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先河：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垃圾分类试行

岳树燕

早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人民政府曾推行垃圾分类试行运动，体现了新中国初期人民政府对节约资源、美化环境、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视。

垃圾分类推行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人民政府曾为处理国民政府遗留下的垃圾，开展“清理垃圾运动”，共清理219280公方[1]。20世纪50年代，垃圾产量日益增加，政府积极处理垃圾，但由于数量庞大而导致北京市再次出现垃圾过多及处理不当等问题，此情形不仅破坏了市容，亦给北京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一，垃圾产量大，增加速度快。1950年城区共运输垃圾549606公方，而至1954年达至942157公方，当时平均每日产量2600公方，运输费高达143万元。据分析，垃圾主要为内炉渣，占51.93%，其次为灰土、食物、植物、金属等。正因市民所用煤土混制煤球燃烧不充分导致大量垃圾产生，造成乌烟瘴气、尘土飞扬，污染城市空气，且收集与运输需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资源浪费。

其二，垃圾处理方式不当。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为了处理大量垃圾堆积问题，将垃圾用以平垫洼地。如北平市政府批准利用垃圾平垫“幅员甚阔，多属废置，若听其自然经其洼下弃有用之地而无力利用，深觉可惜”的黑龙潭洼地[2]。而这一方式导致了新中国初期经过垃圾填垫的地方，盖房基础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垃圾内藏着廢品，导致许多捡拾破烂者争夺。环境的污染，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乃至发生的社会问题成为当时北京市政府推行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

垃圾分类处理办法的制定与试行

1955年9月3日，北京市上下水道工程局“为了改进首都的环境卫生，使所产的垃圾逐渐达到无害化处理和利用，并为节约原煤、节省运费，为国家积累资金，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3]，向时任副市长薛子正检送《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计划（草案）》，以期解决垃圾带来的诸多问题。诚如上文所言，垃圾问题的形成并非一夕之事，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一问题便长期存在。1948年，王大光曾提出应在垃圾中筛出“烂布、烂纸及菜叶等检出作为制造棉织品灰纸及肥料之原料，再将筛下之灰渣检出作为制垃灰”，[4]作为青红砖及砂纸等材料。国民政府虽认为此项计划对垃圾清理裨益匪浅，但仅为嘉许，未有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上下水道工程局积极提倡垃圾分类，并进一步拟定《垃圾分类收集办法》以及《推广煤砖和不掺黄土的机制煤球办法》，亦通过科学方式对垃圾进行分类。1956年，据该局统计北京城区（七个区）垃圾产量为886640公方，按照物理分析可分为有机垃圾354035公方，无机垃圾494036公方，废品38569公方。其中，有机垃圾可制成颗粒肥料，无机垃圾则可填充郊区坑洼与解决积水问题，而机关、工场的炉渣可充为建筑材料，废品可用作工业原料。[5]垃圾分类既可改善环境，亦能节约成本。与此同时，北京市上下水道工程局还提出成立领导班底进行推广与监督。首先，在市人民委员会成立“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联合办公室；其次，成立相应的工作组，并以西单区及宣武区作为试点，进行宣传与推广。

9月以陈明绍为主席，上下水道工程局、第一商业局、第三商业局、煤建公司、运输管理局、市生产联社废品经理部，以及西单、宣武两区[6]人民委员会召开研究垃圾分类处理问题的座谈会，分别对改善燃煤、整理废品等问题进行协商。由此，各代表们达成一致意见，垃圾分类分两步走较为有利，即一部分地区开展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废品、炉渣、有机物和灰尘等几类）工作，部分地段试行改良炉火、改善燃煤工作。次月，北京市上下水道工程局再次检送《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计划（草案）》修正部分呈薛子正副市长审阅。随后，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下发公文称，“奉薛副市长批：‘同意。目前可由你局和区人民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组成工作组，以便迅速推动工作。至于联合办公室问题，待试点工作告一段落后在（再）研究。”[7]

随后，上下水道工程局与各部门配合，积极宣传并展开工作。垃圾分类分为三个季度进行。1956年第一季度在宣武区试点进行，取得较好成果后，再向全城区推广。第二季度在前门区、东单区与西单区推行，第三季度则在东四区、西四区与崇文门区推行。在这一过程中，宣武区、西四区的推行较为顺畅，收到了良好效果；而前门区、西单区则较为缓慢。现以宣武区与前门区为例说明。

首先，宣武区白纸坊的试验。从宣传到实践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准备阶段，主要工作为卫生科进行展览宣传，动员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据统计在六天的展览中参观人数1809人（占居民总户数的65%），可见宣传获得人们普遍认可。正如新安中里1号的张老太太说：“这样分类收运，什么东西也糟蹋不了啦，政府想得真周到”，此次展览为正式宣传打下了基础。其二，正式宣传阶段，参加宣传会的有1566人，占应到人数的56%，而未参加者则由街道积极分子进行补课。可见此次垃圾分类宣传力度之强，而这一宣传为后期的实践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其三，则为重要的实践阶段，由清洁队与街道积极分子检查1125户分类情况，其中分类较好的有940户，占白纸坊住户的84%；未分的142户，占12%；未分清的42户，仅占4%。[8]

其次，前门区以西湖营办事处开始先行试点。首先，成立垃圾分类办公室，兴办展览，并召集群众进行宣传。同时，在西湖营建立标志牌，设立垃圾站负责人，进行分类检查与抽查，并详细规定了废品的收集与处理。然而，一个月后前门区垃圾分类收运工作试点却暂时停止。据前门区垃圾分类收运工作试点暂时停止情况汇报表明，一方面，“群众反映太麻烦”；另一方面，“不少人提出分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表示不知道怎么分发”。因此，前门区试点仅仅维持了一个月。

前门与宣武区实行垃圾分类的同时，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七次行政会议对此次垃圾分类活动进行报告与讨论，决定为“保证城市环境和城市建设，应该实行垃圾分类。”[9]但也指出，此工作与市民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因此，要求上下水道工程局第一做好宣传工作及具体准备工作，例如垃圾箱的投放问题等。第二，将机关、学校、工场、企业等集体单位作为重点对象，而对于一般市民则采取自愿原则。第三，规定在清理过程中清洁队亦应分类运除。随后，将垃圾分类推广至全城区。

垃圾分类实践的经验启示

在推广垃圾分类试行的过程中，各部门获得相应的成果与经验启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七次行政会议中冯基平副市长进行了总结：“垃圾分類使得大量垃圾得到了无害化的处理”，改善了环境，又使得“垃圾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达到了节约增产的效果”。[10]而后，上下水道工程局以西单区为例再次对垃圾分类成果进行汇总，认为全区推行很顺利，居民做得很好，但也指出因部分集团单位与商户因配置等不足而导致弊窦丛生。尤以垃圾分类较为成功的宣武区为例，进行六大层面的总结，其一，宣传层面。垃圾分类工作搞好离不开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所以必须通过展览、小型流动展览、开会等多种形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其二，协调层面。垃圾分类工作与全区密切相关，领导应该引起重视，并在机关、团体中形成各部门层层相连的垂直布置系统，以提高工作效率。其三，业务人员层面。清洁队员是与群众直接密切接触的群体，抽调对业务熟悉的清洁队员进行宣传，以加强民众的认知，促使收运工作得以改进。其四，管理层面。主要在于加强与建设检查工作及垃圾站轮流负责的管理机制。其五，督查层面。各站负责人主要检查群众是否按要求将垃圾箱送到站上，清洁队是否按时、按类完成任务等工作。其六，妇女配合层面。工作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妇女力量，因此应与妇联积极配合，以获良效。可见，北京市试行垃圾分类工作虽存在问题但仍获实效。[11]1957年上下水道工程局亦派人前往石家庄进行考察，并进一步得到相关管理、宣传方面的经验启示。然而1965年因人员、经费不足等问题，各区垃圾分类收集工作日渐停止。

新中国建立初期，北京市试行垃圾分类，虽至20世纪60年代宣告结束，但这一举措加深了人民践行垃圾分类的理念，并为当下北京市垃圾分类收集及管理工作提供了借鉴。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徐俊德，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170.

[2]卫生局关于利用垃圾平垫黑龙潭洼地和乡车入城载运垃圾的训令、公函、布告，档案号： J005-001-01309，北京市档案馆藏.

[3]北京市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99.

[4]王大光呈拟垃圾生产意见书，档案号：J001-004-00390，北京档案馆藏.

[5]北京市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109.

[6]1952年9月，北京市行政区划改为七区，其中第二区为西单区，第七区为宣武区。

[7]北京市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107.

[8]北京市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112.

[9]北京市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120.

[10]北京市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121.

[11]北京市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120.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