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昌耀及其创造的“流体雕塑”

肖学周

早在1988年，骆一禾就断定“昌耀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大诗人”。问题是昌耀（1936—2000）何以伟大？不妨先考察一下他的創作轨迹。《昌耀诗文总集》收入的第一首诗是《船，或工程脚手架》（1955），最后一首诗是《一十一支红玫瑰》（2000），前后跨度45年，除去创作中断的十年（1968—1977），实际创作时间为35年。大体上可以分成早期（1955—1967）、中期（1978—1984）、后期（1985—1991）和晚期（1992—2000）。

昌耀诗歌的早期比较容易界定：起点自然是1955年。1957年，昌耀因发表《林中试笛》被打成右派，成为他命运的起点，但他继续写作，1967年，即“文革”爆发之初，他才停下笔来。早期的昌耀出手不凡，不乏杰出诗歌。在我看来，昌耀前两年的诗歌是练笔性的。他在诗歌中真正确立自我是从1957年开始的，这个过程持续到1962年。尽管其后仍有创作，但已偏离了自我和时代，基本上没什么价值。昌耀早期诗歌的形式已很完备，既有短诗又有长诗，既有对民歌与古诗的借鉴又有独具特色的创造。从写作对象来说，昌耀早期诗歌就确定了个人与时代的复调交融品格。昌耀可能比同代的其他诗人融入时代更彻底。他的长诗《哈拉库图人与钢铁——一个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心灵笔记》（1959）和《凶年逸稿——写在饥馑的年代》（1962）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其中《凶年逸稿——写在饥馑的年代》既写了时代又写了时代中的自我，个体的生存处境与时代的整体状况形成了彼此呼应的同构关系。它代表了昌耀早期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昌耀所有诗歌中的一流作品。诗人以富于创造力的语言对饥馑年代做了如此生动的描绘：“这是一个被称作绝少孕妇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