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灯与学生在一起
从教14 年,二本高校教师黄灯的花名册上记录下4500 多个学生的姓名。她审视自己的教学,也观察记录学生的命运。她说,当教育不能承诺一个确定的工作岗位时,我们可以做到培养一个确定的、有力量的人。
2005 年,我博士毕业,进入二本院校广东F 学院当了一名教师。1995 年,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20 年前后,当“二本”遭遇“二本”,感受到的差异是巨大的。
从教14 年,我的花名册上记录下4500 多个学生的姓名,他们有“80 后”,也有“90 后”。这个群体因为极为庞大,留给我的印象相对模糊。在我眼中,一个真实的孩子应该特点鲜明,他可能贪吃、调皮、贪玩,但同时应该热情,有好奇心。但从整体而言,我接触到的学生群体,缺点不明显,优点也不明显,好像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标准件”。
孩子们大多情绪节制,安静持重。教书十几年,课堂上很少有让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质疑发生;极少有学生愿意和我谈论音乐、文学、信仰等精神层面的话题,也没有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我发生过争论。
有一次上课,我突然头晕,一个女生很熟练地拿出一盒看得见底的虎牌清凉油给我。我疑惑他们为什么会随身携带这种东西。一个男生解释道:老师,我们高三就是靠它走过来的。虽然广东F学院是一所二本院校,但考进来的孩子们不管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走过了相似的历程。城里出生的孩子在写给我的作文里说:“高考之前,我记得我整个人生,似乎都在为高考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