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系统耦合样态分析

王清强 乐传永 刘双飞

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对两者之间系统耦合进行样态分析的目的在于探索社会经济发展与职业院校发展的相互关系，厘清两者内在变化过程，对定位职业院校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定量分析改革开放40年间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的综合指数变化、耦合协调状态及耦合度演变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已从“系统协调”到“严重失调”、要从“多维对接”到“立体链接”、须从“满足需求”向“服务大局”转变。

关键词 国民经济发展;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系统耦合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36-0039-0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十四五”开局之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树立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无论是牢固确立“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战略地位还是认清找准“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基本定位，无论从社会治理角度配置教育资源，还是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调整就业战略，都需要确保职业教育投入及其结构优化来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打开广阔空间。截至2021年9月，我国3012所高等学校中（未包含港澳台地区），职业院校1486所，占总数的49.3%。2020年全国高校招生数为914.9万人，职业院校483.6万人，占总数的52.9%。全国8181所中等职业学校，中职在校生超过1200万人。为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1]。毋庸置疑，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以培养能够在生产和服务过程中从事物质生产和社会服务的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是整个教育系统中与经济社会和生产实践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2]。随着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发展是否支撑职业院校发展，职业院校发展是否反哺国民经济发展，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发展之间如何实现系统耦合等，都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厘清两者内在变化过程及关系，对职业院校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系统耦合样态指标遴选

（一）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与国民经济指标的选取和系统耦合样态指标权重计算

职业教育是有别于普通教育的教育类型，主要包括高职高专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以及进入稳步发展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评价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和水平一般包括全国职业院校的数量、在校生数量、提质培优能力和水平、人均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产教融合深化程度、办学的专业数量和质量及与产业的结合度、教师的学历水平及“双师型”教师结构优化程度等。评价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包括GDP总量、人均GDP、国民收入和支出等。

1.系统耦合样态标准化指标值的计算公式

其中n为评价样本总数。

2.计算系统耦合样态第i项指标的信息熵值（entropy）

其中，若 fij=0时，则假设fijlnfij=0，且假设k=1/lnn，故此有0<Hi<1。

3.计算系统耦合样态第i项指标的基于信息熵的权重

其中，∑mi=1 Wi =1，0< Wi <1，m为评价指标体系的标准总数。

利用指标量化值计算在校生人数f（x）与人均GDP的综合评价指数f（y），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二）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系统耦合评价模型与计算

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是系统耦合度，C∈[0，1]，f（x）是人均GDP总值的综合评价指数，f（x）是职业院校在校生数综合评价指数，f（x）和f（y）都基于综合评估模型计算。

1.職业院校在校生数与国民经济发展综合发展指数的模型与计算

综合发展指数反映的是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的综合水平，由人均GDP系统综合评价指数f（x）和职业院校在校生数综合评价指数f（y）加权而来。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为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和δ分别是人均GDP综合评价指数和职业院校在校人数综合评价指数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依据相关研究和δ值分别为0.5。

2.职业院校在校生数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耦合协调度指数的模型与计算

职业院校在校生数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耦合协调度指数的模型与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D为耦合度，D∈[0，1]，在一定的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情况下，职业院校在校生数与人均GDP水平的复合效益大，则说明系统整体的发展更加协调。因而，D越接近1说明系统整体的耦合协调程度越高，相反，说明系统耦合协调程度低。

3.职业院校在校生数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耦合度模型方法

依照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原理，整个系统的演变速度V可以视为是Va与Vb的函数，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耦合系统演变方程表达式如下，见图1[3]：

α表示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系统的耦合度，Va为人均GDP，Vb为职业院校在校生数系统的演变速度。参照二维平面对V的变化，以Va与Vb为变量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依据V的椭圆形路径轨迹中Va与Vb夹角α取值，其值判断系统的演变趋势以及两系统间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程度。

二、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态

依据耦合协调度（D）评价等级划分和标准，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的耦合协调度等级依次为：0<D≤0.1为严重失调，0.1<D≤0.2为重度失调，0.2<D≤0.3为中度失调，0.3<D≤0.4为轻度失调，0.4<D≤0.5为濒临失调，0.5<D≤0.6为勉强失调，0.6<D≤0.7为初级协调，0.7<D≤0.8为中度协调，0.8<D≤0.9为良好协调。

从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耦合协调度指数的变化可知，2008-2018年，两大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同步上升，导致D值增大。2019年起，国家连续两年出台了高职高专院校的“扩招令”，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开始扩大[4]。2008-2014年D值在0.3～0.4之间，属于轻度失调阶段，而2015-2018年D值大于0.4，属于濒临失调阶段。这期间，国家出台各种职业教育管理办法，在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同时，使得职业教育能够满足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2008-2018年间，D值逐年增大，2013、2014、2015年增长比较平稳。2014年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同年6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发布，体现了各行各业对更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未来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将越来越凸显。

三、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系统耦合的演变趋势

对1978-2018年间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综合评价指数进行非线性拟合，基本方程如下：

Va = 0.00021×e0.996/t（R2=0.922，p=0.000<0.01）

Vb = 0.00033×e0.955/t（R2=0.912，p=0.000<0.01）

其中函数式中t的取值区间为1～41，相应的年份为1978-2018年。

根据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化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指数的变化来看，1978-2018年间，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的耦合度25.8°-85.09°，耦合关系经历了“严重失调耦合，协调耦合阶段”阶段。这期间疏通了职业教育办学主体渠道，开始允许社会力量办学。民办职业教育的突破对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见表2。

1998-2007年间，从耦合角度变化来看，从67.14°增加到78.36°，說明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之间协调耦合角度逐年增大。但是每年变化的角度略有波动，其中1998、1999、2000年每年耦合角度为2°，说明这3年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发展比较匹配，此阶段是职业院校发展比较快的阶段。另外，2008-2018年间，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的耦合程度较高，即职业院校在校生数增多，人均GDP增速也比较快，但是耦合角度比较偏大，按照耦合状态特征划分，2018年耦合角度为85.09°，其值接近≥90°，即将达到不协调耦合阶段，即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职业院校在校生数减少，见表3。

四、发现与启示

（一）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已从“系统协调”到“严重失调”

职业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是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系统耦合样态分析的“理论驱动”和“问题驱动”。研究发现，1978-2018年，全国人均GDP和职业院校在校生数的综合指数均呈S型增长曲线，两者的变化趋势波动较小，其值从0.001增到0.014;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耦合协调度指数由0.05增到0.45，耦合协调状态从严重失调到濒临失调，且朝着良好协调方向发展，表明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协调发展的关系不断改善。但从耦合协调演变趋势看，2008-2018年的10年间，我国人均GDP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进入“衰退耦合”阶段。出现了人均GDP快速增长，而职业院校在校生数放缓或者存在滞后发展趋势。通过政策层面来调整修复这种系统耦合关系是必然选择。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召开，吹响了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新号角，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5]。而“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过程，必然是“人口红利”渐失倒逼“人才红利”的形成过程[6]。随着职业本科教育的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将呈快速健全的发展趋势，职业教育将深入人心，以高质量职业教育推动高质量国民经济发展成为普遍共识，以“顶层设计、分层施工，条条督导、块块统筹，条块协同、狠抓落实”的要求践行类型教育理念，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为必然路径。

（二）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协同路径要从“多维对接”到“立体链接”

职业院校在校生数是衡量职业教育发展最直观的指标。经济发展水平通过职业教育市场价格、社会资助价格、家庭收入和家庭受教育人数以及职业教育个人需求曲线直接影响着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职业教育发展具有的集中指向效率与集中指向平等是正相关关系，通过拓宽教育市场，增进职业教育机会平等，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改进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必经之路。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为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技术技能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提高受教育者未来收入来提高储蓄率、通过提供具有一定学习能力并掌握一定技术和具有技术含量技能的新增高素质就业人员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发展职业教育，不仅要看在校生规模的大小，更需要观察其有效供给问题。职业教育有效供给依赖于区域社会经济为其调整提供的政策可能。从职业院校在校生数看，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关系交错而复杂，两者在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环形逻辑、主体间性逻辑和层次耦合逻辑形成的多元联动关系。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特别是与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不可或缺的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教育过程，被认为是一个对区域社会经济回报的投资过程，这使得区域经济个体的发展观念延伸到了职业教育的抉择。在技能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区域，职业教育对当地经济的不可或缺性被简化为一种经济产品功能的一个投入和产出的系统，例如，在职业院校在校生数（投入）和区域人均GDP（产出）的关系研究中就有这种强烈的观念。假如一个区域的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是已知的，那么就可以预测增加或者减少资源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可以分析各种投入的价格发生改变时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结果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职业院校在校生数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环形逻辑、主体间性逻辑和层次耦合逻辑形成的多元联动关系不是已知的，而必须从学生及其学校的数据中推演出来[7]。因此，通过统筹职业教育管理中某些关键的过程和关系：地方政府的预算分配、生均拨款、职业院校在校生的助学金和贷款、学生的学费以及各方的责任链等，采取“多维对接”路径、“点—线—面”联动路径以及“利益”“规则”“效率”“三维一体”协同联动，构筑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立体路径，有利于实现两者互利共贏与深层次联动发展。

（三）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系统耦合须从“满足需求”到“服务大局”

我国连续两年发出高职的“扩招令”使职业教育驶入高速路。在传统生源无力支撑职业院校大扩招的情况下，退伍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成为扩招令政策工具“稳定和扩大就业”目标指向下预期的生源群体[8]。职业院校在校生数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耦合还取决于当前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理论的正确假设。因此，尽管我们分析的大多数研究肯定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的扩大有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预期，但教育效果的确切大小还不能完全确定。为了更理性地制订职业教育政策，必须进行合适的政策调整，以便得到对职业教育作用的更准确估算。首先，管控职业教育规模，促进职业教育公平。按照《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下好一盘大棋”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作战图”，通过国家宏观管理、省级统筹保障、学校自主实施，着力补短板、激活力、强内涵、增效益，将职业教育政策落实落细落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另外，职业教育规模考量着时代变革对公平而有质量职业教育的迫切需要，也体现着经济发展转型对技能型人才和创新性团队的需求维度。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与国民生产人均GDP的增长有一个临界点的关系，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必将起到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作用。同时，职业教育規模扩大必须伴随教育机会的公平化。在职业教育规模扩大过程中，如果没有解决好教育机会公平的问题，那么其教育规模扩大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失效。因此，为保证职业教育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政府在增加职业教育有效投入的同时，还应致力于完善职业教育办学体系以及在校生资助体系。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发展比以往更需要解放思想，打破长期束缚职业教育发展的陈旧观念和体制障碍，牢固树立和践行类型教育理念。抓住重点和关键，积极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以保证公平性。另外，职业院校在校人数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系统耦合样态体现了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结构的单一性，须加大职业教育投入，调整投入流向。要借助职业教育政策，提高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加强扶贫资金对贫困地区职业学校的投入，鼓励和支持企业到贫困地区开办职业学校，增加教育投人，促进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等发展大局。

参 考 文 献

[1]中国统计年鉴[EB/OL].[2021-07-13].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0/indexch.htm.

[2]祝士明.职业教育发展的途径与对策[N].天津日报，2019-04-22（T09）.

[3]埃尔查南·科恩，特雷·G·盖克斯.教育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12.

[4]刘继安，陈志文，李马英夏.高职教育扩招：一个社会治理角度配置教育资源的案例解读[J].中国高教研究，2019（4）：6-9.

[5]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EB/OL].[2021-04-13].http：//www.moe.gov.cn.

[6]朱德全，徐小容.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逻辑和立体路径[J].教育研究，2014（7）：45-53.

[7]西蒙·马金斯.教育市场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71.

[8]周建松，陈正江.高职百万扩招的战略意义与实现路径——基于全纳教育视角的分析[J].江苏高教，2020（2）：113-119.

[9]人民时评.以职业教育赋能脱贫攻坚[N].人民日报，2020-12-29（T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