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关：作为武汉城市文化意象的形成与发展

周德钧 蔡萌

[摘    要] 对近代武汉而言，江汉关不仅是一座城市建筑地标，更具有城市文化意象的价值。它在见证武汉近代百年风雨的同时，也将这座城市开放求新、勇立潮头的文化品格凝聚其间，成为武汉从传统迈向现代、从内陆走向世界的一个时空坐标。进入20世纪以后，江汉关伴随武汉经历了风雷激荡的时代变革，书写了一幕幕宏伟壮阔的“革命叙事”，在其原有的文化意象基础上又增添了拼搏奋进、勇往直前的全新寓意，使其作为武汉城市文化意象的内涵更为丰满。梳理江汉关城市文化意象的形成与发展，是透视武汉近代城市发展的一种全新视角，也是识读近代武汉城市文化的一种独特方式。

[关键词] 江汉关;城市转型;文化意象;时空坐标;革命叙事

[中图分类号] TU984;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02-0049-12

一、“文化意象”：城市精神的标识与引领

城市是社会结构的一种空间形态，也是地域历史文化的一种特有呈现。如果说社会互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经济活动等）是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那么，文化则是城市永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城市文化主要表现在人们生产生活的各类活动、行为之中，以习俗、礼仪、年节时令、饮食、社会意识等为表现形式。同时，城市文化又以特定街区风貌、建筑景观为载体。这种传载城市文化的街区风貌、建筑景观在经年积月的潜移默化中渐渐形成为一座城市特有的“文化意象”，进而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标识。

城市文化意象是现代城市规划学的概念，它是将社会文化元素融入城市规划设计时所提出的一种概念[1]。“意象”是城市文化的结构元素及其符号化，一般通过城市地标式建筑、主要干道、边界、区域、节点等载体表现出来。简言之，城市文化意象是“历史与文化的凝聚构成的符号性说明，是城市各种要素整合后的一种文化特质，是城市传统、现存物质与现代文明的综合特征”[2]。

城市文化意象既是一个城市精神的外化，也是一个文化认同与建构的过程。换言之，城市文化意象的形成既是城市精神外化为建筑景观的过程，也是市民对城市文化精神全面感知与体认的过程。城市建筑景观被“意象”化，往往融入了民众对城市历史文化的感知、经验、理解和认识，是民众对城市精神的一种长期的集体性认知。因此，城市文化以建筑景观为载体，生动地存在于民众的意识与情感之中[3]。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会逐渐与特定城市文化元素（符号、特征等）相关联，并随着民众的情感体认而慢慢沉积，形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意象。按美国城市设计家巴奈特的说法，地标式建筑、主要干道、边界、区域、节点这5大要素构成城市文化意象的基本载体（他谓之“骨骼”），而社会风俗、历史文化和理念精神等则构成城市文化意象的基本内核（他谓之“血液”）[2]。

近代武汉是一个开放、繁华而又时尚的商业都会，也是中外文化交融、充满生气与魅力的近代都市。开放、时尚、驳杂的文化氛围充盈其间，显出综合性都会的洋洋大观[4]。这种开放、时尚、驳杂的城市景象往往成为时人的一种“汉口印象”，而这一“汉口印象”实则是近代武汉的文化意象。清末，人们说到汉口，总以“居民近百万，中外杂处，商贾云集，要亦不失为长江流域之第一大商埠”相赞[5]，这种印象一直延续至现代，诸如：“汉口为华中唯一大都会，论者美誉为东方之芝加哥，其未来之发展，正未可限量”等等[5] 39。民国时期的作家裘红蕤说道：“汉口之可爱，是在它虽然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都市应有的一切它都具备，但它的四周却是纯朴的，随处都呈现着大自然的美。”[5] 59著名作家老舍更以略带夸张的笔触写道，“武汉的模样是把大一点的上海和小一点的南京搁在一起”[6]。显然，近代武汉尤其是汉口的开放、时新与繁荣屡屡为人称道，被视作武汉的一种城市文化特质。

城市文化的符号化就形成为意象，而这种符号化的文化意象往往以地标性建筑为载体，这就使人们在提及某个城市时往往与这座城市的建筑景观联系在一起。以世界而论，举凡著名的都市，无不有令人稱道的建筑景观，譬如伦敦的塔桥、威斯敏斯特教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协和广场;纽约的曼哈顿大街、自由女神像;东京的银座;柏林的勃兰登堡门等等。就中国而言，说到北京，人们脑海中自然会闪现紫禁城、天安门的身影，说到上海，人们马上会联想到黄浦江畔十里洋场的时尚与南京路的繁华。上述种种建筑景观成为中外名城的文化符号，自然也就成为这些城市的文化意象。而作为近现代武汉开放、时新、繁荣象征的江汉关大楼正具有这种文化符号的意义，它典雅宏大的楼体、凌空高耸的钟塔、浑厚悠扬的钟声无不显示着这里是一个开放之地、现代之城、繁华之都。以江汉关大楼为轴心，汉口沿江大道鳞次栉比的欧式建筑和依次排列的港埠码头构成一幅现代商业都会的典型景观，以江汉关为轴心，武汉的现代城市文化风貌尽显无余。

从城市经济史的视野看，江汉关因汉口开埠而设立，继而随着汉口对外贸易的繁盛，其地位日渐显要，进而与上海江海关、广州粤海关和天津津海关并称为中国近代四大海关。江汉关名列全国四大海关与汉口名列全国“四大商埠”的历史地位实乃相为表里[7]，是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占据显要角色的身份标识。就此而论，江汉关大楼是近现代武汉繁华身世的生动见证，是武汉近代百年沧桑的风雨“同路人”。它被本地民众引以为傲，被旁观者目为武汉开放繁荣的标志，它之成为代表近代武汉城市精神的文化意象，实乃情之所在、势之所然。

如前所论，城市文化意象既是城市精神的符号化（通常以建筑景观为载体），即物化、景观化的过程，也是一种城市文化认同与建构的过程。而城市文化意象一旦形成，就会发挥凝聚之功与引领之效。仰望天安门，人们会油然生发出一种神圣而光荣之感;徜徉在上海外滩，让人不禁发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赞叹，这便是城市文化意象的感召力，江汉关大楼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文化感召力。它在展现近代武汉繁华身世的同时，也传扬这座城市开放包容、开拓奋进的文化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武汉人民在风雨如晦的近代勇立潮头、奋勇搏击、一往无前。

江汉关作为城市文化意象的独特地位，以及特有的文化感召力，使其具有显著的“文物”价值。在国务院批准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江汉关大楼作为“近代武汉”的代表赫然在列;随后（2016年9月）又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这是国家层面对其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的认定。江汉关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正是我们立论的基础，本文以江汉关为视点解读近代武汉城市文化的转型变迁，以江汉关文化意象的形成与发展为主线梳理武汉近代的经济变革与“革命叙事”，立意在于全面识读近代武汉城市文化的基本品相，深入阐释武汉城市精神，为城市文化铺展出一条贯通古今的精神通道，为武汉的永续发展提供历史文化的厚重支撑。

二、江汉关：武汉从传统迈向近代的时空坐标

（一）江汉关之设立：武汉近代历程的开端

江汉关的设置是与近代汉口开埠通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的文化意蕴与汉口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

1861年，依照《天津条约》所定，汉口正式开埠通商。西方列强纷纷在此设立洋行，各国商人联翩而至。汉口的“华洋互市”随即展开。然而按照《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暂定章程）》的规定，长江上所运之进口洋货须在上海缴税，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汉口关税收入，也不利于汉口全面开展中外贸易。有鉴于此，时任湖广总督官文3次上奏朝廷，历陈汉口开关之利，请求设关征税。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清廷最终同意官文在汉口设关的请求，于是在1862年1月1日，江汉关正式建立。

江汉关初设于汉口河街（汉口英租界花楼外滨江），而江汉关监督署最初则设在汉口青龙巷，由汉黄德道兼理，首任税务司系英国人狄妥玛。为便于管理，随后又将汉黄德道署移至汉口，与江汉关监督公署合署办公。时任汉黄德道道台郑兰兼任江汉关监督，说明其职权在政府统辖之下。江汉关关址择地花楼街外河街，该处房屋老旧，通道不广，随着华洋互市日益繁剧，报关业务逐年递增，原关址办公场所难以肆应中外客商之需。遂决定迁址歆生路（今汉口江汉路）滨江处重建，1921年動工兴建。新建的江汉关大楼总高40米，占地面积1499平方米，建筑面积4009平方米，由主楼和钟楼两部分组成，塔式钟楼位于楼顶，主楼与钟楼均为四层，采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和英国钟楼建筑样式，于1924年告竣。江汉关新楼甫一落成，就以典雅端庄而成为当时武汉最豪华的办公大楼，又因滨江临街、楼高势奇而成为汉口的新地标。

汉口的开埠设关是武汉近代城市发展史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引发了武汉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变迁，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的变化上，更表现在城市的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随着欧风美雨扑面而来，华洋交集日广，武汉、特别是汉口的城市生活开始呈现出趋新慕洋的趋向，使这一时期武汉的城市文化呈现出一种新旧杂陈、中西混融的“过渡性”状态。而此时的江汉关大楼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观感上，它只是汉口为数不多的政府机构之一，除此并无特别之处。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前的府衙，它里面进进出出的多为洋人，所办事务也与洋行、洋人及买办有关，普通中国人与之少有关涉。

而事实正是如此，作为汉口开埠的产物，江汉关一成立似乎就掌握了汉口经济贸易的“命门”，成为华洋互市、中外贸易的主管部门，成为将汉口从国内市场中心提升到中国内地华洋互市中心的重要推手。在江汉关的一手“操作”下，武汉的经济社会在悄然发生变化，不经意间，一个紧挨着江汉关的“洋场”——五国租界赫然在江边出现，各国洋行、银行在滨江大道上鳞次栉比，昔日还是芦苇丛生的荒滩沼泽地变身为街衢纵横、高楼林立的繁华市区。而在江汉关西南侧的汉口老城区也出现不少“西化”的景致。当20世纪来临的时候，汉口已不再是那个“四大名镇”“楚中第一繁盛处”的内河商埠，而是气象更为宏大的“东洋芝加哥”了（时任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语）。

城市史的各项实证研究清晰地表明：20世纪初叶的武汉社会已与19世纪中叶迥然不同，汉口因开埠设关而大步迈向近代。

（二）江汉关与近代武汉经济社会转型

“商战亡人急抵冲，闭关故步已难封。请看贸易通商册，洋酒香烟亦大宗。”[8]这首竹枝词道出了汉口开埠、江汉关设立以后武汉市场出现的一些新变化，透露出武汉商业贸易开始转型的迹象。

江汉关的设立引入了沿海外贸口岸的贸易制度，划一了沿海总关与内地分关的税则税率，整合了沿海内地关税的征收、检验、稽查流程，极大改善了中外贸易的营商环境，从而激发了汉口的外贸潜力，促进了汉口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在华洋互市、中外贸易的持续作用之下，武汉经济结构开始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换。由此可以看出江汉关在近代武汉经济结构转型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正是这一引领，开启了汉口从以内贸为主的河港码头变身为内联外销、通江达海的中外贸易大港的转型过程，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功实现这一转型，形成以汉口为中心、辐射中西部广大区域的“国际市场”[9]。

以江汉关设立为契机，汉口的经济贸易结构、城市的角色与功能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从面向国内市场的传统商埠转变成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现代商埠，从中国内地的市场中心演变成“华洋互市”的中心，从明清时期的“天下四聚”发展成为“东方芝加哥”，进而成为中国近代仅次于上海，与天津、广州比肩的工商业大都会。

汉口开埠、江汉关设立引发的第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武汉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此后数十年间，英、俄、法、德、美、日、丹麦、瑞典等国在此共设立了160多家洋行、十几家银行及领事机构。这些洋行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政治经济特权在武汉从事大规模贸易活动，大力倾销洋货——纺织品、机械、化工产品、五金交化产品、煤油灯等;大肆收购中国内地的农副土特产品——茶叶、生漆、桐油、猪鬃、蛋品、棉花、肠衣、五倍子、芝麻、豆类等。以外国洋行为主导的“华洋互市”在汉口如火如荼地展开。

尽管汉口开埠的时间晚于沿海“五口”近20年，且深居内陆腹地，但由于它固有的市场中心地位，使其对外贸易很快就跃居国内各商埠的前列。以直接出口而言，1880—1888年的贸易总值为5532万海关两，年均值为615万海关两，超过了同时期的牛庄、天津、烟台、厦门等商埠[10]。此后发展更为迅速，进出口贸易额每年以200万海关两的速度增长。1899年，汉口的贸易净值达9088万海关两，创1861年以来最高纪录，对外进出口贸易的规模达到历史的峰值。其贸易总值仅次于上海，居当时对外贸易“四大口岸”的第二位[10]。

在对外贸易额急剧增长的带动下，武汉社会经济开始全面转型。

首先，旧有的贸易结构发生改变，与外贸相关的行业在经济构成中的比值显著上升。开埠设关后，以洋纱洋布为代表的“洋货”成为武汉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据当时的《湖北商务报》记载：“汉口重要输入外国品，以棉纱棉布毛巾为要品。”纺织品为“本镇（汉口，作者按）近年最旺生意……数月以来随到随销，几至无货应市”。“综讣每岁货价，多至四千余万金，最少年份，亦有三千余万金。”至19世纪末，洋货的数量与种类日益增多，汉口商业长期以来以“八大行”为主导的行业格局开始被打破，一些以经销洋货为主的行栈异军突起，形成“洋货行”。原来经营百货的“京广杂货行”“福广杂货店”“广货行”演变成“洋广杂货行”。这些新兴商行逐渐从“土产杂货行”中分离出来，成为以营销机制工业品（洋货）为主的现代百货商店。那时汉口较著名的有“广生裕”“大茂和”“汪怡记”“方义大”“黄谦裕”“胡益丰”等。在这些商铺经营的日用百货中，洋货占到80%。与外贸相关的新兴行业还有五金交电行、化工染料行、西药行等。它们的出现打破了武汉旧有的商业格局，显示出武汉市场与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

民国以后，长江流域进一步开放，中国交通格局由帆船时代进入“轮轨交行”时代，武汉作为长江黄金水道与平汉铁路交汇点的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突出，加之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结构的转型、政治体制的变革、近代金融体系的建构、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从而使武汉作为中国内地“国际市场”的功能地位进一步强化。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从1911—1930年的20年间，武汉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特别是间接进出口贸易增长迅猛，并达到历史峰值。间接贸易从1911年的11796万关两增长到1930年的20048万关两，成为拉动武汉对外贸易总量增长的关键因素。时人就此评论道：“汉口之对外贸易额有直接间接两项，现在仅以直接對外贸易额为标准而比较之，故其数字不及广州之巨。然其经由汉口运至上海之出口货，恐至少亦达上海出口额之半数以上也。”[7]

其二，武汉作为“集中土货，转输外洋”“收纳洋货，散销内地”的市场枢纽功能进一步彰显。表现为经汉口出口外洋的农副土特产品规模巨大，汇聚了中国中西部的主要物产，其数额之大、种类之多，均为其他商埠所不及。

民国初中期，经汉口出口的茶叶、桐油、蛋品、肠衣、生漆、牛羊皮、药材、铁矿石、豆类、油脂油料、芝麻、棉花棉纱、烟草等为大宗，上述产品在汉口报关出口的货值年均在300万关两以上，有的超过千万关两[10]。

民国以后，汉口的桐油、茶叶、蛋品、猪鬃的出口量在全国出口总量中占有相当的份额，如茶叶出口一度占全国出口的60%，桐油出口一度占全国总量的80%，“汉口桐油”甚至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专有品牌。肠衣、蛋品、猪鬃也占全国出口总量的30%左右[7]。这些土特产品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陕西、云南、贵州、河南、山西等近10个省份，主要销往德、英、美、法、俄、比利时、澳等欧美10余个国家或地区。

其三，武汉与世界的经贸联系进一步加强。作为中国内地的“国际市场”，武汉是外资外企、外国商务机构设置最多的内地城市。1901年，汉口有12个国家的60多家洋行在此从事各类进出口贸易。民国时期，汉口的欧美洋行增至180家左右。来汉从事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20余个，主要有英、法、德、俄、美、日、瑞典、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墨西哥、刚果等。到1924年，武汉的外国银行在原有9家的基础上增至18家，其业务范围广涉信贷、贸易、地产、保险、实业等多个领域，使民国中期的武汉金融市场带有浓郁的国际化色彩。由于中外贸易的繁盛，民国初期世界各国的货轮频繁出入汉口港，每年进出汉口港的外国货轮达500万吨，年均5000艘左右[12]。

对外贸易的繁盛带来的另一个社会经济变化就是武汉早期工业化的启动。近代武汉的机器工业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直接原因是开埠通商与对外贸易的刺激。1864年，俄国商人投资兴办的顺丰砖茶厂，以机器制作砖茶，专供出口之需。随后，各国商人在汉口开设了一些专为出口贸易服务的加工厂，诸如压革厂、打包厂、蛋品加工厂、金银冶炼厂、制冰厂、冰冻食品厂、灯泡厂等等，是为近代武汉机器工业之滥觞。此后，张之洞督鄂，全面推行“湖北新政”，兴办以“四局两厂”为代表的近代工业，武汉初步形成以冶金、纺织、兵工为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辛亥鼎革之后，三镇又掀起了新一轮工业化运动，此轮工业建设带有鲜明的民间自发性质，并以强烈的替代进口为发展导向。这种源自民间以替代进口为导向的发展趋势又与开放的刺激与磨励不无关系。正是江汉关设立以后急剧增长的进出口贸易的刺激，以及日渐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造就了一批资本雄厚、具有现代经营观念与实业意识的绅商群落，正是他们成为民初武汉工业建设的主要推动者。由此以观，近代武汉工业体系的形成，与江汉关设立以来所形成的开放市场与实业意识确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最后，江汉关设立所带来的综合效应是武汉社会结构的转型变迁。20世纪初叶的武汉社会已与19世纪中叶判然有别，城市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均大异于往昔，一个带有现代都市气质的新武汉已清晰可见。

人口的迅猛增长是近代武汉的一个显著表征，如同经济增长一样，开埠设关也成为近代武汉人口发展的一道分水岭。此前三镇人口从未超过30万，开埠以后，武汉常居人口与流动人口均呈快速增长之势，至20世纪初，三镇人口已近百万。“五方杂处、客旅居多”是人口结构的基本特征，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寻觅着梦想与机会，他们从事着各式各样的现代职业，投身于各种现代工商业活动。各类制造业工人、商贩、店员、海员、市政环卫工人、服务业职员、教员、记者、律师、编辑等职业人群构成市民的主体。他们不论年龄、性别、籍贯而被工厂、企业、街道、商店、学校、机关等现代科层组织整合在一起，因市场纽带而紧密结合起来，他们的交往互动开始冲破地域乡谊的束缚而愈来愈多地带有社会化、契约化的色彩，一个以契约关系与市场关系为纽带的大众社会形成了[13] 609。

开放的社会环境孕育了武汉现代都市生活，也塑造了武汉国际化的形象。华洋互市、中外交往日久，武汉已成为一个“混合社会”，这里充满着异国风情，中西文化碰撞交融。这里有众多中西合璧的街道里弄、风格各异的外国银业大楼、数量可观的外国领馆及商务机构，这里有较为完善的现代市政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各种现代时尚在这里流行。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初叶的武汉是一个开放的都市，一个充满活力与魅力的多元文化交汇的城市。在《海关十年报告》中，“繁荣”“进步”“文明”成为外国税务司们描述武汉的常用词汇，按诸史实，可知斯言不虚也。

综上所述，不论从经济史角度、抑或是社会史角度看，江汉关的设立都堪称武汉城市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界碑，一个标志性事件。对武汉而言，江汉关的设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以此为分界，“传统的武汉”渐渐远去，“近代的武汉”正大步走来。

（三）江汉关的空间坐标意义：老汉口与新汉口的分野

江汉关大楼的选址真可谓神来之笔，它立于今汉口江汉路和沿江大道的交汇处，位居英租界南侧，东临大江，南望汉水，左依汉口老城，右邻五国租界新区，堪称武汉城市空间的一个醒目坐标。

开埠以前，武汉三镇都属于传统行政体制的管辖范围，汉阳镇城区狭小破旧，武昌也仅局限于旧城墙之内，汉口发展虽快，也主要是沿汉水狭窄的岸边延伸，城市人口和规模长期没有大的发展。1861年开埠设关以后，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开始渗入，嗣后，随着张之洞“湖北新政”的广泛推行，武汉的城市功能、城市风貌、空间结构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

江汉关甫一设立，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便开通长江轮船航运（1862年），往返于沪、汉之间。随后，太古、日清、怡和、北德等外国洋行纷纷开辟长江航线，展开轮船航运。汉口很快成为长江航运的中心，江汉关下首的滨江地段成为港埠码头林立的全新空间，汉口的空间重心开始由沿河向沿江转移。

1905年，芦汉线（后称平汉线）通车，使河南、河北与湖北联为一体，对汉口经济发展与空间拓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后者而言，芦汉铁路的建成通车直接带动了汉口城区向北拓展，原来荒僻的玉带门、大智门一带修建了火车站点，街市店铺随即兴建，汉口城区向北扩展，面积由原来的11.2平方公里扩展到24平方公里，增长了一倍多[13] 19。开埠设关后的30多年间，英、俄、法、德、日相继在汉口设立租界，在老城厢的东北角形成了一个滨临长江、上起江汉关、下至黄埔路、面积约10平方公里的租界区。它成为汉口的一个带有近代欧美城市风格的新城区。整个租界区由绵延4公里长的河街联成一体，外侧是绿草如茵的江滩，江滩外是轮船林立的码头。与河街平行的干道纵贯其间，干道与横街之间分布着众多的洋行、商店、银行，以及租界内的市政管理机构。这个处在江汉关下首东北一侧的租界区已显现出“别样”的风貌。其在整个空间设计上显示出近代欧洲城市的风貌，令人耳目一新。

而在江汉关上首西南一侧的老城区则显得古朴而老旧。纵横密织的街巷、明清风格的铺面作坊、青石条砌成的街道、逼窄低矮的民居、嘈杂喧嚣的人流构成老城厢的主要风貌。与租界新区的宽敞明媚形成了鮮明的对照。江汉关恰恰是位于新老汉口之间的一个分界点，成为汉口时代分野与空间分隔的醒目坐标。

进入民国以后，以江汉关为界的新老汉口由差异走向融合，这种融合更多时候是老汉口融入新汉口，汉口老城日益“洋化”，江汉关大楼又成为这种新老城区融合的一个标杆。1929年，汉口开始修建沿江马路，将租界与华界连为一体，拉近了“华界”与“洋界”的距离。同时修筑后城马路，汉口新区从硚口武胜路一带延伸到满春街、六渡桥、歆生路（今江汉路），再进一步延伸到大智路、车站路、一元路、三元里、黄埔路、刘家庙，直至江岸车站一线，全长达十几华里。新建的后城马路宽敞笔直，临街商店铺面多建成砖混结构的洋房大楼，结构式样一改旧观。主干道两侧由连片成排的新式里弄组成，大量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公寓民居错落其间，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大汉口”已轮廓初现。

总之，江汉关的设置不仅成为武汉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时间坐标，也是武汉近代城市建设的一个空间坐标。它是汉口“华”“洋”的分界;也是“老汉口”与“新汉口”的分野。江汉关高耸的塔楼、雄浑的钟声向世人展示着这个曾经的“四大名镇”已实现全面的蜕变，它已然从一个面向国内市场的传统商埠转变成为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现代经济发达的综合型大都会。作为武汉走向近代的时空坐标，江汉关显得如此耀眼醒目。也正因这一时空坐标的特殊角色使江汉关成为近代武汉的形象代言人，成为武汉开放、进步、时新、繁华的象征;进而成为展示近代武汉城市精神的一个主要文化意象。

三、江汉关的“革命叙事”与“红色印记”：作为城市文化意象的发展与深化

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江汉关以开放、进步与繁荣的形象代言武汉城市文化，成为近代武汉的主要文化意象。进入民国以后，江汉关的文化意象中又增添了许多新的要素，点染上鲜明的“红色印记”，使其文化意象显得更为浓郁厚重。

江汉关楼前广场成为民国时期武汉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一个令广大民众为之激情澎湃的政治场域。这里是现代武汉“革命叙事”的主要发生地，这里举行过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活动，上演过中国现代史上一部部激动人心的政治大剧。江汉关楼前广场风云涌动、风雷激荡，它见证了武汉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作出的奋斗与牺牲，也目睹了武汉在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雄壮与豪迈。从辛亥武昌首义到武汉解放的宏大“革命叙事”都在它身上留下了“红色印记”，并凝结成雄劲任侠的文化风骨，使它成为武汉人民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一往无前的精神象征。

江汉关在20世纪初见证的第一场政治革命就是辛亥武昌首义。这场扭转乾坤的“惊天之举”倾覆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大清王朝，也终结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作为旧制度“体制内”的机构，江汉关自会在这场革命风暴中受到冲击和影响。辛亥鼎革之前，中国沿海与内地的关税由清廷掌管，税款的保管则由外国税务司负责。武昌首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代行南方“光复”地区中央政府之职。处此新旧转换之际，西方列强以“中立”姿态静观事态发展。时任江汉关代理税务司的苏古敦积极贯彻上级“中立”路线，表面上看，江汉关当局是革命的一个旁观者，严守所谓“中立”，其实，它在有意无意间已卷入了新旧鼎革的风暴之中。江汉关税款向上海汇丰银行的转移、各国军舰在关前江面的大量聚集，表明它不想置身事外，期待在这一新旧转换的过程中保持其固有的角色与相应的权益，并相机行事，在变革中获得预期的政治经济利益。

结果如其所期，进入民国以后，江汉关一仍其旧，保持了原有的角色地位，继续发挥着调节经济贸易的职能。民初汉口重建，江汉关依然保持着华洋分界点的醒目地标位置，新建的大楼兀自耸立，以更加现代、典雅、时新的姿态矗立于江滨，成为广为人知的新汉口地标。而江汉关楼前广场则成为民国时期武汉举行各种活动的“公共空间”，进而成为大型政治性集会、群众性集体活动的重要场地。

1926年10月10 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广州国民政府随即迁往武汉，大革命（又称“国民革命”）由此进入“武汉国民政府时代”。那时的武汉，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汹涌澎湃，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927年1月3日，為庆祝北伐胜利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江汉关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和宣传活动，广大市民纷纷聚集于此，聆听学员的演讲，高呼革命口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吼声回荡在江汉关上空。面对武汉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英租界当局惊恐万状，公然派水兵持枪闯入群众集会队列，致使数十名群众死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三”惨案。英租界当局的暴行激起了武汉人民极大的愤慨，1927年1月5日，武汉各界团体代表30万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在武汉人民抗英斗争的巨大声浪下，武汉国民政府以坚定的立场与英方展开交涉谈判，1927年2月19日，历经16轮艰难谈判，英国政府终于在《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上签字，中国正式收回英租界，改为第三特别区。同年3月15日，中英双方举行移交仪式，汉口英租界正式收回。

收回汉口英租界，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一次大挫败，预示着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总崩溃的开始，它是中国现代史上人民群众反帝斗争所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书写了武汉人民反帝斗争的壮丽篇章，成为镌刻在江汉关历史进程上的一部宏大的“革命叙事”。 江汉关见证了这一伟大事件的全过程，它也因此成为武汉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历史记忆，成为武汉人民不畏强暴、勇于抗争、英勇奋斗、一往无前的精神化身。江汉关大楼以高耸挺拔之势站在了武汉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上，搭建起一座精神通道，经由这一通道，武汉人民固有的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雄劲风骨与现代民族意识、爱国情怀交融整合，完成了城市精神的一次全新跨越！

此后，江汉关广场便成为武汉举行各种政治活动、群体活动的主要场所，成为展现武汉这座城市信心、勇气、决心与力量的首选之地。当抗战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的时候，当武汉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政治中心的时候，历史的镜头再一次聚焦到了江汉关。深沉旷远的江汉关钟声犹如一阵阵催征的号角，激励着武汉三镇人民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全民抗战的洪流。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决议迁都重庆，国府所有军政机构先期迁到武汉，武汉成为临时首都，成为中国抗战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国共合作的中心。随后国共双方在武汉发起组织了一系列抗战宣传活动，诸如抗敌宣传周、歌咏大会、街头演出、献金活动、火炬游行等等。当时，武汉全城，斗志昂扬，三镇上下，激情似火。1938年7月7日，抗战周年纪念日，武汉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声援在前线浴血抗战的将士，同时，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献金”活动，武汉三镇在江汉关右首、中山大道水塔旁、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等处搭建起5个固定献金台和3个流动献金台，以声援抗战。

江汉关钟楼下的献金台是一座用竹席、门板、长凳等临时搭起来的彩台，台两边的立柱上贴着一副对联：捐寸纱可显抗日志，献分银能表救国心。台下两个红彩绸中间，挂一幅横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14] 20。1938年7月8日，献金活动开始，络绎不绝的武汉民众手握布袋、钱包、储蓄罐等，前往各献金点踊跃捐献。经事后统计，所得款项中包括了法币、大洋、铜板、元宝，还有女人贴身的耳环、手镯、珠宝等金银首饰。三镇市民倾其所有，凡是可以搬动的财物，大多能见于献金台上。献金活动点燃了武汉人民的爱国热情，从古稀老者到稚嫩孩童，从工厂、机关、团体的代表，到政府官员、资本家、青年学生，上至达官富商，下至贩夫走卒，武汉人民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爱国赤诚。由于武汉各界群众捐献行动空前踊跃，原定3天的活动不得不延长到5天，参加献金者达百万人次，各界群众捐献现金、物资价值达100余万元。在武汉“献金运动”的感染和推动下，全国各地掀起了献金活动的热潮。广州、上海、重庆、长沙、贵阳等地群众纷纷捐款抗敌。以武汉为中心的“献金运动”是自发性的民意表现，是民族向心力的大凝聚，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身临其境的郭沬若激动地说：“整个武汉沸腾起来了，也带动全国沸腾起来了！”[15] 21

就在献金活动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来，三镇上下欢声雷动，广大市民奔走相告，激动的人群随即在政府组织下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一束束火光汇成长龙，映现在大江两岸，江汉关的钟声与江上的汽笛声回荡在夜空，仿佛阵阵低沉而坚定的吼声，宣誓着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

江汉关在武汉革命叙事中不仅留下了大量物化的“红色印记”，而且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红色精神的印迹，它是由一代代江汉关华人职员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所书写。江汉关是近代武汉最具“现代”成分的经济部门，江汉关华人职员也是最具现代意识、民族意识的社会阶层，自然也就成为早期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对象之一。为唤醒江汉关华工的民族意识，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武汉共产党小组，在武汉开展工人运动。1926年底，江汉关华人职员在共产党人林育英的领导下成立了江汉关职工总会，积极动员江汉关职员展开收回海关主权、增加国家税收和提高工资待遇的斗争。同年，江汉关职工总会发表了《敬告各界宣言书》，痛陈洋人把持中国海关之弊，号召国人齐心协力收回海关主权，一时间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国共产党在江汉关的革命活动，不仅启迪了华人职员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也在江汉关华人员工中播散下红色的基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速全面侵华步伐，进攻上海、侵占热河、进犯长城，后又策动“华北自治”，必欲制中国之死命。面对日本侵略者，全国各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江汉关广大华籍职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踊跃参与爱国捐献活动，大家满怀爱国热忱，决定将自己每月工资的5%捐助国家，以支援华北抗战。1933年2月25 日，江汉关召开职工大会，大会讨论决定：根据薪资的多少增加爱国捐款额的比例，以江汉关全体华员的名义建议上海总部予以审议执行。抗战军兴之际，江汉关职工俱乐部自发成立了乐文社，以丰富职工娱乐活动为名积极开展抗戰宣传活动，展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拳拳报国之情[16] 157。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响应民主建国运动，主动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了（1947年11月）湖北民主青年先锋队，成为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并逐渐在江汉关内发展出一支倾向革命的职工队伍。这支具有红色基因、又受到进步潮流感召的员工队伍积极投身到推翻国民党统治、迎接人民解放的洪流之中，他们利用一切便利条件，为迎接武汉的解放做准备。根据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党的指示，江汉关职员积极开展“反搬迁、反破坏、反迁移”斗争。机智地粉碎了国民党企图炸毁江汉关大楼的阴谋，成功保护了江汉关关产，为新中国的后续建设保存了实力。

1949年5月1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武汉，三镇上下鞭炮齐鸣，一片欢腾。在欢迎解放军的群众队伍中，江汉关职工组织的一支秧歌队格外显眼，他们载歌载舞，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迎接武汉的新生，也迎接着江汉关的新生。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它被摄影机永久定格下来，至今保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16] 169。嗣后，江汉关更名为“武汉关”，历经百年风雨沧桑，江汉关又迈向了一个新的历程。

江汉关经历了从汉口开埠到武昌首义的近代岁月，继而经历了从民国肇建至新中国成立的现代历程，其间见证了武汉从传统走向近代、从“四大名镇”蜕变为“东方芝加哥”，进而发展成“华中重镇”的风雨历程，因其独特的经济贸易职能而成为武汉转型发展的时空坐标，江汉关的这种时空坐标意义几经流传，广为人知，积久而成为代表武汉开放时新、繁荣进步的一种标识，成为承载近代武汉城市精神的一种文化意象。

江汉关文化意象一经形成便具有显著的感召力与引领效应，成为驱策武汉告别传统、迈向近代的精神感召。作为以开放进步为核心的文化意象，江汉关在波澜壮波的时代大潮中与时俱进，在武汉现代宏大的革命叙事中留下了自己深深的“红色印记”，将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一往无前的城市精神熔铸其间，从而使其城市文化意象的内涵更为丰富而厚重。江汉关文化意象的形成与发展折射出近现代武汉转型发展的坎坷历程，展示了近代武汉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侧影，它提示着我们，对于江汉关百年历史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更具有显著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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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