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忍心

野莽

一九五七年，我的父亲被“贬黜”到湖北南山一个名叫天宝的区去做区长，母亲随夫远迁，工作地也由县城调到天宝区政府所在的蔡家坝。

我和弟弟坐在一副庄稼人挑谷的箩筐里，由一位名叫凌受森的舅舅挑在扁担的两头，母亲、保姆，一前一后，带着我的小姐姐，徒步向着她们从未听说过的南山走去。随行的有一个令我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了的人，她就是我的第二个保姆。她姓周，叫周建仙，娘家在湖北竹溪县城东门街外面的东城角，丈夫是国民党的一名军官，新中国成立后，在沙洋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我把保姆叫嬷嬷，这是我们老家的称呼。我的嬷嬷身体并不好，她有严重的胃病，一疼起来，就用双手按着肚子呼天号地。

那一年，我刚开蒙，在天宝区的蔡家坝小学读一年级，每天被小姐姐领着上学，往返都要走一里多路，還要过一道双木桥。有一天，放了晚学，一进家门，我突然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我看见母亲像得了急病一样，趴倒在桌上，肩头剧烈地抽耸着，眼睛红肿，脸上全是泪水。嬷嬷怀里搂着我的弟弟，二人相对而哭。一回头看见我，她一把将我搂了过去，嘴里大叫一声“我的儿呀，往后你要受苦了哇”，接下去就哽咽起来。

小姐姐先我一步进屋，扑进母亲怀里，哇哇地哭。我立刻明白家里出了大祸。从喜欢听戏的嬷嬷那哽咽的念白声中，我才知道大祸出在父亲身上。

整个事件的过程，是嬷嬷断断续续地告诉我的。饥馑之年，父亲擅自开仓济民，被划为右派分子，还是右派中的右派，名叫“极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