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睡着的女孩

马平原

早上5：45，我的闹钟就响了。闹钟的声音是森林里的各种响动，什么鸟鸣花开，什么晨曦露珠，什么小松鼠奔跑蝴蝶飞舞，都有。这些东西好，好就好在我得不到。我老婆说，得不到的东西是最好的。这话说得多好。当初设置的时候，就是希望早上一睁眼就有一种置身森林的感觉，现在看来，完全是自欺欺人。闹铃声把我从梦中的天空击落，重重地摔在床上，像骨折的鸟人。我开始拖着疲惫的身躯机械地如厕、刷牙、洗脸、更衣，脑袋里还残留着梦境碎片。6点整，我得赶到37路始发站，坐上首班，摇一个多小时，穿过钢筋水泥的森林，赶在7点半之前去打卡。我们学校用的是指纹打卡机，每天打四次。如果忘记打卡，就扣你的分，罚你的钱。有些事能忘，有些事不能忘，比如我的房贷。

每天早上，我都能碰见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小男孩和他的书包一样患有肥胖症，戴着眼镜，面无表情地等车。小女孩每天清晨都要在站牌下跳绳。如果有人在大清早等车时争分夺秒地跳绳，你一定觉得有点荒诞剧的派头，或者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我当时也是惊诧万分，以为所处的并非人间。后来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天我赶到站牌下时，小女孩一边跳一边眼泪长流。她的妈妈是一个精瘦的中年妇女，留着齐耳短发，非常干练，一看就是那种“年度先进工作者”在一旁唠叨，学习学习赶不到人前去，身高身高赶不到人前去。你还不好好跳？看你都矮成啥样了？彼时，我才知道跳绳可以增高。我个子也矮，大有一种和这女的相见恨晚的遗憾。但随后我用生物学家的眼光打量了一下那女的之后，对她的理论产生了怀疑。我得出一个结论——这女的身材矮小，但基因强大。我为这可怜的孩子鸣不平，心里对这个“啥啥都赶不到人前去”的女孩说，个子不高这事不赖你不努力，赖你妈。

两个小孩和我一起登上公交车。他们每天坐在相同的位置。他们可能也注意到了，我每天也坐在右后方靠窗的地方。我常常想，芸芸众生的生活本质就是重复。今天复制昨天，再把今天粘贴到明天去。比如说我，一上车，就习惯性地掏出彩票查对。我喜欢做梦，晚上做，白天也做。白天我只做一个梦：彩票中奖。说白了，就是白日梦。我把这个白日梦留到上车之后再做是有道理的，晚上要是揭晓了答案，那就没意思了，第二天从梦中醒来就无梦可做。无梦可做是非常难受的事情。我受不了无梦可做的失落、惆怅、空虚、焦躁和无力。多少个早晨，我的白日梦都变成废纸，一张一张又一张，扔进纸篓里。我把日子活生生地过成了双色球和大乐透的交替。老婆对随时随地准备做梦的我说：“好好上班吧，中彩票和天上掉林妹妹砸你头上一样，概率可以忽略不计。”老婆是教数学的，她说的没错。千万分之一无限趋近于零，“无限趋近”什么意思？老婆说：“就是把约等号拉直了，其实就是等号了，只是你不愿相信罢了。”我也深知中彩之难。自我当彩民到如今，已历经八个春秋，除了中过一次500块，其他的都是十块五块的小奖。心里明知道中不了大奖，但依然坚持买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何也？因为没有其他改变命运的办法。炒股没本钱，做生意没本钱，典型的无产阶级。我本应好好教书，培育祖国的花朵，但我像中了邪一样想当作家。

对完彩票，睡意就袭来了。我需要梦想，但对完彩票，我需要补充睡眠。通常情况下，我会闭上眼睛眯一会，回一回血，蓄一蓄心力。朋友给我建议说，为什么不晚上写呢？为什么呢？因为晚上回去有一大堆家庭琐事等着我。别说写作了，我一拿起书，我的现实主义老婆就气冲冲地过来拖地。其实不是拖地，是拿拖把戳我的脚。她要让我明白，双脚长时间离地是很尴尬的事情。我老婆其实挺有深度的，别看她什么书都不读，而且时刻有一种“焚书坑儒”的冲动。我也曾半夜偷偷地从床上溜下来，坐到书房写到凌晨二三点，坚持了几天，结果站在讲台上，头昏脑涨的，说话都有点颠三倒四。我供职于一家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就一个字：严！严到你随时有丢掉工作的危险。连在办公室说话也谨小慎微的。我从不敢言及想当作家一事，也不透露彩民的身份，以免被领导认为不务正业。在学校混，就要有混的样子。最起码表面要是一副时刻准备为祖国教育事业献身的架势。

那个小女孩总是一上车就给小男孩讲述自己的梦境。通过她的讲述，我知道他们今年读六年级，在阳光学校。第一次和他们同车，车到阳光学校站，他们和我一起下了车，走向小学部，我去的是高中部。小女孩说她梦见过一片湖，湖边有一座小木屋。她划着船，在船上看书。还说她梦见过蛇，很多蛇，肚皮都被划开了，不停地流血，还爬呀爬的。还说梦见过她一下子看不清试卷上的字了，急得她大喊大叫。我的眼睛是闭上的，但耳朵是张开的。我认真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细节。实不相瞒，我有一个被老婆称为神经病的嗜好，就是每天早上要把刚做过的梦记下来，这是我为写小说做的一个资料库，我已经记录了五大本。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它们用在一直处于构思状态的小说里。梦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轻盈、柔软、毛茸茸的。现实不好现实沉重、尖锐，长满了刺。我的房贷就是这样，那个数字老扎我，使我不得开心颜。所以我爱做梦，也爱记梦，我甚至想写一本关于梦的小说。我很好奇，女孩为什么和我一样如此地痴迷梦境，而且还愿意给小男孩讲述自己的梦境？

和小女孩不同的是，她对梦境记得非常清楚，很多细节都能回忆起来，而我可能是记忆力衰退，很多梦境都无法复原。有时候在梦中意识到自己做梦，还不停地提醒自己一定要记住，但是醒来一坐上马桶，梦中的建筑瞬间就坍塌了，烟消云散了。我努力地回想，但那些梦中的事物都好像故意要逃避我的记录一样。我越是用力想，它们逃得越快。看着镜子中刷牙的自己，我想通了，你一睁眼，梦就曝光了。梦这东西，是属于黑夜的。它最怕的就是光。

我成了小女孩隐蔽的忠实听众。慢慢地，我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通过小女孩的讲述，我的梦境碎片竟能和拼图一样，连成一体。更匪夷所思的是，我是她梦中的一个角色。她每次讲到她梦见语文老师时，我就打一个激灵，猛然想起，前一天晚上，我正是以本色演员的身份出现在梦中。不知是她来到了我的梦中，还是我走进了她的梦里。总之，我和这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孩的梦合二为一了。我甚至想，是不是因為我们同车，一些不为人知的“场”同时辐射了我们。我整天挖空心思构思小说，这不是现成的素材吗？第一次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小女孩上车之后就开始讲，她梦见自己在一个静谧的森林里撞见了语文老师，语文老师躺在草地上，嘴里叼着一棵草，悠闲得要死。老师说他不想教书了，要在凤城一路开一家茶叶店。茶叶店的名字叫“今天不忙茶叶店”。当时，正在假寐中的我像遭了雷劈，从垂死梦中惊坐起来，腰板挺直，诈尸一般。我瞪大了眼睛，倒吸一口凉气，直愣愣地盯着小女孩的背影。她的嘴在动，但是声音消失了。我感觉整座城市变了，变成了烂尾楼大展览和废墟大观园，变成了月亮上一圈一圈的环形山。小女孩和我之间的距离也变了，变到了一个我一时难以适应的空间。车是不是开进了一个平行宇宙？这怎么解释呢？

同一天晚上，我梦见多年来一直紧追不舍的、用我出生年月日组成的号码中了双色球一等奖，立马就辞职不干了。我在学校天天都忙，像陀螺一样，一上班就被抽得团团转，转了一天，还不知干了些啥。我想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开一家茶叶店是我的夙愿，坐在店听人讲故事，写故事，多好。店名都起了好多年了，就是“今天不忙”。这简直太可怕了，比我中一千万还可怕。这样的奇遇使我疑心重重。那天上班，一直恍恍惚惚的。正好讲李商隐的《锦瑟》。我就猜想，义山年近五十时，写下此诗，是不是在追忆一生的梦境？有些梦，他在年少时做过，年老时又重复出现了，或者是遥相呼应，出现了可怕的对位关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到了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李商隐穿越千年岁月，来到高二五班，拄着拐杖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他的代表作《锦瑟》。我恭敬地立在旁边，不敢置喙。我感到无比尴尬，因为我完全误读了《锦瑟》，还以讹传讹。老人家讲的时候，时不时地停下来瞅我一眼，我像一个犯了错的学生那样低着头，羞愧难当。学生在底下哈哈大笑。那个一直和我作对的男生还站起来骂我，你一辈子就这点出息？说完这话，一教室学生完全不顾往日师生情谊，纷纷往我身上扔粉笔头，还吹口哨。

第二天早晨，我怀着矛盾复杂的心情坐上车。我既希望听到小女孩的讲述，又害怕她的讲述。我支起耳朵等她说话，过了四五站，还没有听到她开口，我就偷偷地抬了一点点眼皮，发现她睡着了，小男孩也睡着了。快“618”了，他们要参加“小升初”考试。在这个机会很多但竞争激烈的大都市，别说一个好中学，就是上一个好小学，那些还懵懵懂懂的幼儿园刚毕业的孩子就要去报“幼小衔接”班，然后在考场上一决高下。堆积如山的考卷和没完没了的模考肯定把他们搞累了。我打了个哈欠，望望窗外，城市正在慢慢露出轮廓，慢慢地加大着分贝。车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越来越吵。时间就是这样在空间的变幻觉中流逝的。有一天，我老了，还站在讲台上重复我讲了一辈子的课文和试卷，一篇像样的小说也没有写出来，彩票直到退休都没中，永远年轻鲜活的林妹妹从来没有落在我日渐荒凉的脑袋上，那该是怎样一副“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呢？

车快到钟楼时，忽然有个女的喊，司机快停车！快停车！这老人不行了！司机停了车，车上一下子像被捅了的马蜂窝。原来那个每天从龙首村上车去兴庆公园晨练的老头，不知心脏病发作还是脑溢血，晕倒在车厢中间，倒地时发出类似于粮食袋子倒地的声响。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总是带着陀螺和鞭子上车，在兴庆公园站下车，下车后，我见他每日径直去一个叫“逍遥镇”的胡辣汤店。我在兴庆公园见过很多老头聚在那里抽陀螺，像鞭尸大会。这老头估计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抽陀螺其实挺无聊的，为我这种有志青年所不齿。只有那些一辈子除了工作啥爱好也没有的人，才会重操这种童年的游戏。

司机让乘客都下车，等下一辆37路。大家逃避晦气一样纷纷下车。但下一辆37路迟迟不来。逍遥镇胡辣汤店人满为患，那个老头可能再也不会坐到那里喝一碗了。看着那些满头大汗的食客，饥肠辘辘的我心乱如麻。等公交可能会迟到，迟到要扣分罚钱。坐出租划不划得来，万一刚坐上，37路又来了。过了大约10分钟，乘客都听到了救护车催命似的鸣叫了，下一辆37路还未露面。我看看表，再不走就错过打卡时间了。我不得不说打卡机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谁都得乖乖地听它的。发明者应该得一个和诺贝尔奖齐名的什么奖。正在想有没有这样一个发明奖，一辆出租车蹦到我跟前。刚想一头钻进去，回头看见小男孩和小女孩站在马路牙子上，像森林里无助的小动物。小男孩抬腕看表，小女孩急得跺脚。我说，一起走吧？咱们是一个学校的。他们对视了一下，也钻了进来。

一上车，小女孩很大方地对我说，叔叔，您应该是阳光中学的老师吧？我点了点头。她继续说，谢谢老师。要不是您，我们今天肯定迟到了。我摆摆手说，不客气。“你们是不是快考试了？”小女孩的语气有点像大人：“可不是嘛，我们从一上小学就写作业，上辅导班，考试考试考试，没完没了的考试。”小男孩阴阳怪气地补了一句：“我们是没有童年的一代啊！”司机嘴角上扬，笑了，看我一眼说，你们人民教师有责任啊！看这娃娃这么小，就被学习整怕了。我一聲长叹，不知怎么接了。我想说“这事不赖我”，但当着学生和社会代表司机同志，说这话听上去像推卸责任。不说点什么，又像认错，可这事真不赖我。小女孩可能是见我无言以对的窘迫形之于色，就打岔问我教高几。我连忙说，高二。小女孩说，哦，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我还有五年就能成为你的学生了。过了会，司机又对两个孩子说，你们现在不苦点累点，将来就会像我一样，给人下苦力。

因为有了这一次短暂的对话，之后上了公交车，我们还打个招呼，但依旧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我还是不忘倾听小女孩讲述梦境。有一天，小女孩讲，她梦见她写的诗歌获奖了，但获奖证书和奖金要在五十年以后才能领取。五十年，那是半个世纪啊！她不明白主办方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更令她气愤纳闷的是，领奖的时候，还要看给她评奖的老师是否活着。如果那位老师死了，这个奖就作废了。五十年？五十年之后，评委老师肯定作古了吧。过了几天，我以一个评委老师的身份出现在梦中的一个有天窗的图书馆里，我把家具都搬到了那里，连燃气灶、抽油烟机、锅碗瓢盆、拖把、扫帚、垃圾桶、洗衣机都布置在图书馆的楼梯口。我打算在那里皓首穷年读书写作，不再过问世事。很快，我发现有一位女诗人的作品好得超出了我的想象，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她的联系电话。我急得都快爆炸了，梦被憋醒了，看看表，才三点，离上班还有两个多小时，我一向缺觉，但那晚再怎么睡也睡不着了。

上了公交车，小女孩和小男孩都还没有上来。车开了几站之后，我才反应过来，今天是星期六，小学不补课。想起那个图书馆的梦，不免感伤起来，可能是快到期末考试了，各种工作堆积如山，心中太压抑，才做出这样逃避现实的梦。这样的生活何日才是尽头啊？如果我不去写作，很快会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到那时，我真的见了李商隐，先前的那个梦肯定会复现。该怎样面对我力不从心的一生呢？我牛头不对马嘴地想起了两句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再之后，小女孩上了车，没有以前那么活泼了。小学快毕业了，升学的压力越来越大，小女孩和小男孩都显得闷闷不乐的。小女孩依然会说起自己的梦，但都是三言两语就说完，不像以前那么详细。有一天，她对小男孩说，我的梦就像电视剧一样，做也做不完，讲也讲不完。她头靠着车窗，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者，无限感慨地说，算了，不说了。说完这话，她就闭上眼睛睡着了。车到站，是小男孩把她叫醒的。

其实有很多年了，我都像一只可怜的老鼠，在理想和现实的两个端点之间跑来跑去，顾此失彼。学校的管理越来越精细，恨不得在每个老师的脑袋里装一个监视器。工作越来越累，再加上，做梦太多，睡眠不好，在学校总是和木偶一样，好像有一只从梦中伸出来的手挑着我晃来晃去。工作出现了好多次失误，诸如上班迟到，开会打瞌睡，铃响没进教室，资料没按时交，学生成绩上不去。期末总结会开完后，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单刀直入地说，考虑到工作需要，下学期，你去初中部吧！我还想为自己辩解，校长摆摆手，像赶一只苍蝇，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别说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我还有个会。我们的校长是教体育出身的，说话一直都这样。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世界就是以残酷的规则运行的。纠结于生活工作上的那些烂事，永远不得安生，最终也弄不出个啥名堂。其实我是不在乎这些事的，能保住饭碗就行。和暑假比起来，这点事算什么呢？想想暂时可以摆脱闹钟和打卡机的控制，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了，我还是很开心的。

开学伊始，闹钟又上到5：45，还是那个铃声，还是那个37路，还是那个打卡机。开学第一天，在公交车上，见到了小男孩，但不见小女孩。一暑假都没见她了，没听她讲梦了，挺想念的。新学期她应该上初一，我也教初一。一个年级八个班，我带其中的两个，成为她语文老师的概率是百分之二十五。我想到了一个场景，不知是我梦过的还是空想出来的——我从一个高耸入云的梯子上往下走了一段，她从底下爬上来一点，然后，一起往不切实际的云端爬去。

课上，我一边讲，一边搜寻小女孩的身影。她没在，小男孩在。下课之后，我把小男孩叫到办公室。我说，真巧啊，又是一个班了。他一脸疑惑地说，老师，您怎么教初中了？其他同事赶紧把目光避开。我故作轻松说，为了早点能来教你呀。哎，那个小女孩呢？考别的学校去了？小男孩说，她搬家了，不知道去哪了。我的水杯在嘴边停住了。说实话，我对她的梦已经有了依赖性，就像偏头痛患者对止疼药的依赖。我想说什么，又觉得无话可说，一下子很失落。小男孩问我，老师，还有事吗？我回过神来说，没事了，祝你学习进步。小男孩说，这社会，不进步不行啊。办公室的同事都笑了。我补充了一句，进步慢了都不行。小男孩在笑声中走出了办公室。

我又倒了一杯水，端到窗户跟前。操场上，學生疯狂地追逐打闹，捞本似的享受这短暂的十分钟自由。我一口一口地喝水，好像除了喝水找不到别的事干。第一天到初中部，还有点儿不适应。

学生被铃声催进了教室。我走出办公室，准备上个厕所，回来备课。刚到楼梯口，看见小男孩勾着头，靠墙站着，脚尖在地上划来划去。我说，你怎么还不进教室？小男孩抬起头，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说，快进去啊！小男孩说，老师，我想跟您说件事。我说，给你一分钟。小男孩开始说，老师，其实我刚才没跟您说实话。我说，你的同伴？小男孩嗯了一声，说，您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一惊，问为啥。小男孩说，她得白血病了。我说，白血病？心里说，天啊！这时，教务主任过来巡查了，往这边瞅了一眼，我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点大了。上课铃响，就不能和学生谈话了，领导在会上强调过。我装作没看见。小男孩说，是的。她妈妈带她去北京了。她爸爸原来在什么单位上班，后来辞职做生意，赔了不多钱，他妈妈就和她爸爸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她。我还听我妈说，他们卖了房子，可能再也不回来了。老师，您知道吗？她学习一般，但特别爱写作文，还发表过不少文章。快开学的时候，我还见到了她，她看起来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偷偷告诉我，说她不想治病了，这病治不好。她想用卖房子的钱出一本书，剩下的留给她妈妈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