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采尔的共有思想与德意志农民战争

2021-02-24 08:00付家慧
历史教学·高校版 2021年2期
关键词:托马斯

付家慧

摘 要 托马斯·闵采尔的共有思想包含财产共有与权力共有两个部分,其本质都是民有,前者符合德意志农民战争时期革命者的基本诉求,后者则是农民战争时期的人民建国目标。闵采尔的经济政治主张一方面影响了农民战争时期的其他主要建国纲领,另一方面则与当时领地国家形成的趋势相悖。

关键词 万物共有,托马斯·闵采尔,德意志农民战争

中图分类号 K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4-0030-05

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1489—1525)①是德意志宗教改革中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重要领袖。在宗教改革初期,他是一个马丁派(Martinist),②但是很快又与路德分道扬镳。因闵采尔曾在茨维考、阿尔施泰特及缪尔豪森等城市布道与传播推翻现存秩序的革命思想,因此路德视闵采尔为煽动普通人制造流血战争的叛乱妖精,③而闵采尔则指责路德是颠倒黑白的“骗子博士”。④

历史上对闵采尔的评价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变,即闵采尔由“破坏者”到“革命者”的两级跳跃。宗教改革之后,由于路德派在新教中的主流地位,赞扬闵采尔就等于反对路德,⑤因此闵采尔多呈现破坏者的形象。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由于德意志农民战争在法国大革命前是欧洲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閔采尔革命性的一面开始受到更多关注,但是对其整体评价仍然是负面的。直到19世纪,德意志历史学家威廉·戚美尔曼(Wilhelm Zimmermann)将闵采尔视作为普通人的权利而斗争的革命者,⑥学界对闵采尔革命性的一面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研究,但是他们对于闵采尔作为革命者的初衷和愿望的理解明显不同。有些学者认为闵采尔参与革命是为了纯洁教会,如亚伯拉罕·弗里森(Abraham Friesen)提出闵采尔成为革命者的目的是为了毁灭所有不虔诚的人和事物,参与农民战争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⑦另一些学者则强调闵采尔的革命具有现实和社会关怀,如汤姆·斯科特(Tom Scott)认为历史只记住了暴力的闵采尔,而闵采尔参与暴力革命其实是为了改变世俗社会的结构,其认为普通人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和当时的人文主义者观点一致。⑧结合闵采尔在德意志农民战争前后的经历和出版的小册子及书信,可以发现闵采尔的革命性不在于暴力和毁灭,而在于主张推翻当时普通人各方面都受压迫的秩序,主张让普通人共同拥有财产和权力。闵采尔这种强调公共利益和共同享有的思想可以概括为闵采尔的共有思想,这种共有思想是其革命性不可忽视的重要核心内容。

共有取自闵采尔自己提出的万物共有的说法,这一提法来自闵采尔的供词。闵采尔1525年在法兰克豪森战败后,被天主教诸侯的领袖萨克森的乔治公爵、黑森伯爵菲利普等俘虏,随后他在问讯下承认“阿尔施泰特基督教同盟①的纲领之一就是万物共有(Omnia sunt communia),即一切都应该共有,并且按每个人所需进行分配,如果情况允许的话”。②这一主张不仅是闵采尔建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的目标,实际更贯穿了闵采尔的革命生涯。在闵采尔看来,不仅财产应该共同占有,权力也应该共同分享,即“世俗之剑并不属于诸侯贵族,整个共同体都拥有掌握剑的权力”。③闵采尔主张财产和政治权力应由普通人共同分享,可以称之为共有思想。闵采尔的共有思想是其革命思想的精髓,共有的本质是民有,因此与德意志农民战争的政治经济目标高度重合,是当时代表性的建国理想之一。闵采尔对普通人权益的强调,不同于当时土地、财富日益集中在贵族领主手中的趋势,而是代表着与诸侯领地国家不同的另一种建国模式,即人民建国模式。

一、财产共有与德意志农民战争的

基本诉求

闵采尔的财产共有思想基于他对社会不平等的认知。他认为当时的德意志社会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差异体现在领主和领地居民生活上的两极分化,领主的生活太过华丽,有太多仆人,而对臣民施加的负担过多。领主剥夺农民使用森林和河流等资源的传统权利,甚至重新恢复了农奴制。如在中世纪晚期,农民享有较大的使用林区和公共牧场的权利,使得“他们能够喂养比仅仅利用他们自己的农场自愿所能喂养的数目多得多的牲畜”。④但是到了农民战争前夕,德意志社会除了财产占有极端不平等的现象,还出现了本来共有的河流及森林等资源不再共有的情况。经济上的不平等成为普通人参与叛乱的根源,也是大部分德意志农民选择反抗的初衷。1524年上士瓦本地区革命者所制定的《十二条款》(The Twelve Articles)中的第四条和第五条明确表达了恢复资源共用的诉求:要求领主逐渐归还村社的共有林地,以便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木材用作燃料、建筑或建造栅栏,同时还要求狩猎应该向所有人开放。⑤

闵采尔对不同阶层经济上的极端差异与农民战争参与者的认知一致。“所有高利贷,偷窃和抢劫的源头是我们的主人和诸侯。他们视所有生物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包括水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动物。然后他们告诉可怜的人们,应该遵守上帝的不可偷窃的诫命。但是对他们自己来说,这条并不适用。因为他们压迫所有人——可怜的农民、手工艺人等。所有活人都被他们剥削。但是一旦有人偷窃,即使是最小的东西,也会被吊死。”⑥对于闵采尔来说,真正值得批判的并不是放高利贷的商人或者小偷,因为所有的偷盗和高利贷都是世俗统治者导致的,是他们让所有造物成为他们的财产。诸侯贵族对普通人的经济压迫是一个共识,因此普通人对于经济权益的追求是叛乱的根本原因之一。实际上,不仅农民战争中激进派的领袖闵采尔这样认为,反对农民战争和强烈攻击闵采尔的路德也承认诸侯贵族的不公正统治。路德在对农民所制定的《十二条款》的回应中,警告诸侯贵族“压迫贫穷的普通人,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还不自知。引起了上帝的怒火,必须做出改变。德意志必将因为农民战争变成一片废墟,所以诸侯、贵族应当及时悔改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对农民的剥削,从长久来看是不能忍受的。不能攫取农民的所有东西来供自己奢侈度日”。①但是对同一社会问题,闵采尔和路德的解决方法截然不同。路德主张忍耐与服从,而闵采尔则更为激进,提出以财产的共有打破诸侯贵族对财富的绝对占有。闵采尔认为世俗统治者的同谋就是教士,路德也是这样的福音派教士,他们用没收教会财产和顺从来贿赂统治者。②

显然,闵采尔的主张更符合普通人的心声,他通过布道将主张传递给城市居民和周围乡村农民,希望将所有普通人联合起来,反对经济上不平等的现状。闵采尔反对财产占有不平等的矛头首先指向天主教会和修道院,因为天主教会占有德意志人的财产,还拥有各种经济特权。根据闵采尔写给卡尔施塔特(Karlstadt)的书信,自1523年闵采尔擔任阿尔施泰特牧师起,阿尔施泰特附近的女修道院就被剥夺财产,阿尔施泰特人拒绝向他们缴纳什一税,将这一笔钱用于建立赈济穷人的公库。③1524年9月,闵采尔在缪尔豪森与另一位主张革命的牧师普法伊弗尔(Pfeiffer)制定了十一项条款,其中一项条款就是要保证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公正。④在闵采尔直接参与农民战争期间,即1525年4月到5月,闵采尔和普法伊弗尔曾率领一支400人左右的军队离开缪尔豪森,前往支援图灵根地区其他城市的革命,一路袭击城堡、洗劫修道院,还将原本属于贵族和天主教会的财物分给叛乱者,让他们共享果实。⑤上述闵采尔的种种行为和主张体现了他让普通人平等地共有财产的决心。

二、权力共有与德意志农民战争的

政治目标

闵采尔的共有思想不仅指财产方面的共同占有,也指集体对权力的共享,普通人掌握权力来取代诸侯领主的不公正统治,这也是他的政治目标。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包括村社及城市自治,谋求政治参与和选举等要素。

闵采尔的“权力应该交给普通人”思想的背后是一部分革命者对自治与参政的追求。一方面,在当时农民战争的背景下,权力共有与村社自治有关。对于农民来说,和1525年相比,15世纪初期的村社拥有更多的行政、法律管理和司法的权力。村民由出身农民的官员、法官、村协委员会成员和检察官来统治。但是15世纪以后,地方领主对村社选举的影响越来越大,减损了村社的自治权,领主们对乡村的控制明显增强。⑥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之一就是要争取共同体的自治自管,闵采尔的权力共有思想和革命者的自治目标都是为了更大程度上实现共同体内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农民战争的参与者,尤其是部分城市居民,他们的目的并不是经济利益, 而是想要获得与经济收入相匹配的政治权力。闵采尔也在行动上进行过尝试,比如在缪尔豪森地区成立新的同盟和议会。1525年2月,闵采尔与缪尔豪森的激进派领袖普法伊弗尔合作,推翻了市议会,并建立了永久议会来管理缪尔豪森。闵采尔建立永久议会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他认为缪尔豪森政府的错误和暴行使人们误入歧途,所以为了人们的利益,应该解除旧的议会和政府。⑦但是实际上,闵采尔既不是市议会的议员,新的议会也并非由平民阶层组成,而是由城市显贵和市民阶层组成,可见权力的获得依赖固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只有一部分人能够获得政治权力。

权力的共有通常以选举的方式实现,以此来彰显共同体内大多数人的意愿。闵采尔对选举制也有过构想,选举制的制定似乎是闵采尔进行的进一步尝试和思考。农民战争时期的重要史料《宪章草案》(Constitutional Draft)和《条款》(Letter of Articles),被学术界认为与再洗礼派领袖胡布迈尔或闵采尔有关,尤其是关于如何统治的《宪章草案》,可能包含了闵采尔的社会革命思想。《宪章草稿》第三条是关于如何选举统治者的,方法是从农民推举出的12名候选人中选举出一位领主,并且不偏向贵族。如果选举的人选被证明是不称职的、不合适的,那么就应该在多次提醒警告之后,废黜他并重新选举。这个地区的所有人应该同甘共苦。①这一草案的作者如果确定是闵采尔,那么表明他为了实现权力共有目标,制定了更为详细和可实践的方案。统治者不分身份地位,由所有人选举产生,体现了普通人的建国和治国理念。

1525年4月,农民战争的战火蔓延到德意志中部的图灵根地区。1525年4月29日,弗兰肯豪森掀起了反对市议会的活动,短期内就成为图林根地区起义的中心。身处缪尔豪森的闵采尔积极支援弗兰肯豪森的革命者,并写信给阿尔施泰特的同盟成员,鼓动他们赶紧行动起来,以暴力的方式将暴君杀死。②闵采尔率领300人的团体加入了弗兰肯豪森的7000人起义军,并每天向起义者布道,宣称要把权力从上层统治者手中夺过来给人民群众。③在随后的战役中,大量叛乱者被杀死,闵采尔也被捉住审讯并处死,但他的思想和主张得到了其他农民战争领袖的继承。

三、闵采尔共有思想的传承和影响

闵采尔的共有思想是其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共有意味着以民有代替贵族领主所有,以公共利益代替少数人的特权,是16世纪具有革命性的纲领。戚美尔曼和多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闵采尔的思想领先于他的时代。④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闵采尔的思想过于激进,闵采尔是德意志极端派传统的奠基人之一,另一个是卡尔施塔特。⑤无论如何,虽然闵采尔在法兰克豪森战役中失败并被处死,但是他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共有思想作为其现实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被其他地区的农民战争领袖所吸收,并在一些边缘地区继续尝试。

农民战争后期,来自韦拉谷农民团体的领袖汉斯·斯珀(Hans Sipper),可能是托马斯·闵采尔的追随者,他在被捕后承认以他为首的叛乱者们试图取消财产,驱逐贵族,消灭除上帝之外的所有主人,由革命者自己掌权。这一目标与闵采尔的财产观念与普通人掌权的主张一致,这说明闵采尔思想切实出现在农民战争中农民的计划里,被运用于改变社会。⑥蒂罗尔地区革命领袖米夏埃尔·盖斯迈尔(Michael Gaismair)的《蒂罗尔宪章》(Territorial Constitution for the Tirol)也受到闵采尔的权力共有思想的影响。《蒂罗尔宪章》作为农民战争时期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主张平等与公共利益,提出所有特权都应该取消,因为他们和上帝之言相反,因为没有人应该高于其他人。 “人不要自私地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应该首先荣耀上帝和为了公共利益。”⑦据说汉斯·海尔高特(Hans Hergot)的《向基督教新生活的转变》(On the New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ristian Life)也受到闵采尔思想的影响。海尔高特是纽伦堡的一个印刷商,也是闵采尔的朋友和战友,1527年在莱比锡被处死,罪名是传播或写作了《向基督徒新生活的转变》。在这本小册子中,海尔高特主张所有人是平等的,“所谓贵族出身将不复存在,普通人将占据他们的房屋”,财产上所有人都共同享有“所有的资源——比如森林、水、牧场等等——将被共同使用”。⑧以上农民战争期间的代表性建国纲领,都体现了闵采尔的民有思想,在普通人掌权的基础上再实现财产的共有。

共有思想是闵采尔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是超出社会现实的目标。共有的前提是平等,只有人们之间的关系由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变为平等關系,才能谈及财产的共有和权力的共有。1525年5月6日,曼斯菲尔德的恩斯特伯爵、萨克森的乔治公爵等共同对闵采尔进行审讯。不久之后审问记录就被多次印刷出来,这是乔治公爵亲自命令公布的。诸侯们想要了解闵采尔在各地的行动、和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所创建的同盟。当被问到其目的时,闵采尔在被用刑的情况下说:“之所以要掀起人民的斗争,就是要争取所有人的平等,应该打倒甚至处死反对《福音书》原则的诸侯和一切统治者们。”①但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平等这一前提尚且遥遥无期,遑论闵采尔的财产共有和权力共有构想。

闵采尔的共有思想意味着财富、权力的分散,这样的百姓共和国理想和当时德意志领地国家形成的整体趋势相悖,因为诸侯领地国家的发展依赖土地、财产和权力的集中。德意志诸侯领地国家的形成阶段是14世纪到16世纪,领地国家的建设意味着集权及管理控制的加强。领地国家之下,农民和领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农奴、佃农、修道院的农民以及地契持有者都变成了属民,而领主则变为政府。当时诸侯贵族都致力于集权和加强个人权力,而不是分散权力给诸多自治的共同体。在农民战争之后,诸侯贵族更是进一步集中财富和权力,加强领地国家的建设,财富和权力的共享都更加无从谈起。因此,德意志近代早期诸侯领地国家和农民战争的革命者们都要建立政府,但是方向和内涵却是截然相反的。

闵采尔是一个16世纪的德意志神学家和革命家,先后与德意志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德意志的天主教及新教诸侯贵族决裂,他们争锋的焦点是普通人面对不公正的统治是否能够反抗这一问题。路德主张维护现存秩序并让被统治者忍耐顺从;闵采尔则批判当时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强调公共利益,主张通过革命方式建立财产及权力共有的新秩序,后者思想的核心可称为共有思想。闵采尔的共有思想作为德意志近代早期的激进派思想,满足了德意志农民战争中革命者的需求,为之后的农民战争领袖盖斯迈尔、海尔高特等人提出的建国纲领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德意志农民战争前后,闵采尔曾经通过建立同盟、直接参与战争和援助革命者等方式实践这一思想,他的追随者也在其他革命地区进行过尝试,但是都伴随农民战争的失败而告终。闵采尔的共有思想是德意志近代早期自下而上建立国家的人民建国模式的内核,本质上与当时诸侯集中土地、财产和权力来建立领地国家的模式不同,为观察德意志近代早期建立国家的历史提供了另一视角。

【作者简介】付家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近代早期德国史。

【责任编辑:豆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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