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列传“伯乐”形象探析

摘 要： 在中国传统的士林社会，想要有所抱负，除了自身的才能以外，也离不开独具慧眼的伯乐。《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模式，绘制了一幅先秦至西汉初年的人物图谱。在《史记》众多人物形象研究中，“伯乐”形象的探讨屈指可数，这类人物广泛分布在《史记》各篇章中，他们上至君王、下至群臣百姓，对于先秦两汉士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司马迁对于这类人物形象的描写首先是出于人物传记情节推动的需要，其次在于凸显先秦时期士人现实的生存状态。此外也传达出“伯乐”对于士人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其自身对明君贤臣的钦羡之情。

关键词：《史记》 列传 伯乐 贤士 君臣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是人物传记名著。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把人作为重要纽带，勾连起整个历史事件的进程。列传作为《史记》篇幅最多的部分，刻画了众生百态的社会场景，也描绘出众多阶层的人物形象。在众多人物形象中有这样一群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伯乐，简言之就是善于发现人才的人。伯乐乃是秦穆公时期的人物，原名孙阳，出身贫寒但善相马，被他相中的马乃谓千里马。伯乐相马最早始见于典籍《战国策·楚策》，一名叫汗明的贤士欲借此寓言故事让春申君明白尊贤重士的道理。此后伯乐相马作为典故专指善于发现人才，而伯乐也就成为独具慧眼的人的代名词。学界对于该类问题的研究主要放在了司马迁人才观念研究当中，強调司马迁“选贤任能”的观点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并未把这类人物作为单独的群体加以研究和分析。士人从“常人”到“贤才”是一个发掘的过程，在《史记》中，这类“伯乐”式的人物，对于士人成就丰功伟绩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此类人物主要涵盖君、臣两类人物，广义来说就是指那个时代的各诸侯国君以及委命于下的官吏，他们通过一种上下交互式的行为，成就了名垂后世的人物。笔者欲通过《乐毅列传》和《管晏列传》两篇具有代表性的篇目，探究《史记》众多“伯乐”式人物出现的作用和意义。

一、 “伯乐”的类型

《史记》列传中的“伯乐”形象总体分为君、臣两类，他们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明君贤臣，但在关键时刻，却都有着敏锐的目光和发现“才”的能力。在众多“伯乐”中，燕国的燕昭王以及齐国的鲍叔牙却无疑是明君、贤臣的代表人物，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这类人物的一些显著特征。

（一）君中“伯乐”——燕昭王

乐毅作为战国时期的名将，受到后人的追捧，诸葛亮曾就自比乐毅、管仲。他为弱小的燕国立下赫赫战功，名显于世。但在《乐毅列传》中我们发现，乐毅能有如此成就，得力于有燕昭王这样一位“伯乐”式的君王。刘向曾云：“燕昭王用乐毅，推弱燕之兵，破强齐之雠，屠七十城，而惠王废乐毅，更代以骑劫，兵立破，亡七十城。”从前后对比可以看出，乐毅在得到燕昭王的赏识和重用后立下了赫赫战功，而燕昭王的逝去其实也宣告乐毅黄金时代的离去。起初“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其才干得到赵人的举荐，但居赵期间却并未有突出的表现。此后乐毅以魏国使者的身份进入燕国，“燕王以客礼待之，以为亚卿，久之”。在这里我们能感觉出乐毅身份的明显转变，也可以看出燕昭王独特的眼光，在乐毅没有实质性成就的时候就委以大任。随后在乐毅打败齐军之后，田单患之，欲离间之，但“昭王又贤，不肯听谗”，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当乐毅走向人生的巅峰之际，伴随而来的则是燕惠王的猜忌，从而使他被迫离开燕国委命于赵国。此外，从乐毅上书惠王的《报燕王书》中亦可看出燕昭王的几个明显特征，首先是有 “高世主之心”。 燕昭王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君主，他想要打败齐国振兴燕国。二是尊崇贤才。燕昭王对于自己发现的人才毫不吝惜，“裂地而封之”，使与小国诸侯比肩。三是遗泽后世。燕昭王去世后，“余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从诸多方面泽被后世。以上特点是乐毅对燕昭王生平的总结，让后人深刻感觉到燕昭王不仅是战国时代少有的贤君之一，也是君中“伯乐”的典型人物。

（二）臣中“伯乐”——鲍叔牙

管仲，春秋齐国名相，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以说他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历来为大众所称道最多的却是他与鲍叔牙之间的故事。《管晏列传》以管中窥豹的方式，重在描写管鲍之间的日常之事。整个行文逻辑看似以管仲为中心，实则凸显了鲍叔牙的价值。齐桓公最终能称霸诸侯虽曰管仲之功，而管仲能发挥作用乃是鲍叔多善遇之。我们可以说鲍叔乃是管仲人生的伯乐。鲍叔牙具备以下特点：一是独具慧眼。管仲“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能透过现象看到一个人的本质，说明这个人也是个智者。出于此，鲍叔牙常被欺于管仲，他也不以为然。二是就大义而舍小节。传中以“不以我为贪”“不以我为愚”“不以我为不肖”“不以我为怯”四个示例，从侧面表现出鲍叔牙宽广的胸怀，他能清晰地看到管仲“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成大事者则不能拘泥于小事，行百里者半于九十的人太多，鲍叔牙认为管仲有这样的毅力，因而他愿意成就其大义。三是公而忘私，成人之美。《管晏列传》有言“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的行为，在《齐太公世家》中鲍叔明确指出曰：“君将治齐国，既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他能说出这样的话首先是了解管仲，其次在于他了解齐桓公的理想和自身的实力。鲍叔与管仲分属两位公子，他有幸做了齐桓公的重臣，本因凸显自己从而权倾一方，而他却跳脱出这样的藩篱，站在客观的立场举荐管仲，从而达到了既成就管仲又成就齐国的目的。鲍叔牙也因此成为众多文人心中“贤臣”“知己”的典范。

二、 《史记》“伯乐”的文学内涵

《史记》中的“伯乐”首先是被作为推动人物传记情节而存在的。有时他们在故事中出现的频率并不多，但出现得恰到好处，作为分水岭，起到前后对比、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此外，众多的“伯乐”形象既是时代特征的写照，也是司马迁自身价值观的表现。

（一）情节推动的重要手段

《史记》作为以人物叙事中心的史传著作，其故事情节成为整篇内容的主体。《乐毅列传》以乐毅大败齐国作为节点，形成了前后两种反差巨大的变化。在燕昭王的欣赏和大力支持下，乐毅攻下齐国七十多城，名噪一时，而在遭受燕惠王猜忌后，恐诛，只能受降于赵国。这前后不同的境遇是如此的明显。此后在乐毅的《上燕王书》中，也用了大量的篇幅歌颂了燕昭王的丰功伟绩，并借以表明自己的价值追求。从前后的内容可以看出，燕昭王一直都是被作为叙事的主体而存在，乐毅的价值和品质也是借由与之相关的事件凸显出来的。《管晏列传》中鲍叔牙也是这样的形象。司马迁说：“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列传。”管鲍之交成为叙事主题，与其说写管仲，不如说是通过对比来衬托出鲍叔牙这样一位“伯乐”式的朋友。“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与其说是管仲对于这位朋友的感叹，不如说是司马迁对于本篇主旨的升华，同时也表达出本人对于此种境遇的羡慕之情。此外如《孙子吴起列传》 中的齐使，也能让人感到这类人物的作用。齐使只在叙述中出现过一次，司马迁仅用“齐使以为奇，窃载之与齐”八个字来表现其行为活动，但我们可以说没有这样一位无名“伯乐”的帮助，之后孙膑逃亡齐国的一系列事迹将无从展开。

（二）先秦士人生态的真实写照

周朝衰微，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那样一个时代，士阶层逐渐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游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各诸侯国的变革，对于贤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君王常问的是“何以利吾国”，“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而诸侯东面朝齐”，这些国家的强盛都是因为任用贤能的结果。对于一个贤明的君主，他们渴望得到贤才，他们想要去发现，想要得到旁人的举荐。舜发于畎亩之中，唐尧发现了他，功继万世。百里奚举于市，秦穆公发现了他，秦国称霸诸侯。正如韩愈所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春秋战国时代，不乏众多优秀的人才，无论商鞅、吴起，抑或是乐毅、管仲，他们都属于其中的佼佼者，但唯有他们遇到智慧的君王抑或是知己，才最终发挥出自己的才能。而对于有恒心而无恒产的士阶层来说，寻找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尤为重要。很多贤能之士由于没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没有机会把自己推荐给君王，他们只能通过依附君王身边的重臣来作为跳板，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引荐之人也可被称作伯乐。由于時代特殊，就造就了一批这样的人物，李克之于吴起、王稽之于范雎、鲍叔之于管仲，都是这样的例子。故而《史记》中有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尽在身边而不察，萍水相逢却一见如故，这其中的巨大反差都是“伯乐”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司马迁人才观的真实反映

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对于人事有一些独到的判断。首先，出于对“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质疑，他在《伯夷类传》提出：“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也就是说，即使个人人格高尚、博学笃实，不附青云之士亦不能显于当世。司马迁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狭小空间中抽离出来，把视野投放到诸多阶层的人物当中，旨在传扬对历史进程发挥重要作用的常人。其次司马迁深刻认识到在历史中“伯乐”对于士人的重要性。《佞幸类传》开篇就说道：“‘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后人对于乐毅的喜爱固然源于他贤良的品质、赫赫的战功，但使之名显于诸侯的乃是燕昭王的选贤任能，若没有燕昭王的礼贤下士、知人善任，乐毅就没有自己施展才能的机会，更不会名噪一时。管仲亦是如此，管仲本是公子纠的陪臣，纠在王位争夺中败给了公子小白，管仲也应就此丢掉他自己的性命，他却迟迟不肯自杀，同时恰巧自己的知己鲍叔牙又是齐桓公的重臣，鲍叔牙对于管仲乃有知遇之恩，若无鲍叔牙何来之后的齐国称霸天下、九合诸侯。此外，司马迁自身的痛苦经历也让他在这类人物身上寄托着钦羡和赞扬的特殊情感。司马迁二十岁便游历河山，观圣贤之遗迹，此后又传承家学，继承家业，担任太史令一职。其愿望乃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但李陵事件的经历让他认清了两个现实：其一，汉武帝的专横固执；其二，朋友的人情冷暖。司马迁理想中的君王应该具有礼贤下士的品质。《乐毅列传》中燕昭王对乐毅的知遇之情，旨在表明司马迁认为君臣之间应以“义”字为本，即孟子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伯乐”式的君王对于他所发现的人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怜爱，出于此所表现出的则是对贤才的爱惜，对其身心的一种观照。而汉武帝恰是一个穷兵黩武、自矜功伐的帝王，他虽有雄才武略但终究难成君臣之义。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入狱以后，朝中大臣、朋友都避而远之。“郊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让他深刻感受到失望和无助。因此他在《报任安书》的开头就感叹道：“‘谁为为之？孰能听之？盖钟子期死，博雅终身不负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他渴望有这样一位敢于直谏的大臣替他申冤，有一位知己能感受到他此时的痛苦，然而现实终究是让他失望了。所以《史记》中才有 “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理也，有何怨乎？”的言论，这或许就是司马迁内心的真实体会。

三、 结论

通过对两篇列传中“伯乐”式人物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伯乐”在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国家和士人仕途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或浓彩重墨，或轻描淡写，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伯乐”形象，这不仅是他撰写《史记》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司马迁自身作为士大夫期望遇明主、得知己的现实渴求。“学而优则仕”在中国传统的士族社会始终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肇始于先秦的士人群体，从他诞生之初就是与政治集团联系紧密，政治生活始终占据了他们人生的大部。然而无论是先秦士人相对独立的阶段，还是两汉后士人逐渐沦为统治集团的附庸，能有所建树的贤士终究占据整个士林阶层的少数，因此“士不遇”的主题始终是古代文学的普遍主题之一，《史记》中众多悲剧人物，如冯唐、李广、孟子、孔子等，都说明了这样的问题。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大量的“伯乐”形象，又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展示了士人群体在追逐功名中的不易，以及他们对于理想“伯乐”的向往。“遇”和“不遇”就如同问题的两面，始终贯穿于古代文学创作当中，如延至唐代，古文大家韩愈就在自己散文名篇中提出了后世熟知的“伯乐与千里马”的著名论断，影响颇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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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何雨盎，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