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冬竹
黎柔含
作为城市复杂系统的重要组成,城市基础设施的空间化(spatialisation)趋势正在凸显,已逐步深入建筑学讨论范畴,由此引发“基础设施城市主义”(Infrastructural urbanism)①、“基础设施建筑学”(Infrastructural architecture)②、“基础设施建筑城市学”(Infrarchitecturbanism)③及“基础设施景观”(Infrastructural landscape architecture)等新兴概念及理论[1,2,3]的出现。
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实现城市系统移动性(亦称流动性,mobility)④[4]最显性和关键的组织方式和物质载体[5,6],通过对特定区域产生移动性和可达性的提升效应(promotion)、经济社会活动分布的集聚效应(convergence)、空间使用效果与价值的整合效应(integration)[7,8],积极参与城市空间、功能、形态的构建和塑造,深刻影响着城市面貌和感知体验,引导城市空间的集聚增长和社会、经济、文化的高效发展[9,10],与当代城市空间交叉融合,成为立体、集约、叠加、转换的演进共同体⑤[11,12]。在这个共同体的系统网络中,若干城市交通节点逐步形成特征鲜明的复合型场域(urban realm)⑥[13,14],兼具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公共空间两个基本属性[15,16],既是城市物质形态中具有“可意象性”(imaginability)的“节点”,也是因内聚力而形成的可模糊感知,具有“可识别性”(legibility)的“区域”[17]。
交通节点人群活跃程度和空间增长速度受效益驱动,往往伴随技术爆发、经济增长、城市发展历经“植入→扩容→协同→迭代”几个飞跃性进化过程(图1、图2)。如今,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已成为众多城市增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交通节点形成了轨交站点步行可达区、轨交站点影响域、TOD 片区⑦等城市设计工作范围[18,19](表1),是集约开发、多样业态、人员汇集的安全风险点与效益源发点[20],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的重要空间催化剂[21],通过在此创造共享资源、重塑社会关系、优化城市资产,可实现新兴城市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