治”等乡村治理体系(17)吕霞，冀满红：《中国乡村治理中的乡贤文化作用分析:历史与现状》，《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6期。。随着网络的发展，学者提出“互联网+乡贤治理”模式，即通过荟聚乡贤参与，搭建乡贤参与治理的平台，创新参与形式；做好网络管理工作，优化参与环境(18)陈怡伶：《“互联网+乡贤治理”模式研究——以上虞区乡贤参与社会治理为例》，《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同时，新乡贤能更好地监督村干部、弥补警务资源的不足，参与乡村扫黑除恶(19)潘怡丞：《参与式治理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扫黑除恶”的研究》，《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要优化“新乡贤”人才队伍，完善“新乡贤”组织制度建设，国家立法确保“新乡贤”组织的治理主体地位，基层政府放权赋能，促成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20)朱林，王峥，许俊仁：《“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多元共治研究——基于江苏省太仓市的个案考察》，《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三)关于新乡贤培育问题的研究

目前，我国农村面临着本土精英流失和外面精英回不去的局面，而农业生产论是造成新乡贤生成困境的根本原因，乡村人口外流导致新乡贤后继无人，乡村环境恶化导致新乡贤不愿回去，土地政策所限导致新乡贤不敢回去(21)邝良锋，程同顺：《新乡贤生成困境解析——基于农业后生产论的演变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而乡村集体产权、集体经济组织以及社区治理的封闭性导致新乡贤难以在乡村驻扎(22)邹心平：《乡村的封闭性及其对新乡贤培育的阻碍》，《农业经济》，2018年第6期。。同时行政化困境、内生动力不足、经济资源主导、有效监管不足使得新乡贤很难发挥作用(23)吴莉娅：《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在乡贤的培育中，应规范乡贤认定程序，引导新乡贤的介入；重视乡贤精神激励，增强乡贤培育动力；健全新乡贤回归的保障机制(24)许欢科，滕俊磊：《乡村振兴中新乡贤培育的障碍及其对策》，《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进一步培育乡村社会组织。(25)参见应小丽：《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及其整合效应——以浙江省绍兴地区为例》，《探索》，2019年第2期；高鸿杰，李静琪，陈晓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是否加入德治组织为例》，《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年第17期。

(四)关于新乡贤文化的研究

2015至2019连续五年，“乡贤文化”被列入中央一号文件，学术界对于乡贤文化的研究热情不断高涨。新乡贤与乡村存在广泛联系，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这一群体既是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乡村发展的精神力量。乡贤在传统农业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下社会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上升为“乡贤文化”。

1.关于新乡贤文化作用的研究

乡贤文化是某一地域历代乡贤积淀下来的榜样文化、精英文化和先进文化，是这个地域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价值的一种文化形态(26)陈秋强：《乡贤: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治理》，2016年第2期。。新乡贤作为乡贤文化的承载者，是联系政府和群众的纽带，是乡村治理的参与者、监督者，同时是道德教化的引领者，还是乡土文明的继承(27)王文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困境及对策研究》，《未来与发展》，2016年第8期。。应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让乡贤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28)刘德萍：《传承乡贤文化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凝聚力量》，《社科纵横》，2018年第9期。。

2.关于新乡贤文化的培育路径

通过完善新乡贤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平台、完善新乡贤回归的保障政策、营造弘扬新乡贤文化的良好氛围来切实保障新乡贤文化在乡村发挥作用(29)张鸣年：《新乡贤回归机制的建立健全》，《中国乡村发现》，2018年第3期。。在当今基层治理主体不断弱化、基层治理对象日益多元化、基层治理环境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亟须通过挖掘传统乡贤文化资源，构建新乡贤激励机制，完善服务为导向的乡村治理保障来号召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的绩效(30)崔雪，崔恒：《新乡贤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以湖北省鹤峰县为例》，《行政科学论坛》，2017年第4期。。既需要广开渠道，接纳四方乡贤回归，也需要内挖潜力、汇聚合力，助推乡村振兴(31)胡远棋：《乡村振兴中新乡贤文化培育问题研究》，《农家参谋》，2019年第7期。。

四、总结与展望

乡贤是我国乡村治理的传统力量，乡贤文化源远流长，国内学术界关于传统意义上乡贤的研究较为丰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研究通过分析2015—2019年的“新乡贤”相关文献，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拓展新乡贤类型构成的趋势。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集中于在地乡贤和在外乡贤，较少关注外来乡贤。从目前来看外来新乡贤已成为构成乡村振兴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如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还有外来投资者。他们投身于乡村振兴和农村社区治理之中，自身所掌握的技能也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新型催化剂，与镇政府、“村两委”、各种农村社区组织和机构共同进行自我管理和服务，对于补充社区治理主体的构成要素以及提升农村脱贫致富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外来新乡贤嵌入乡村振兴战略，结合现有新乡贤群体在产业振兴、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和公益帮扶等方面如何发挥独特作用，需要做进一步多角度、深层次的挖掘研究。

第二，研究领域多元化趋势。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多是从乡村治理方面着手进行研究，而社会学学者应探索从自身学科视角进行研究，尤其是在互联网+背景下，提出引进外来乡贤的政策，积极吸引和引导新乡贤投身农村建设，使其携带自身常年在外积累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资本来到农村，服务农村。同时，依托各地商会、侨团、同乡会等基层组织，进一步深入排摸新乡贤资源，确保人才资源应收尽收。如何利用好新乡贤自身社会关系网络，整合相关优秀资源，建立动态化管理的新乡贤信息数据库，实现新乡贤功能最大化，在未来的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

第三，由个案散落式呈现到新乡贤治理模式推广复制的可行性趋势。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各地区通过长时间的探索，逐渐涌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新乡贤案例，向人们展示了有价值的地方实践、案例故事以及人物介绍，但对于新乡贤的吸引、培育以及管理等方面所得到的经验仅仅适用于本地区，且缺少量化方面的研究。相对于不同地区而言，优秀案例的普适性以及推广性难以确保。如何实现政策吸引、新乡贤培育及管理等方面的大力推广，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并完善一整套稳定的“吸引—培育—管理”模式，运用互联网集聚新乡贤力量，仍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