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奇小说的讽刺艺术

摘 要： 讽刺是郑伯奇小说一直坚持的一个倾向，基于左翼作家的社会批判立场，他的政治讽刺与反帝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通俗小说主张的践行，他将讽刺的矛头指向社会急务，揭露大众所熟知的但是不以为常却明显不合理的现象。他的讽刺有别于同时代作家塑造典型性讽刺人物形象的笔法，是通过故事情节的设置和闹剧的形式来完成，善用反讽。在此意义上他为20世纪30年代的讽刺艺术贡献出了自己独特的努力。

关键词：郑伯奇 讽刺

作为创造社健将的郑伯奇，也被視为左翼文学的拓荒者之一。a他有着作家、编辑、编剧等多重身份，是横跨文学及包括电影在内的其他艺术门类的“多栖动物”b。他的创作涉及新诗、小说、文学评论、杂文、戏剧等多种类别，然而以往的探讨中心多集中于他的“文学活动家”身份，相比于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备受瞩目的作家，郑伯奇的文学创作只在沙滩上留下了一点足印，在经过时代巨浪的淘洗之后这一点足印始终显露出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引起后人的深沉思考和不懈探索。

郑伯奇的小说创作从1922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42年，贯穿整个现代时期的文学创作生涯，透过小说我们得以窥见其思想变化的脉络。《最初之课》是第一篇写成的小说，发表于《创造》季刊第一期，之后郑伯奇又因为感到对创造社有不可规避的义务遂写下《忙人》这个短篇，“《最初之课》多少有反帝的意识，《忙人》不失为讽刺的作品。以后他意识到要从事文学，写出来的东西依然不脱这两种倾向”c。反帝和讽刺成为郑伯奇小说中最突出的两个面向，郑伯奇在不同文学体裁中反复书写反帝这一主题，又由于具有左翼作家先驱战斗者的身份，反帝便作为其创作的突出特色被研究者们所熟知，而小说创作中的讽刺艺术则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

一、左翼作家与政治讽刺

除去1924年写成的《忙人》，郑伯奇带有明显讽刺意味的作品多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1936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打火机》收录了他大部分的短篇小说。30年代是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繁盛期，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大讽刺高峰。在这一时期，“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两大讽刺流派并立，成了闪耀在30年代文艺上空的璀璨夺目的双子星座。d以张天翼、沙汀、周文、蒋牧良、王任叔等人为代表的“左联”青年作家群崛起，形成了独特的革命现实主义讽刺小说艺术。“讽刺的生命是真实”e，左翼作家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在中国现代社会日益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现实阴影下，用客观写实的手法去揭露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朽。

以往学者在谈及“左联”独特的政治讽刺时，郑伯奇从未被提起，然而政治讽刺这一倾向在其早期作品中已见端倪。他最早的讽刺小说《忙人》用象征的手法虚构了一个人间胜境——桃花坞，桃花坞明显是对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借用f，作为乌托邦的桃花源不被外界所扰，村民们自得其乐，是理想的世外仙境。然而郑伯奇笔下的桃花坞已被外村人占去了大半，村民们相信他人的蛊惑抛弃自己信仰已久的“神鬼”，不停地向外村搬请其他信仰，变得忙忙碌碌却又毫无意义，这样的村庄被称为桃花坞便具有了反讽意味，名实不符的对照形成鲜明的反差，彰显出村民的愚昧和行为的荒谬，而这村庄映射的正是现代中国社会。桃花坞、东邻、西边分别象征着当时的中国、日本和西方列强，从西边梅村搬请“活观音”的何先生以及从银兰庄请来“活金刚”任夫子指代当时热衷于学习外国先进思想的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两大类知识分子，庙里的偶像正是长期以来束缚着国人的落后意识，郑伯奇通过隐喻性的写实，讽刺了愚昧无知的村民甘愿被操控的丑态以及所谓精英知识分子为牟取私利而进行的文化投机，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出版于1932年的《宽城子大将》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塑造了一个担任沈长铁路稽查处处长的汉奸孙叔良，在民族存亡之际，他只追求个人利益，为了自己升官发财，私自给日军指挥官写信表示欢迎。日军前来受降时却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打击，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心抵抗日军，当孙叔良以长官身份下令停火时，士兵们奋起反击，当他仓皇投敌力图向日军解释原委时，等待他的却是日军无情的殴打，最终落得个以“叛逆罪”被处死的结局。小说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对卖国求荣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小说被列入“一角丛书”出版不久，就遭到国民党当局以“鼓吹阶级斗争”为名而进行的查禁——1934年4月18日，上海市教育局发布由局长潘公展签署的第18883号密令，查禁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鲁迅的《竖琴》《一天的工作》、郑伯奇的《宽城子大将》等九种左翼文学书籍。g

基于左翼作家的社会批判立场，郑伯奇的政治讽刺与其反帝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直接触及时代的根本矛盾。“大概，在被压迫阶级初抬头的时候，或是支配阶级丧失了威权的时候，讽刺文学便应运而生” h。在他看来阶级社会中讽刺文学是一种斗争的武器，中国一切反革命的势力，都是帝国主义的附属物。“表面上，中国的社会好像是混乱极了。实际上，只有正动和反动的两种势力的对垒。现在的讽刺文学，因而也跳不出这个圈子。同一样是讽刺，因作者立场的不同，可以发生完全相反的效用。明眼的读者应该不会因一时的快意而忘了那内面的作用的”i。相比于左翼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讽刺作品，郑伯奇的眼光始终聚焦于帝国主义的罪恶，这使得他的作品在超越政治局势的表象后有着更深层次的阶级含义。

二、真实与时事讽刺

讽刺文学的任务在于暴露现实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生活在现实里的人们，未必都能发现这矛盾之处；且大都为现实的复杂的现象所摇乱，或者现实的矛盾现象所支配，不容易发现这矛盾之处，一经暴露，才豁然醒目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个如何可笑的滑稽社会”j。因此讽刺作家写的是人们所熟知或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一个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k

1935年郑伯奇化名为郑君平，进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主编“实验文艺大众化”的刊物《新小说》，自此便开始着力于践行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主张，其讽刺矛头就指向广阔的社会时事。他站在工农大众中间，去书写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的但是其实已经是不合理的事情，193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打火机》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社会的素描画。l发表于1935年7月的《幸运儿》讲述了上海某教堂的账房金宝禄购买奖券中了特奖之后的故事，靠着这笔财富他进入上海的名流社会，随着参与投资的建华银行破产停业被打回了原形，却连当初受人看得起的人信用的账房生活也都回不去了。m 彼时的上海奖券盛行，种类之多难以数计，甚至卖一包香烟也拿奖券作诱饵。n据《申报》载，国据民政府为筹集发展航空筑造公路经费每年发行不记名奖券四次，申报上几乎期期刊登着关于奖券的广告，不少文人也就此现象进行了讨论。当奖券大行其道时，郑伯奇却讲述了一个奖券使人毁灭的故事，中奖的幸运导致了命运的不幸；透过金宝禄的遭遇，反思了奖券背后隐藏的危害，批判了社会的病态。

郑伯奇的讽刺针对现代社会急务，极具时代感。《圣处女的出路》中吃洋教的行为，《伟特博士的来历》中借洋人宣传卖药，这些大众习以为常的现象一一进入他的讽刺视野。“讽刺文学却自然地发生于一切现实主义的作家底手里。成其为讽刺文学的，不是作家的主观，而是社会的现实本身”o。他将其矛盾之处从现象的表面与本质上挖掘出来予以排列，秉持着真实的创作观，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通过客观真实的叙述，把讽刺对象暴露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和观察，使小说呈现出朴实、坦率、真诚的特点。

文学史上每一成功的讽刺性典型，往往能给社会带来大的震动。p 反观郑伯奇则并未塑造出像华威先生这么具有代表性的讽刺形象，除去作者个人的艺术成就不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创作观的差异。郑伯奇的小说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对人物的精神世界、道德面貌等内容也甚少呈现，在他笔下人物的行为更加重要，人物作为功能符号而存在，借由人物完成事件的叙述，在事件的呈现中把讽刺的矛头指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中国社会。他的讽刺执着于时代的、阶级的现象上，对笔下的小人物有难以言说的温情和同情，并未将讽刺深入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思想、习惯、风格、道德等传统遗产的历史地层中去。“只有在批判现实丑象的同时，也扯动了它据以存在的那根历史脐带，才能使讽刺的批评力更加持久深刻” q。在这一意义上，郑伯奇的讽刺时代感强烈但是缺乏历史厚度。

三、闹剧、情节翻转

回顾郑伯奇的小说叙述，“闹剧”是其惯常采用的情节组织方式，《伟特博士的来历》《幸运儿》《打火机》都不约而同地借鉴了此形式。！ 8 在《普利安先生》中中国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权益利用拆洋烂污的方式进行反抗，迫使公司大班妥协，行为的严肃性和方式的喜剧性形成反差，不禁令人发笑。笑和幽默相联系，幽默是人生本来所有的！ 9，是不能被大量生产的。大众需要的笑料并不是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属于纯文学的幽默，而是下意识的冲犯、思想和行动的矛盾所添出的幽默t，具体到故事讲述中就体现在翻转情节的设置上。

《圣处女的出路》中，赵家母女为摆脱邻里同族的欺凌而寻求教会的庇护，然而基督教虽然拯救梅英一家于危难，但却压抑梅英的人性，将她推进了另一个绝望的深渊。《伟特博士的来历》中，王汉魂和白汉三为保证假药销量找来白俄老汉谢米诺夫伪装美国医学博士，在经营过程中二人出现了矛盾；当二人互相设计争取各自利益时，却纷纷被扫地出门，使谢米诺夫以伟特博士的资格成了福寿药房的董事长兼厂长。《白沙枇杷》中白沙枇杷为了谋求幸福选择任由黄少梁摆布了去，然而被黄太太发现后，不仅被药水毁容还遭到黄少梁的抛弃，落得个众叛亲离的悲惨下场。通过对故事情节的抽离分析，可以发现“人物企求—事态变化—愿望落空”的故事链广泛存在于郑伯奇的小说叙述中，这些人物对未来有着期待和依恋，然而事态的变化却背离了他们的愿望，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做一些选择，然而所做出的选择却恰恰使自己与目标远离，人物的主观愿望与事情的客观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人物却对愿望和事实存在的悖反现象浑然不觉，而反讽效果正是产生于这种要想实现而事实上却无法实现的矛盾之中。

当同时期的作家着力于塑造典型性的讽刺人物形象时，郑伯奇则通过故事情节的设置和闹剧形式完成讽刺。其对于故事的青睐源于自身的通俗文学观，“读者要求一个故事，而且希望这故事是讲得有头有尾的”@ 1。 他能感知到读者的需求，并为此付出努力，这一时期他用自己的创作不懈地践行着自己的文学观念。此后他的文学重心转入了戏剧，小说创作就越发少了起来，他将讽刺带向了多个领域。

“讽刺作家不是那种性情随和、易于相处的人。他对别人的愚蠢与缺陷不但有超乎寻常的敏感，而且总是不能自已地要将这一点表现出来” @ 2而郑伯奇本人给人印象非常和易近人，甚至有些退攫的@ 3，很难将其与一个辛辣讽刺家联系起来，或许正因如此才使得人们在谈论讽刺时很少提及他。郑伯奇的讽刺是冷静、客观的，秉持着热情和善意，只有将他文本中的表层故事和当时中国社会现状所形成的深层文本进行相互对照，才能体会到他讽刺的妙处所在，从中我们看到一个左翼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以这种社会批判意识活跃于现代文学文坛，虽算不上出类拔萃，但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 a 武德运：《郑伯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b 车向东：《郑伯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c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郑伯奇文集》，第249页。原载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良友图画印刷公司1935年版。

dpq吴福辉：《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论30年代作家的讽刺艺术》，《带着枷锁的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第22页，第22页。

e！ 1 鲁迅：《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杂文月刊》1935年9月第3号，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f “那桃花坞真是个很好的所在。村前一面平坦，有二三里远的大路，箭一般直的，直通官道，村后陡然下臨深谷，谷中有一渠清水，曲折流绕，河岸稍高，两旁均种着桃树，每当阳春三月，桃花盛开，红绿相映，夹岸成列，真真煞是好看”。（郑伯奇：《忙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小说中对于桃花坞的描述，对照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原文，两者相差无几。

g 姚辛：《左联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h 郑伯奇：《幽默小论——附论讽刺文学》，《现代》1933年11月1日第4卷第1期。

i 何大白（郑伯奇）：《文坛的五月》，《创造月刊》1928年7月10日，第1卷第12期。

jo 屈轶（王任叔）：《论讽刺文学》，《通俗文化： 政治，经济，科学，工程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6期。

l郑伯奇：《幸运儿》，《新小说》1935年7月15日第2期。

！ 3 澂：《严禁奖券发行》，《每周评论》1934年第136期，第2页。

n 《申报》1933年8月24日。

！ 8 杨慧：《白俄与洋奴“病毒”的思想侦测——从〈伟特博士的来历〉看郑伯奇的文学“原创性”》，《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2期。

st郑伯奇：《论新的通俗文学》，《东方文艺》1936年5月25日，第1卷第2期。

@ 1 郑伯奇：《通俗文学和读者趣味》，《两栖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 2 〔美〕阿瑟·波拉德：《论讽刺》，谢谦译，昆仑出版社1922年2月版，第1页。

@ 3 郭沫若：《争取今天——庆祝伯奇五十寿辰及三十年创作生活》，《高原》1944年12月1日第2号。

作 者： 周玉城，山东大学（威海）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