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月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由于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存在内在联系,在实践之中便存在区分二者的困难,反映在立法中便存在“一元模式”与“二元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立法采用“一元模式”,所谓“一元模式”是指用隐私权保护个人信息。在美国,隐私权概念被沃伦和布兰代斯提出后,其范围不断扩展、内容日益泛化,肖像、名誉、个人信息等人格利益都被纳入隐私权中进行保护[1]。与美国立法模式不同,欧洲立法采用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分别保护的“二元模式”[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采用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并立保护的“二元模式”。《民法典》第1032条明确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并对“隐私权”作出界定。依据该条之规定,“隐私权”可进一步分为:抽象隐私利益(私人生活安宁)与具象隐私利益(包括: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3]。《民法典》第1034条第1、2款明确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并对“个人信息”作出界定。由于个人信息与隐私在范围上存在交叉,秉承不减损权利原则以及人格尊严高于私法自治的保护原则[4],《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规定了“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如此便将个人信息划分为私密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但是《民法典》未对何为“私密信息”作出界定。
2021年8月2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划分有别于《民法典》(1)全国人大法工委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采用的是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