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银行”诞生记

朱金明 徐向林

“就叫江淮银行”

黄海浪潮，滚滚翻涌;盐阜大地，军号嘹亮。

这是1941年的暮春时节，绿油油的麦子正在拔节，青青的芦苇在风中摇曳，盐阜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战火硝烟中迎来了短暂的休战时光。4月1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江淮银行”在盐城中山西路（现盐城剧场路15号问渠巷北）正式开业。

说起江淮银行的来历，它是由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一手推动创办起来的。早在1939年12月上旬，刘少奇从河南确山转移到皖东抗日根据地时，就审时度势提出，新四军要想在敌后巩固根据地并取得抗战胜利，必须要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他为此专门找来财政经济部副部长李人俊，听取他关于日伪顽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金融掠夺的情况汇报。

李人俊汇报，新四军建立的各抗日根据地大多新建不久，财政、税收、金融、贸易等财经工作百端待举，金融秩序非常混乱，进入根据地的货币除了国民党的“法币”外，还有“日军军用券”，汪伪政权强推的“华兴币”“中储券”等伪币。

日伪顽为达到经济封锁根据地的目的，一方面，在其占领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统制政策和物资封锁禁运政策，严控各类物资进入根据地;另一方面用他们发行的货币到根据地套购各种物资，肆意攫取根据地极为有限的资源，造成根据地群众生产、生活困难。而且，敌人还通过加印货币导致货币贬值、生产假法币等手段，坑害老百姓，使老百姓饱受日伪顽的货币洗劫之苦。

听到这儿，刘少奇提出建议：“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现在已经打开，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我们自己的钞票，与他们开展经济斗争。”

他的话，燃起了李人俊心中的火焰，因为他也正有此想。刘少奇稍作沉吟后问：“李人俊同志，如果我们创办银行，叫什么名字好？”

李人俊想了想后道：“我们立足淮南、背向淮北，就叫‘两淮银行吧。”

刘少奇听后摇了摇头，说：“两淮面太窄，不够气派，新四军要大力发展，将来要面向大江南北，跨过淮河、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的银行就叫江淮银行！”

攻克“三无”难关

江淮银行起步于筚路蓝缕，发展于艰辛时局。筹建时，面临“无经验、无设备、无人才”的“三无”难关，可谓雄关漫道、步步维艰！

但是，再难的难关，也抵挡不住“铁军”前进的步伐。1941年2月的一天，筹备江淮银行的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部长朱毅安排其部下李林前往上海，秘密采购印钞所需的印刷机、凹凸版机、切纸机、烘干机等设备，并想方设法运到盐城。

从上海到盐城，大多是日伪侵占区。由于敌人实施严厉的交通封锁，哨卡、炮楼、据点遍地皆是，不要说运载设备，就是平民百姓进出其间，都要遭到层层盘查，老百姓形象地将其称为“过鬼门关”。

李林知道，这个任务非同小可，稍有不慎，不仅不能完成任务，还随时面临被敌人抓捕牺牲之险。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毫不迟疑地领受了任务。

肩挑重担的李林以商人身份为掩护，秘密潜入上海后，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较为顺利地购买到印钞所需的各种设备。但怎么运往盐城？对于这道难题，上海地下党组织提出租用外国小货轮的想法，得到大家的赞同。因为，日伪军对于外国小货轮，盘查较松。

达成一致意见后，又有同志提出，即使租用了外国小货轮，也不能一次性将设备全部运往盐城，那样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建议分三批来运。按此思路，第一批、第二批设备运送时倒是相对安全。运到第三批铜版纸时，出现了意外，外国小货船在上海吴淞口被日伪军的检查站扣留，幸亏机智勇敢的李林临场发挥，坚称自己是商人，买纸回去是印刷广告之用。日伪军根本没想到铜版纸会成为将来的钞票，经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多方疏通，李林方才逃过一劫。

前后历时半个多月，李林不负众望，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在李林智运设备的同时，江淮银行筹备组也广揽人才。主要通过四个渠道来招揽：第一条渠道，从财政经济部抽调精干力量，充实到江淮银行筹备组;第二条渠道，请上海地下党组织物色和动员懂金融的爱国人士和有志青年来盐城工作;第三条渠道，从设在盐城的抗大五分校选调学生;第四条渠道，面向社会招考。

通过四条招引人才的渠道，即将成立的江淮银行从几人发展到近40人。但他们大多对金融工作不够精通，尤其是从抗大五分校选调来的20多名女学生，对金融专业知识还是白纸一张。

不懂，就学！新四军牵头举办了“财经干部训练班”，对新招人员进行金融业务培训。第一期“财经干部训练班”开班4个月，培养了一批懂经济懂金融的专业人才。

“我们的救星银行”

江淮银行设立在原胡泰典当行老板贾芝山的私宅内，这是一座石库门大院。几排青砖黑瓦的平房采用雕花木质结构，沿承了清代民房的建筑风格，显得古色古香、清幽雅静。

江淮银行下设营业部、会计科、秘书科、总务科、金库等部门，并领导正在筹建中的江淮印钞厂。江淮银行的开办经费，是新四军千方百计节省下来的军费，首期调拨给江淮银行6万元。

按照江淮银行《章程》的规定，其职能主要有三项：一是办理农业贷款，用于购买种子、耕牛、小型农具和凿井灌溉;二是向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三是商业贷款。鼓励商人到敌占区城市采购生产、生活资料，活跃根据地市场，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必需。

而且，还贷方式也灵活多样。比如发放给农民的贷款，基本上无息或低息，秋收后可用粮还贷、抵税。对于到期无力偿还者，在核清事实后，给予减免。

这些做法，有效地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为抗日斗争提供了坚强的经济支撑。

1941年6月初，阜寧县抗日民主政府的一名同志向江淮银行反映：阜宁县农村因旱灾严重，麦子歉收，农民处于青黄不接之中，连购买稻种的钱都难以拿出。各地“农救会”向县抗日民主政府告急，但政府家底子薄，挤不出钱来支持各地农民。得知江淮银行成立的消息后，特地赶来求援。

行长朱毅闻讯后，立即请示军部领导。军部作出决定：对江淮银行增拨3万元资本金，作为阜宁县农村金融的调剂资金。资金到位后，江淮银行工作人员连夜从盐城奔赴阜宁，实行“上门服务”，将这笔资金逐一发放到阜宁县的各基层“农救会”，由“农救会”根据各户需求进行发放。

阜宁县的农民领到贷款后，欢天喜地，他们连声称赞：“新四军是我们的大救星，江淮银行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救星银行。”

三大攻坚战

在根据地人民支持下，江淮银行与敌展开货币战，打响了三大战：

第一战是“阵地战”。江淮银行与苏北边区贸易局、税务局密切配合，在售货和收税上，积极维护“法币”地位，不让日伪势力发行的“日本军用券”和“中储券”在根据地流通，稳稳地守住根据地的金融阵地，使敌人的货币在根据地难以插足。为维护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江淮银行安排专人，按照一定比例，将根据地内群众原先持有的日伪“日本军用券”和“中储券”等货币，按一定比例折换成“法币”，确保人民群众在货币战中不受损失。

第二战是“巩固战”。敌人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利用军事控制，严防死守外界的物资进入根据地。但因战线拉得太长，严防死守并不奏效，边区的贸易往来，或如涓涓细流，或如汹汹洪流，难以抵挡。敌人见封锁不住，又想出了鬼主意，他们发动敌占区的不法商贩，流窜到根据地内哄抬物价。为维护根据地的经济稳定，防止物价上涨影响百姓利益，江淮银行果断“亮剑”，他们注重货币的投放适度，大采购由江淮银行与军部及机关协调，严防货币过多冲击市场。一旦发现根据地内物价高涨，比如粮食价格出现上涨趋势，江淮银行随即出资调拨粮食，以低于市价售出，直至压低粮价，打破了敌人搞乱根据地经济的企图与妄想。

第三战是“反击战”。即扩大“法币”的流通范围，在接近日伪占领区的边缘区域，新四军一方面从江淮银行抽调工作人员，到边缘区秘密开展工作，除收兑“法币”外，也收兑银元、伪币等，这些货币，经由江淮银行周转，可转化为“以敌制敌”的金融武器;另一方面，在边缘区开设商店，以双重身份作掩护与敌周旋，开展业务，让敌人防不胜防。

此外，江淮银行还通过敌占区的地下党，组织敌占区的爱国商人来根据地做买卖，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并组织根据地的商人，化整为零，到敌占区购买生产生活用品，打通敌占区的物资流向苏北根据地的渠道。

稳固的“金融堡垒”

1941年7月中旬，日伪军集结重兵，在旅团长南浦襄吉的指挥下，由东台、兴化、射阳等地出动，四面合击盐城。

大敌当前，不容轻视！为避敌锋芒，保存力量，中共中央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作出战略转移、暂时撤出盐城的决定。江淮银行按照上级指示，昼夜加班，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兑换群众手中的“法币”，避免群众在敌人占领盐城后遭受经济损失。

按照转移部署，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向阜宁农村转移，另有部分同志向苏中区转移。對于江淮银行的转移，也制定了“兵分两路”的转移战略，一路由李人俊带领部分人员向南转移，奔赴东台、海安，进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第一师战略防区苏中区;另一路由骆耕漠带队，随抗大五分校行动，向阜宁、滨海方向转移，进入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战略防区盐阜区。

值得一提的是，在转移时，不分白天黑夜，随时会面临危险，要时刻做好隐蔽及转移的准备，特别是负责保管资金的陈克秋、周希平等10多名女同志，勇敢地充当起“流动的金库”。她们用米袋和被单改作钱币袋装金条、银元和纸币，分别捆在身上行军，而置自己的行李于不顾。

为确保红色资金万无一失，必须钱随人走。她们别出心裁，特制了一件灰色小马甲，看上去很普通，里面暗藏数排小口袋，口袋上有绳子可系。小马甲的袋子里全部装着金条，睡觉时也不脱下。如此一来，这些十七八岁的女战士，每时每刻都要穿着装有金条的小马甲，人均负重20多斤，加之随时要急行军，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完成战略转移后，新四军积极展开反“扫荡”作战，先后收复阜宁、东沟、益林、大中集、裕华镇等重要集镇，迫使敌军退居于盐城附近。到1941年8月底，日军对苏北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已成强弩之末，最终以失败告终。

（责任编辑 姚定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