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是如何被放大的?

2021-02-21 08:51张群祥王成军邹琳
宏观质量研究 2021年1期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扎根理论

张群祥 王成军 邹琳

摘 要: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渗透为风险放大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互联网参与传播作用下,突发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风险是如何被放大的?此问题已成为学界和实践关注的焦点。论文以“速生鸡”事件为例,通过对获取的43家媒体原始资料进行扎根编码分析,识别出信息机制、心理机制与次级影响三个主范畴,在此基础上基于微观整合视角构建了风险放大概念模型,细化分析了互联网时代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的过程与机制,揭示了信号源、信息机制与心理机制及其循环反馈在风险放大过程中的作用机理。论文从微观层面拓展并充实了SARF研究框架,补充了相关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研究的不足,为监管部门进行网络风险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政策启示。

关键词:“速生鸡”事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放大;扎根理论

一、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本,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爆发的一系列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如三聚氰胺、苏丹红、毒火腿、多宝鱼、瘦肉精、毒豇豆等)损害了消费者信心,引发行业信任危机和消费者恐慌,对农户、行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均造成严重损失。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民群体快速增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较2018年底增长7992万,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7.2%。,民众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微信、微博、短视频等互联网媒介表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看法和主张,在互联网媒体去中心化非线性的极速传播和多元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通过网络传播放大造成的持续、失范的社会影响远大于事件本身的危害(刘冰,2016)。如2012年12月央視曝光“速生鸡”事件后,通过网络发酵放大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和忧虑,造成公众对风险的主观感知偏离实际风险,形成过渡反应,引发恐慌心理,对行业、消费、政府信任等产生广泛的消极影响,加深了公众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忧虑。事件影响至今,消费者对白羽鸡仍有顾虑,网络上仍然充斥着 “激素”“六翅”“速生”等污名化标签。那么对于连带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在互联网参与传播的作用下,其风险放大的过程和机理是什么?政府及相关方应如何采取有效的策略进行管控和治理?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所谓风险放大是指相关风险事件的信息从信源历经中间传递者到最终接收者的整个过程呈现出风险信号被强化的现象(William 和 Slovic,2012)。此过程包含信息扩散和社会响应两个阶段,信息扩散是社会响应的前提,社会响应藉由新的感知和行为产生新信息加以传播。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风险放大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信息角色、心理影响及其框架构建等领域。在信息角色方面,Kasperson(2014)发现信息流充当了风险放大主要原动力的角色,而信息受争议与戏剧化程度及其信息的象征意蕴作为信息流的主要属性,会对风险是否被放大产生显著的影响。Slovic等(2010)则提出来自一个受信任来源的风险信息如果包含了与某一给定危害相关的、夸大了的危险信息就可能导致风险的放大。曾繁旭等(2015)也发现信息的受争议程度是影响风险社会放大的关键属性。总体上,当信息融入情绪化表达加之内容极化的陈述后易于引起公众愤怒与焦虑负面情绪,进而放大公众的风险体验与认知。在心理影响方面,Finucane 等(2000)发现紧张与害怕等负面情绪是影响风险放大的重要因素。Daniel 等(2014)应用情感启发理论(Affect Heuristic)分析了风险放大的形成机制,认为情绪是引发风险放大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刘冰(2016)进一步揭示了情感启发式、锚定效应和选择性关注的心理机制与社会机制交互作用为风险放大提供了强大驱动力。此外,不少传播与心理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信息内隐的情绪强度对信息的传播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情绪“唤起”可促进人们的信息分享行为(陈爽等,2012)。在框架构建方面,SARF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 是最经典的风险放大研究框架(Kasperson等,1988),该理论认为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个体等多方交织,导致风险“放大”并产生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 涟漪效应是指风险事件社会后果波及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可能对与之相关的产业、机构和社会产生次级影响,包括消费下跌,技术或产品的污名化、政府公信力丧失以及诉讼等。。John 等(2020)认为SARF框架的宏观优势明显,尤其是对不同学科的整合能力备受肯定,但其微观基础还需补充完善以提升理论的生命力。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研究方面,当前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已有文献更多聚焦风险认知对购买行为的影响,如研究农残风险认知对购买意愿的影响(Kim等,2019)以及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及支付意愿等(Lee等,2020)。仅部分文献关注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舆情的扩散、消融与演化等,如张学霞等(2013)探讨了农产品安全事件关键致险因子,探究食品安全事件隐含风险要素与风险特征,Bakir(2010)发掘了媒体报道在风险放大过程中的“社会放大站”的作用,许振宇等(2019)以食药事件为例研究了情绪对信息扩散的影响。此后,部分学者关注了热点事件风险演化及扩散规律等,如张红凤和吕杰(2019)采用Dagum 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的方法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分布动态演进过程进行了分析。鄢贞等(2020) 则基于媒体报道的视角,以“瘦肉精”事件为例通过测算Morans I 值分析了农产品安全事件风险演化和空间转移的路径等。

综上所述,国内外相关风险放大机制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现有研究仍呈碎片化,描述能力强,解释力仍显不足。最突出的表现是,风险放大是一个多因素交织的过程,虽然SARF框架勾勒出可能导致风险放大的因素,但是仅用SARF一个理论框架难以将诸多要素整合在一起,特别缺乏基于信息、心理等微观视角对风险放大的过程机制进行整合研究,微观基础的缺失往往使研究者陷入在整体描述和深入溯因之间顾此失彼的窘境,尚需进一步进行细化拓展研究,尤其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微观机制研究亟待补充。鉴于此,本文以“速生鸡”事件为研究对象,基于媒体公开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整合信息机制、心理机制及其次级影响构建微观理论模型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过程,以系统揭示互联网时代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的机理,补充现有研究的不足,从而为网络风险治理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启发。

二、案例背景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背景

2012年12月,央视在对山东青岛、枣庄、临沂、潍坊等地的“速生鸡”养殖场的调查中发现,白羽鸡从入栏第一天到出栏40多天时间里要吃18种以上抗生素药物以避免鸡死亡或生病,养殖户把鸡卖给屠宰场,屠宰企业相关检测人员编造检验结果,“鸡把抗生素当饭吃,停药期成摆设”。此新闻经央视报道后,多家门户网站和新媒体进行了转发,引起了公众广泛关注和不安。“速生鸡”事件发生后不仅对相关养殖企业造成严重影响,还殃及肉鸡、三黄鸡、麻鸡等同类型农产品销售。公众在网络平台不仅表达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忧虑和对黑心商家的谴责,而且质疑相关部门的监管制度,此次事件也提升了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程度。“速生鸡”事件已过去八年,次级影响持续至今,在互联网上白羽鸡仍被贴上“激素”、“速生鸡”等污名化标签,提起“速生鸡”仍会联想并浮现多翅鸡的场景。“速生鸡”事件的风险社会放大速度快、范围广,为研究互联网时代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放大过程机制提供了合适的样本,本文以此为案例展开扎根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新情境下提炼概念并构建理论模型,因而采用了以发展概念和理论见长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这一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方法来展开探索性研究(张敬伟等,2017)。扎根理论由Glaser 和 Strauss(1967)创立,强调不作理论预设,而是通过多方收集原始资料,在资料中探索社会现象核心概念,发掘概念间的建构与联系,注重從现象中萃取本质,以填平经验与理论之间的“鸿沟”。Strauss 和 Corbin(1990)将扎根理论分析原始资料的过程称为编码(Coding),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原始资料通过编码将涌现的现象上升至构念层面,然后从构念升华为范畴,最终辨识出新理论的核心范畴。本文应用扎根理论展开研究,其目的在于归纳并演绎“速生鸡”事件风险放大过程,凝练辨识概念,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新的概念与范畴,发掘范畴之间的关联,使理论得以逐渐完善,最终构建互联网时代“速生鸡”事件风险放大机制理论模型。

本文尽可能有效地收集与“速生鸡”事件相关并能体现出事件风险放大的资料,事件相关原始资料来源包括21家媒体(如《第一财经》、《人民日报》、《浙江电视台》等),15家网站(如新浪网等)、7个自媒体作者文章(如陌上居士等)以及若干大众评论,最终共得到40947字相关原始资料,删除与本文研究无关内容后最终得到13836字相关原始资料。相关资料的时间跨度为2012年至2020年。本研究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注重多种数据资料来源之间的相互印证,以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和一致性。通过“速生鸡”事件相关文章、不同媒体的相关报道、专家意见看法以及大众评论之间的相互印证,使所收集资料尽可能避免由收集者主观想法导致的片面性,然后保留与本文研究有关的原始语句,将无关内容删除。

三、资料编码与分析

本研究在具体的操作步骤上参考Corbin和Stauss(1990)的操作程序,将编码分为三部分:一级编码、二级编码与三级编码。其中,一级编码即为开放式编码,是指将原始资料分解、提炼、概念化和范畴化;二级编码即主轴编码,是在上一阶段形成的初级范畴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归纳,演绎形成若干主范畴;三级编码立足于前一阶段提炼的主范畴展开选择性编码,以建构最终的概念模型。本文在数据、概念、概念与数据间反复比较,总结归纳出风险放大理论模型。

(一)开放式编码

从研究的现象中探索发现概念与范畴是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的目标。编码过程要对原始素材进行仔细反复推敲,以凝练出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有用信息,并将其概念化与范畴化。得到的新概念和范畴还需要在资料和概念、范畴间不断循环往复考察(贾旭东,2016)。本研究采用手工开放式编码,由于各种渠道搜寻到大量的资料,限于篇幅仅列举部分阐释开放性编码过程,“速生鸡”事件资料开放性编码如表1所示。

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多轮仔细推敲与分析,得到概念和范畴,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范畴之间的关联。

1.识别标签和现象摘要。本研究在对原始资料反复分析基础上识别出200余条标签,并对每个标签所表征的现象进行摘要,以奠定概念化的基础。

2.概念化。通过挖掘标签所表征的现象,总共获得88个初始概念,包括企业描述、药物滥用、产品描述、养殖过程、白羽鸡成长过程、养殖环境恶劣、事件描述、用药描述、后果极化、危害极化、安全描述等,由于篇幅限制,省略详细内容。鉴于概念含义交叠且数量庞杂,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概念之间的关联,并整合相关概念,为范畴化奠定基础。

表1 “速生鸡”事件资料开放式编码示例

相关资料记录概念化范畴化

肉鸡用饲料和药喂养,45天出栏,饲料能毒死苍蝇。(a7) 。……

死鸡、病鸡只要能挂上链的公司都要,病鸡加工分割后都出口销售了,多用于快餐企业。(a11) 。……

不少人想只要不吃洋快餐如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就可以避免了,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多年前超市冰柜售卖的那些“西装鸡”,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路边摊、饭店的辣子鸡、烤鸡翅、宫保鸡丁、鸡肉串等难道都是散养的走地鸡?醒醒吧,你做梦都不要想这样的好事出现。(a13) 。……

对于养殖业过量使用的避孕药、抗生素等行业潜规则,动物保护组织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司法的公益诉讼也远未有效进行,行业协会也基本上是失声的,相关的监管部门也疏于监管,任由市场“野蛮生长”。(a19) 。……

媒体拍的照也很没有技术含量,那种照片如果是经常养殖的一看就知道假的,那种肯定是把一个养殖场的鸡全赶到一起然后拍张照片,真正的养殖场如果有这么高的养殖密度,鸡早就热死了。(a21) 。……

何丽说,根据刚做过的相关检验检测结果,她再三表示并不是为养殖户做辩解,但她表示希望更多人相信,合格鸡肉中是不含超量激素的。(a25)。……

消费者非常关心:即使用药不存在违规,那么“速生鸡”本身是否安全呢?即使安全,那么其营养是否有?(a29)。

为什么外国很普通简单的事情到了我们这里还容易出现问题?原来,国外监管严不是走过场的,抗生素和激素是不可能让养殖户随便买到的。然而到了我们这,监管部门也在那里,部门还N多呢,政策文件也早下发过,然而养殖户却对它视而不见。(a42)。……

某养殖户李某说,“一只鸡从雏鸡到出栏,大约需要10斤饲料,饲料又分1期、2期和3期。”同时,李某证实,在鸡的生长过程中,确实需要很多药物来防病抗病,大部分是抗生素。(a46)。

鉴于猪肉对鸡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速生鸡”事件曝光后,一些消费者由于对鸡肉的不放心开始购买猪肉,如此导致猪肉的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替代性的增长,在北方市场上这种现象和趋势表现得更为显著。(a63)。……

近期媒体的持续曝光,迅速将“速生鸡”发酵成波及整个白羽肉鸡产业链的灾难,白羽肉鸡产业链全线遭遇重创,一时间白羽肉鸡及加工产品销量下降,价格大幅度下跌。(a67)。

由于肉鸡跌价,许多养鸡户不赚反赔,看着大量等着出栏的肉鸡直挠头。(a77)。……

试想,如果连知名的外企餐饮企业都不能保证,那么面对国内的食品安全,你敢想象吗?那些地沟油检测方法出来了吗?三聚氰胺、塑化剂事件是怎么解决的?我们是善于忘记。(a85)

3.范畴化。通过对相关概念进行归类与分析,最后将88个初始概念整合为内容极化、态度极化、专家争议、公众争议、公众情绪、风险评估、情感反应、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10个范畴。

(二)主轴编码

探明并建立副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主轴编码(Axial Coding)的主要任务,其操作步骤是“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 /互动策略→结果”(李志刚和王迎军,2007),从而将原始资料以更清晰、更整合的方式组织起来。基于开放性编码中得到的概念和10个范畴,对其进行多轮反复比较与推敲,发掘范畴间存在的潜在关联,以凝练出更高层次主轴范畴。通过对范畴的整理和分析,将其划分为信息极化、信息争议、情感情绪、认知评估、情感反应和各类次级影响这6个副范畴。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深入分析各范畴与“速生鸡”事件风险放大机制的关系,然后构建理论概念模型。在主軸编码阶段按照展示的范畴间的关联,通过典范模式进一步抽象、归类范畴,最终凝练出“信息机制”“心理机制”“次级影响”三个主范畴,见表2。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式编码(Selective Coding)是在主轴编码基础上,从多个范畴中凝练出更具概括性的核心范畴。根据Strauss 和 Corbin(1990)所建构的扎根编码经典范式(Paradigm Model)“条件→行动/互动→结果”,以“故事线”的形式链接相关主范畴得到核心范畴。所构建的核心范畴还要满足与其所属主范畴存在紧密关联且占据中心位置等条件。对应这些条件,在选择性编码过程中,通过对得到的信息极化、信息争议、情感情绪、认知评估、情感反应与各类次级影响这6个范畴以及归纳联结出的信息机制、心理机制和次级影响这三个主范畴再次进行分析,并将其带入原始资料中进行对比,最终发现信息机制、心理机制和次级影响这三个主范畴可以解释得到的所有范畴。据此,本文在参考SARF框架基础上,基于行为心理学“刺激—反应”理论 “刺激—反应”理论最初由行为心理学创始人Watson(1920S) 在Pavlov(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基础上提出,其将人类复杂的行为过程分解刺激(S)和反应(R)两个部分。其后,Hovland(1950S)将“刺激—反应”理论应用到信息传播领域,提出信息是刺激物(S),而信息传播的受众作为有机体(O),会作出相应的反应(R),即传播的 “S→O→R”模型。本文借鉴“刺激—反应”理论的宏观框架细化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经互联网传播(刺激物S)带给公众(O)心理与行为方面的反应(R),揭示反应过程引致的风险放大微观机制。,从信息(刺激)—心理(反应)—行为(反应)三个层面构建风险放大概念模型,见图1。模型中信号源、信息机制和心理机制等相互反馈与循环。其中,信息源的信息通过信息极化和信息争议产生风险放大内容,风险内容通过情感启发产生情感情绪,并做出认知评估,导致情感反应。信号源、信息机制和心理机制三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反馈,最终放大了公众的风险感知,放大的风险认知产生涟漪效应,对产业、消费与社会等各层面造成持久的不利影响。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的目的在于验证本研究所提炼的概念、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足够度。本文后续又收集了26条有关“速生鸡”事件的媒体报道,经过编码分析后没有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说明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是相对饱和的。限于篇幅,部分检验展示如下:

(一)45天,在人们记忆里这个鸡的生长速度和传统反差实在太大,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信任缺失),还是打了激素?这种快速生长的鸡是不是有问题(情绪愤怒)?

(二)平时我们天天吃的鸭啊鱼啊,难道它们都是干净的?就没有问题?我觉得最多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见怪不怪只有无奈,它们都是市场失序监管失灵的藤蔓上的“怪胎”(态度极化)。

(三)“45天就出栏”“毛没长全”“速生鸡”到底能吃吗(情绪愤怒)?农民不敢吃自己的鸡(信任缺失)。

(四)网民“乾羽”说,面对“速生鸡”事件持续发酵,消费者不禁要问:即使“速生鸡”是没有问题的,那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知情权和消费权得到充分尊重(安全争议)。

(五)“速生鸡”事件,将引发饲料添加剂行业换血,未卷入风波的生产饲料添加剂上市公司迎来更多机遇(养殖户及相关商家受影响);另一方面,作为鸡肉替代品的水产品等需求将上升(行业影响)。

(六)一家位于广安门外一繁华商业区内的饭店老板对记者说:“现代互联网传播速度,地球人都知道了“速生鸡”,饭店最有特色的几道菜都与鸡肉相关,顾客越来越少,长远下去,不调整调整菜单是不行的了(行业影响)。

五、风险放大机制理论模型构建与阐释

扎根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建构理论。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编码与构念凝练,得到了与“速生鸡”事件风险放大相关的副范畴、主范畴和核心范畴,为互联网时代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机制理论模型构建提供了基础。下文将对风险放大过程机理展开说明。

(一)信息机制

信息机制是风险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风险放大机制。在进行主轴编码时根据风险事件信息机制的特点得到了信息极化和信息争议两个副范畴,可以将其联结为信息机制。信息机制中信息在风险放大过程起到重要作用(Kasperson等,1988),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站”(Barnett 和 Breakwell,2003)。一些新媒体为了追求高关注度,采用夸张、戏剧化描述,配上触目惊心的图片,这些极化内容成为风险放大强力源头(Kasperson,2014)。在“速生鸡”事件中,信息极化典型语句如“肉鸡用饲料和药喂养,45天出栏,饲料能毒死苍蝇(17-q2)”,“45天,一只刚孵出仅40克的小鸡就能长到三四斤重,并被端上肯德基的餐桌(10-j1)”,“24小时不间断照明,让鸡多吃,吃得越多长得越快(16-K5)”。这些极化信息流导致公众认知偏差和情感共鸣,充当了风险放大原动力角色,强化了公众风险放大体验,引发次生危害产生(祝阳和雷莹,2016)。

在信息争议上,由于专家和公众具有迥然相异的风险故事模式,双方的认知具有一定的对抗性,信息争论提高了大众对事件真相不确定性认知(Kunreuther,1985)。如“何丽说,根据刚做过的相关检验检测结果,合格鸡肉中不含超量激素,她再三表示并不是为养殖户做辩解,她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相信这一点(17-q5)”,“农大朱教授也指出,鸡的生长周期太短,激素并不会促进鸡肉的生长,反而会提高肉鸡患病风险,用激素是偷鸡不成倒蚀把米(15-o4)”。而媒体对于白羽鸡争议焦点在于白羽鸡为何长这么快?是否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如“某报记者认为仅需45天就能从雏鸡到商品鸡出栏,肯定是在饲养中非法添加了危害人体的催化剂和激素(47-au2)”。由于影响风险放大的信息属性是信息争议程度及其信息的象征意蕴等(Kasperson,2014),因此,专家和媒体对事件的争议提高了大众对事件的关注度,关注越多,不确定性感越强,而越是不确定的事物,公众对其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對风险放大体验感越强烈,也就越有可能产生风险放大情形(Kuhar等,2009)。

(二)心理机制

心理机制是个体反应的风险放大机制。在进行主轴编码时根据风险事件心理机制的特点得到了情感情绪、认知评估和情感反应这三个副范畴,可以将其联结为心理机制。在情感情绪方面,人们通常用“基于直觉的情感启发系统(Heuristic System)”进行风险判断(Paul等,2019),公众接收风险信息后启发相应的情绪,当对事件产生负面情绪时会强化公众对事件的风险感知(Finucane等,2000),而愤怒是风险放大的主要决定因素(曾繁旭等,2015)。典型语句有“为什么外国很普通简单的事情到了我们这里还容易出现问题?其实,国外监管严不是走过场的,抗生素和激素是不可能让养殖户随便买到的。然而到了我们这,监管部门也在那里,部门还N多呢,政策文件也早下发过,然而养殖户却视它为透明的(20-t2)”。“很多消费者都关心,鸡是饲料喂出来的,还是粮食喂出来的?(2-c2)”,“抗生素超标,违规使用激素,让市民‘谈鸡色变(5-a3)”。较相于内隐的失望、无奈等情感,愤怒更有感染力和连续性,其能极大强化风险感知体验和记忆。

在认知评估方面,人们的行为决策受自身认知及认知过程的影响,当公众对事件作出认知评估发现事件具有风险性或对自身不利时会促进事件风险放大(Denise,2020)。如“怕就怕某些养殖户和从业人员过量添加抗生素,滥用了就危害人体健康,导致人体产生抗药性(3-c3)”,在消费者知悉白羽鸡饲养过程中违规用药,评估存在质量安全风险,这种认知评估会显著影响公众对事件的风险感知,形成不安全的高风险锚定(Anchoring)。在情感反应方面,公众对“速生鸡”事件态度主要表现为对白羽鸡的情感排斥及其规避,恐惧能够驱动沉默的螺旋启动起来(伊丽莎白·诺尔拟诺依曼,2013)。典型语句如“人们对这种与传统农业生产经验不相符合的工业化模式,常常是表面接受却内心不信任(26-z4)”,“这是选育优良鸡种科学养殖的自然结果,还是用激素、抗生素等药物催出的变异物种?这样的‘速生鸡能吃吗?(43-j2)”。总体上,在心理机制中公众接收风险信息后会启发不同的情绪,作出不同的风险评估以及情感反应,进而放大事件风险并产生次级影响等。

(三)反馈与循环

反馈与循环是风险事件在风险放大机制中信号源、信息机制和心理机制中进行多轮相互反馈与循环的过程。SARF框架模型表明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文化等过程交织可增强公众的风险感知(Kasperson 等,1988)。“速生鸡”事件中信息源与信息机制间的反馈与循环表现为,信息源的信息通过信息极化描述和信息争议导致公众对事件风险感知增强,如“有媒体报道,45天速生鸡投喂的饲料能毒死苍蝇(a-e7)”。“速生鸡”事件在信息极化与信息争议过程中反馈成为了新信号源。信息源与心理机制间的循环反馈表现为,信息源中的信息被公众接收后在心理层面中产生了情感情绪、认知评估和情感反应,如“知道有危害,为何还继续喂食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物?只能说明商家太无良(7-a5)”,“保险起见,还是吃吃老母鸡好(1-a5)”,“本地农贸市场所售冻鸡、鸡翅、鸡腿‘速成嫌疑大,他们都不吃”(19-s1)。心理机制中公众产生的恐慌、愤怒等高风险情绪“唤起”人们的初级信息分享行为(陈爽等,2012),而基于风险社会记忆的形塑与传承,加之既往关联事件的联想,能够极大累积并触发负面情绪(朱清,2017),激发公众心理认同与“同仇敌忾”,导致情绪化对信息进行扩散与传播,信息裂变式传播与扩散反馈成为新的信号源,信号源再次传播放大公众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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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郝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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