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牡丹的颂与讽

罗 燕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唐以前牡丹很少见诸于诗文，直到唐高宗时，武则天将牡丹移植到京师，牡丹之名才显，至玄宗时牡丹风靡长安。唐人只是欣赏牡丹之艳质，如：刘禹锡云“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他们并未将牡丹与政治联系起来。到了宋代，牡丹逐渐被赋予丰富的政治内涵。北宋前期，特别是太宗、真宗和仁宗前期常举办诸如赏花钓鱼宴这类大型宫廷宴会，牡丹便渐渐成了国家太平、繁荣昌盛的象征。北宋的士大夫热衷于赏玩牡丹，正如王象晋《群芳谱》中记载：“唐开元中，天下太平，牡丹始盛于长安。逮宗惟洛阳之花为天下冠，一时名人高士，如邵康节、范尧夫、司马君实、欧阳永叔诸公，尤加崇尚，往往见诸咏歌。”[1]240苏轼生在北宋中后期，他亦爱牡丹，他作品中咏及牡丹者有30余篇。但是苏轼对牡丹，不同于一般士人的吟咏，政治失意时他借赏花抒怀，看到不合理的人事与现实他又借花讽人，因此，苏轼的牡丹诗往往包含多方面的意蕴，值得探讨。

一、赏爱牡丹

苏轼喜爱花木，写了许多咏物之作，其中吟咏牡丹者达30余篇。他曾亲自种植过牡丹，其《次韵子由岐下诗并引》之《牡丹》，描绘了他栽种牡丹的成果——“未有四十枝，枝枝大如斗”[3]137。这首诗作于苏轼早年为官凤翔期间，诗人在诗序中交待说他在廨宇之北开辟园亭，种了许多花木，并用酒跟人交换得一丛牡丹，移植在此。

苏轼非常爱种牡丹，如《雨中明庆赏牡丹》云：“霏霏雨露作清妍，烁烁明灯照欲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