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归来的戏剧大师

许朋乐

张骏祥是我国观众熟悉并敬重的著名艺术家。他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以渊博的文学修养、深厚的艺术造诣、严谨的创作作风和孜孜不倦的刻苦精神，不仅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卓著贡献，也为中国话剧事业留下了重要建树。这位从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归国的艺术大师，不仅是我国电影界的杰出导演和领导者，而且早在三十多岁的盛年时，就已成为中国话剧界的优秀导演之一，为拓展中国话剧艺术的新局面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探索，也为培养和造就优秀话剧艺术人才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留下丰硕成果和光辉篇章。

2020年，是骏祥先生诞生110周年，为纪念这位驰骋舞台、纵横银幕、享誉教坛的艺术大师，追寻他从为艺术而艺术的热血青年，在探索和追求中成长为党的文艺战士的光辉历程，热情讴歌一代话剧拓荒者的伟大和崇高，我将这篇骏祥先生曾经亲自改定的文章，带着思念、化作鲜花献给他。

用文学之砖叩开艺术大门

张骏祥是用文学之砖叩开艺术宫殿之门的。

1910年，张骏祥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气、国学素养丰厚却屡试不第的秀才。这位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式文人，只能希望自己的后嗣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张骏祥的父亲果然不负众望，勤奋好学，曾负笈日本。遗憾的是，在那战火纷乱、风云多变的年代，学识和才华无法成就他的志向，也难以兑现家父的夙愿，他学成回国后只谋得小小公务员的差使，生活动荡不安。张骏祥七岁时随家迁徙至北京，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从小学到初中，张骏祥在班里素以刻苦认真、成绩出类拔萃而闻名。初中毕业那年，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一股萌动的激情催发他对文学产生浓烈的兴趣。当时，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各种思潮竞相涌现，张骏祥和一些充满书生意气的同班同学，在接触了鲁迅先生创办的《语丝》杂志以及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一些书刊后，豁然开朗，难以阻遏的文学魅力一下子攫取了他的心，清新醇厚的艺术甘霖陶冶了他的情。很快，这位班里的数学尖子像着了魔似的迷上了文学，他一头扎进了文学名著之中，还拿起了笔，撰文写诗，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窗挚友联手，模仿《语丝》，自己集资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满怀书生意气，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然而缺少財力的支持和读者的支撑，刊物只出了几期就因为销路逼仄而停刊了。

刊物的夭折挫伤了这几位年轻人的心。正值他们感到痛苦迷惘时，两位国文老师向他们伸出了温暖的双手，热情地诱导这几位同学不要因为遇到一点挫折就灰心丧气，就泯灭自己的理想，停止自己的追求。他们从文学的博大和精彩入手，列举许多中外名人矢志不渝追求文学梦想的生动故事，鼓励并指点他们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地去开辟自己的文学之路。老师的关怀和教诲，又点燃了张骏祥心中的文学之火，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志向，大胆地去拥抱未来。他振奋精神，重唤激情，不仅饱览群书，而且又勇敢地拿起了笔，开始尝试着写诗，写小说。当年冯至、杨晦主办的报纸副刊上都留下了他的墨迹。他还和同班的程鹤西同学合作，将英文版的安德烈夫的《红笑》翻译成中文。文学曾经给这帮负有志向的热血青年带来了少有的快感。遗憾的是，基于未来生存的需求，这些同学很难志同道合一路走去，许多同学都选择了理科，唯独年龄最小的张骏祥矢志不悔，坚持学了文科。

张骏祥决定学文科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这位曾经参加过高等文官考试的“小公务员”，从自己的切身遭遇中深深体会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学文科是没有出息的，甚至很难养家糊口，他劝自己的儿子改弦更张，报考医学院或工学院，将来做医生或当工程师，这样一辈子就有了铁饭碗，就不受衣食之忧的困扰。但是，父亲的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一切的手段依旧无法唤回儿子那颗已被文学牢牢攫取的心，张骏祥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己认定的那条路。

从北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后，张骏祥考上了北师大英文系。当时正是张作霖当大元帅、刘哲任教育部长的年代，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少得可怜，教师待遇很低，有时甚至连基本的薪水都发不出，只好到处兼课，谋取外快养家糊口。北师大这样的名牌大学也非世外桃源，教学同样糟糕，老师心灰意冷，敷衍塞责，大多时间在外兼职，疲于奔命，上课时心不在焉，错误百出。对此，张骏祥深感失望。次年，他便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清华园向张骏祥展示出一块崭新的天地。这里教规严格，师资雄厚，弥漫着浓郁的学习气氛。尤其是外文系，教师中不乏大师名家，这给专攻外文的学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那时，每学一门课，无论是西洋文学史，还是小说、戏剧，老师除了课堂讲授外，总给学生开出一列参考书单，让他们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名著，从卷帙浩繁的书海中吸取知识，丰富学问。这对勤奋好学求知旺盛的张骏祥来说，无疑是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他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在清华求学的几年，学校图书馆里有关戏剧方面的书籍，张骏祥几乎都看遍了。

张骏祥真正迷上戏剧，是受了外文系主任王文显老先生的感染。王老先生主讲西洋戏剧和莎士比亚，自己还是一位用英文写作的剧作家。他致力于戏剧研究和教学，为图书馆订了好多外国的书刊。张骏祥在他的影响下，常常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将这些书刊借来阅读和揣摩。透过这扇窗口，张骏祥窥视到一块新的艺术领地。渐渐地，他对戏剧艺术这座神秘的殿堂心驰神往了。

耶鲁大学的高才生

1936年是张骏祥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他的人生之路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他考取了赴美专攻戏剧演出的留学生。说其偶然，是因为清华虽然每年都招考赴美留学生，但都是学理工科的，唯独这一年才破天荒地有了一个赴美留学戏剧的名额。于是，张骏祥这位用文学之砖敲开艺术之门的青年助教，被生活的风帆载入一个新的海湾。他带着对知识的苛求，对理想的憧憬，远渡重洋，踏上大洋彼岸，走进了王文显曾经就读过的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

到美国后，戏剧成了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经过广泛的涉猎和接触，张骏祥对戏剧艺术的理解和认识更全面更丰富了，尤其是多次在剧场观赏了戏剧演出后，他对这门舞台艺术有了更完整的定位和思考。他开始领悟到，戏剧演出是门综合艺术，光学导演不可能完全掌握它，必须要有一支各有专业特长的团队共同创作、互相配合。他想，中国话剧正处于初创时期，各方专业人才十分匮乏，自己即便学成了导演，但是依然是孤掌难鸣，很难从根本上提高中国话剧的创作能力和艺术水平。他心中默默地植下了一个梦想，决定全面学习和掌握从剧作到舞台演出的一整套艺术和技术。于是，他改变了他当初只想学好导演的私念，果断地放弃了攻读学位的愿望，选学了舞台美术、舞台灯光、剧场设计和戏剧理论等专业。对他的这一决定，许多人都感到惊异和费解，就连同在美国留学的同学也大惑不解，劝他不要放弃攻读学位，否则将来回国连工作都难找。张骏祥并非不知道当时学位与文凭的作用和价值，但是他植下的梦想是学成回国后，自己培养人才，自己建剧场、办剧团，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

正是在这种强烈的事业心的驱使下，张骏祥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地刻苦攻读，在艰苦和繁重的学习中修炼着自己的羽翼。在“耶鲁”三年，他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所修的各门学科，而且还担任王光教授的助教，到剧场做过工人和技师，布设灯光，搭置布景，连木工、油漆工这样的脏活累活都干過，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去体验、去摸索、去探求、去总结，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造诣和技术能量，开拓自己的艺术领域。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的毕业作品——一次优异的演出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同学的羡叹和学校的赞赏。面对这么一位富有艺术追求和职业抱负的优秀学生，学校破例向这位没有攻读学位的中国学生颁发了舞台美术硕士学位证书。

从梦想成为导演到捧回一张舞台美术硕士证书，张骏祥重新规划了自己的戏剧人生。

记载着他事业的第一乐章

正值张骏祥怀揣证书，带着成功的喜悦，准备回到祖国去大展宏图、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理想之际，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上了中国的领土，战争爆发了。但是，张骏祥没有彷徨没有犹豫，他依然迈着坚定的步伐，开始了回归祖国的旅程。他谢绝了所有的劝说和挽留，他说我是公派的留学生，学成了回报祖国是责无旁贷的使命，更何况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绝不能隔岸观火！

1939年10月，经过海上的长途跋涉，经历风浪的洗礼，张骏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投入了祖国的怀抱。这时神州大地弥漫着战火，笼罩着硝烟，一派“国破山河在”的凄惨景象。张骏祥先到了沦为“孤岛”的上海，他的老同学李健吾特地赶到码头迎接他，并随即介绍他与当时在“孤岛”坚持地下斗争的戏剧界党的领导于伶同志见面。于伶和李健吾都想动员张骏祥留在上海，参加他们创办的上海剧艺社。但是心存开创中国话剧事业新局面的张骏祥，婉言谢绝了于伶、李健吾的挽留，他接受了昔日清华同学、剧作家曹禺先生之邀，假道海防、昆明，辗转到了重庆，只身奔赴因战乱而迁徙至江安的国立剧专任教。

重庆，作为陪都，汇集着好些文化界的名流，很多从事进步话剧运动的同志也聚集于此，散发着浓烈的艺术气息。张骏祥到达重庆的当天，就被曹禺拉去参加了一个文化名人集聚的宴会。宴会上，他认识了司徒慧敏、凤子等人，从他们的谈吐中了解到重庆戏剧界的一些情况，也触摸到进步文化人士的爱国尚艺之心。以后他到了江安，与曹禺朝夕相处，经常促膝长谈，得到大量的信息和启迪，使他这么一位从清华园到美国为艺术而艺术的留学生，开始对中国的社会、当时的政局和文艺界的状况有了初步了解，对自己梦寐开创的事业有了新的认识和考量。

江安僻处川南地区，是座弹丸之地的小城，站在城中心，差不多四个城门洞可以尽收眼底。国立剧专就设在城隅一座文庙内，无论生活条件还是教学设施都极其简陋。然而就是在这里，张骏祥写下了他事业的第一乐章。

从美国来到江安，从公寓洋房到简屋陋室，对张骏祥来说，犹如从天上掉到地下。但是，痴迷艺术、心中有梦的张骏祥，并不在意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只要能感受到艺术的存在，只要能释放自己的梦想，贫瘠和艰苦他可以忽略不计。而剧专的师资和学生，以及他们之间相辅相成的融洽，让张骏祥吮吸到一股艺术的清流，他毫不迟疑地将这里确定为艺术之路的第一个驿站。

张骏祥是个认真刻苦的人，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他只要想干什么事就非干好不可。在剧校，他从这些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学生身上看到了中国话剧的未来和希望。他觉得自己当年在耶鲁所作出的选择找到了兑现的对象。他自告奋勇担起了重任，身兼数科，教导演、教舞台设计、教舞台灯光，他恨不得将自己掌握的所有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因为他深知，要开创话剧事业的新局面，太需要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戏剧工作者了。

在教学上，张骏祥对自己、对学生的要求严格得近乎苛刻。虽然他的课程安排得很紧，又是各科交叉;但是他认真备课，无论教哪一门课都条理分明，清晰易懂。他十分注重实践，总是恰到好处地将书本、课堂和实践、剧场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动手能力。他教授舞台美术时，先从剧场史入手，分门别类地向学生介绍各个时代、各种风格的剧场与舞台，从希腊悲剧讲起，一直讲到现代派，循序渐进，深入浅出，努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又不断通过实践，让学生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让书本知识衍变为实际经验。每教完一个时代、一个风格的剧场和舞台的状况，他就教给学生一出舞台剧，让他们独自进行美术设计。他非但要求学生设计的图纸必须有正视、侧视等各种角度，还要注明如何制作的方法和步骤，连所用钉子、绳子、油漆和布的型号、颜色、数量都得计算得准确无误。老师的苛刻，经常逼得学生束手无策，误以为老师的要求难以付诸实际。每到这样的时候，张骏祥就鼓励学生给他出同样的课题提同样的要求，然后他身体力行，一步一步按规定时间完成，完成得毫无瑕疵，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常对学生们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勉励学生刻苦努力，从点滴做起，力求完美。他外表严峻，但心里揣着一团火，对事业、对学生充满炽热的感情。学生们从他那里获得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同时也学到了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学到了他对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因此，虽然他的年龄与学生相仿，但他深得学生们的爱戴和敬重，师生之间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情谊。

在致力于教学的同时，张骏祥并没有放弃办剧团、建剧场的志向。他的心愿得到了曹禺的赞同，曹禺又介绍他与刚离剧专赴沪的黄佐临取得了联系。当时，张骏祥与佐临并不相识，但是从英国学习戏剧归来的黄佐临与他相见恨晚，共同的教育背景和理想追求沟通拉近了他们的心，他们在频频的书信往来中很快成为有呼必应的挚友。于是，这三位有志于话剧事业的开拓者相约，一待战争结束即在上海相聚，创办一个莫斯科小剧院式的“黄万张”小剧院，轰轰烈烈干它一番事业。

张骏祥壮志未酬，心里总是憋着一股劲，他热烈地向往着江安以外更广阔的天地，期盼着在正规的舞台上展露自己的身手。因此，在他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对剧专漠不关心、所拨经费渐渐枯竭、正常教学很难开展、师生人心涣散的局面后，他失望了，一腔热情慢慢冷却了，他感到江安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1941年1月，他下决心离开江安去重庆，打算回上海参加上海剧艺社。

张骏祥在江安前后只待了一年，虽然时间短促，但是对张骏祥的一生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年之中，张骏祥真正开始接触和了解中国的国情，渐渐地从美好的遐想中醒悟过来。他认识到，在灾难深重的中国，要开创话剧事业的新局面，并非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容易，仅仅凭着一股子热情，是行不通的。

在江安的一年，张骏祥除了教书，还导演了两部戏，一部是曹禺的《蜕变》，一部是《以身作则》。他还以袁俊这一笔名创作了三个剧本：《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和《美国总统号》（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社出版）。此外，他又撰写了《导演术基础》这本书的大部分。一年的寫作成果是如此丰硕，这足以说明张骏祥是一位工作十分刻苦的人。

外表严峻、一副绅士学者派头的张骏祥擅长的却是喜剧创作。他笔调幽默，语言风趣，又有无情的鞭挞，体现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他用笔名袁俊创作的《小城故事》，辛辣地讽刺了抗战中苟且偷生的官僚和醉生梦死的人们。这是一出散发着浓郁喜剧色彩的闹剧，剧本着眼于描绘柳叶子这位慕求虚荣又摆脱不了命运支配的美貌女子在爱情纠葛中的复杂心理，特意安排这位爱钱而不爱丈夫的女人穿插于父子二人的恋爱纠纷之中，致使全剧情节跌宕，妙趣横生。在五幕情节剧《小城故事》中，张骏祥展示了他熟练的编剧技巧，他运用机智的笔锋，通过政府在边城动用机器开采金矿的故事，揭示了矿工的悲惨生活，暴露了汉奸从事破坏活动的丑恶嘴脸。全剧结构严谨，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但也反映出他的思想的局限性。出现在他笔下的那位致力于群众工作、精明能干的专员，只是一个超脱现实的人物。《美国总统号》根据作者回国途中的所见所闻，通过描写从美国旧金山驶往中国的轮船“美国总统号”特一等舱中一群中国旅客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展现了这些不同身份的“高等华人”的丑态。整部作品布局合理，气氛热烈，情节的交错发展顺理成章，显示了作者擅长写喜剧的扎实功底，也流露出作者对这群“丑态百出”的“高等华人”鄙夷和憎恶的强烈感情。

纵观张骏祥这一时期的剧本创作，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名正直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他能运用手中的笔和娴熟的写作技巧仗义执言，揭露、讽刺、鞭挞生活中腐朽、黑暗和丑恶的东西，同情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但是，他还没有认识到如何才能改变现实，战胜黑暗。因此，他的作品触及了社会现实，但缺乏深度和力度，未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江安从事教学和创作的同时，张骏祥还抽暇将他在课堂上所讲授的他的耶鲁老师狄恩教授的一套学说，归纳成关于导演的“五个基本技术”，陆续写了出来，先后发表在李伯龙主编的《剧场艺术》以及《戏剧月报》上。这几篇出色的文章一问世，立刻引起戏剧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他们争相传阅。在苏北，新四军文工团的同志看到《剧场艺术》上发表的那几篇文章，还抄写了带着行军。在孤岛上海，正当话剧像雨后春笋突兀而起之时，张骏祥这几篇精辟的论文为青年戏剧家送来了宝贵的食粮。这些专论后来便成了张骏祥所编写的《导演术基础》（经过40年后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书）的主体。《导演术基础》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他依据狄恩的理论与方法，也融合了自己从实践中摸索和提炼的经验，从基础着手，从实践出发，提出了一些不常见的论点和观念，深入研究戏剧演出的形式问题，意在促使我们的舞台演出更多地重视五个基本技术的运用，使导演懂得用不同方法处理不同风格的剧本。这本书出版后，博得专家和戏剧工作者的高度评价，这是一本对中青年导演有很大启发和指导作用的好书。

重庆，留下了他艰苦奋斗的足迹

张骏祥离开江安后，本打算借道重庆去沪，因为当时黄佐临也已加入上海剧艺社，他多次来信劝张骏祥来沪共图大计。不料在重庆，他与熊佛西邂逅。熊佛西当时正受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之托创办剧团，他邀张骏祥一同参加，并告诉他张治中还准备盖一座大剧场。一听说要盖大剧场，张骏祥十分欣喜，便打消了去上海的念头。张骏祥离开江安，本已在剧校引起震动，这时又传出他要在重庆办剧团的消息，剧专大批同学，如刘厚生、任德耀、李恩杰、张家浩、耿震、沈扬、赵韫如、张雁、方琯德、吕恩等都相携而至，成为青年剧社的骨干。

张骏祥进“中青”，完全是冲着大剧场来的。然而，事与愿违，出师不利，由于熊佛西导演的第一部戏未能打响，把演出费赔光了，剧场也盖不成了。为了挽回残局，在孙师毅、凤子等人的帮助之下，张骏祥紧接着导演了自己编写的《边城故事》。没想到戏刚排完，熊佛西因婚姻问题而辞职了。张骏祥紧接着也提出辞职，但张治中执意不从，要他重整旗鼓，并答应再建剧场。这可给张骏祥出了难题，是留，还是走？他犹豫不决，进退维谷。这时，杨村彬从江安匆匆赶来，极力劝说张骏祥不要离开。他带来曹禺的口信，告诉张骏祥这批学生聚集起来很不容易，决不能轻易散掉。于是张骏祥继续留在“中青”，导演了曹禺特地赶写出来的《北京人》。

《北京人》的排练和演出在当时重庆戏剧界引起了同行们的重视和观众的强烈反响，展现了张骏祥的艺术才华和导演风格。这是一部严谨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张骏祥对排练和演出的要求特别严格。尽管当时正处于轰炸期，但是大伙儿一边躲警报一边排戏，日程安排有条不紊，工作态度严肃认真。戏一开排，张骏祥就要求剧务、效果都得跟着，而且他还打破过去排戏排到谁的戏谁才来的老规矩，要求未排到戏的演员都必须在现场观看整个戏的进行。作为导演，张骏祥非常重视掌握整个戏中每个人物的基调和处理全剧的整体节奏，整部戏的起承转合自然顺畅，节奏十分准确。对每个人物的基本调子，他帮助演员找得非常具体，至于其他细枝末节，他则让演员在把握人物基调的前提下自己体会琢磨。他像一名出色的乐队指挥，能够把一台人物组织得像一台交响乐在演奏。他规定演员在细腻地刻画和表达角色心理的全过程中，在时间和速度的掌握上绝对服从整体节奏，既使每个人物各有特色，又保证整出戏完整统一。对舞台的各个部门，张骏祥都提出严格而具体的要求，真正达到了环环扣紧、一着不让的程度。由于排戏认真严肃，首场演出就井井有条，效果显著，令人耳目一新。又由于参加演出的除张瑞芳、江村之外，都是观众从来未见过的新人，如沈扬、耿震、赵韫如等，这出戏轰动了当时的重庆。周恩来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许多导演也从中得到启迪和借鉴。著名导演应云卫就曾说过，《北京人》的演出为我们带来了一些过去所没有的东西，推动了中国话剧运动的发展。

在此期间，张骏祥还受到在重庆参与领导话剧运动的阳翰笙的关怀和指教。当阳翰笙获悉张骏祥有离渝去沪的意愿后，曾请凤子向张骏祥转告了自己的意见，关照他既已搞了剧团，就安心在“中青”待下去，只要不让国民党上演他们想演的戏就行。这时候，张骏祥的思想仍处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状态，他既未读过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更不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任务，他只是感觉到左派同志关心自己，了解自己。正是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他与左翼同志的来往越来越频繁。不久，在党的领导下，应云卫、陈白尘等人组织了“中华剧艺社”，张骏祥应邀参加并担任理事。此后，夏衍、于伶、金山等人又创建了“中国艺术剧社”，张骏祥也应邀担任了理事。他根据阳翰笙的指示，只要把“中青”这块阵地占着，每年排一两部戏应付一下就行了，演员的名字挂在“中青”，却经常参加“中艺”的演出。张骏祥与“中艺”的关系所以密切，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与“中艺”的陈白尘交谊笃厚，他曾为“中艺”导演了陈白尘写的《大渡河》，而且还担任陈白尘主编的《戏剧月报》的编委。

由于张骏祥他们占着“中青”的位置，却不为“中青”演戏，那些三青团的头头脑脑心里当然不舒服。不久，新来了一位宣传处长，他一到任就气势汹汹地想逼张骏祥为他们排戏，刚直不阿的张骏祥自然不会屈从，结果双方闹翻了，张骏祥便辞职不干了。

离开“中青”后，张骏祥和他的学生，就借用当时重庆电力公司工程师余克稷主办的业余话剧团“怒吼剧社”的名义演出，以维持大家的生计。此时，抗战形势发生变化，在上海的李健吾和黄佐临感到抗战胜利已为期不远，办小剧院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他们希望张骏祥在重庆努力维持现状，牢牢团结好身旁的这支队伍。于是，张骏祥就打起“怒吼剧社”的旗号，导演了由焦菊隐先生翻译的贝拉巴拉兹（匈牙利）的《安魂曲》。

《安魂曲》描写的是音乐家莫扎特的一生，由曹禺主演莫扎特，张瑞芳主演女主角。张骏祥导演这部戏时，在深邃的诗意和哲理性中，融进优美的莫扎特的乐曲，深刻地揭示了十八世纪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凄凉的一生。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重庆，要演出这样一部外国古装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分别掌握服装与布景的画家郁风、美工师李恩杰的巧妙安排下，这出戏在演出上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文化界知识界，莫扎特的悲惨遭遇唤起了知识分子的共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看了这场戏后潸然泪下，他连夜赶回育才中学，带着孩子们从沙坪坝、草甸子步行到重庆观看最后一场演出。

应该承认《安魂曲》是一部成功之作，但是由于布景、服装的制作费用耗资很大，再加上当时在重庆再好的戏也演不了几场，结果《安魂曲》公演后，非但不能解决大伙儿的温饱，反而还欠了债。对此，张骏祥十分懊恼。紧接着他又导演了吴祖光赶写的《牛郎织女》。这出戏排好后，党指示“中艺”去“跑码头”，张骏祥也就带领那批学生随“中艺”去了成都。在成都，他们成功地公演了《牛郎织女》。《牛郎织女》是一部饶有情趣的抒情神话剧，张骏祥从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出发，揉进大量戏曲的表现手法，通过合理的强烈的假定性，渲染了原作特有的情趣，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受到各个层次的观众的欢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此剧布景的设计，张骏祥强调了民族风格与风格化手法，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牛郎织女》的成功，还清了《安魂曲》的欠债，暂时维持了大家的生计。此后，成都的“神鹰剧团”又邀请张骏祥到成都排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张骏祥便请曹禺重新翻译了剧本，将莎翁的这出戏搬上了舞台，由白杨、金焰主演。

1944年春天，张骏祥由成都返回了重庆，大家又面临新的困境。为了吃饭，为了生存，为了明天的事业，张骏祥和学生们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应他的一位同学的哥哥——电影攝影场场长罗学濂之邀，一起进了“中电”剧团。当时，在重庆从事话剧运动的一些知名导演，如沈浮、陈鲤庭、贺孟斧等人都集中在“中电”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机构里，挂上一个名，吃着平价米。张骏祥进了“中电”后，主要是负责组织演出，直到抗战胜利。

从1941年张骏祥带领学生自江安来到重庆办剧团，至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这五年的时间是张骏祥直接从事话剧导演并取得卓著成绩的年代。在这五年中，尽管环境和条件十分困难，令他屡临困境，倍遭磨难，但是他那种“演好戏，为人民说话”的强烈愿望始终没有变，那种对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始终没有丢。他用自己的才华、胆识和功力，在当年雾重庆的舞台上留下了数部佳作，他用自己的品德、作风，在艰难困苦中带出了一批艺术上比较成熟的青年戏剧工作者。五年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张骏祥为中国话剧艺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重庆和成都的五六年，不仅是张骏祥一生中从事话剧导演成绩最显著的“鼎盛”时期，也是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开始转变的关键时刻。他所以能从一个站在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位革命艺术家，和他与当年重庆文化艺术界“左翼”的联系交融有着密切的关系。“左翼”开展的一些活动常常热情邀请他参加，这样他成了郭沫若在天官府家中的常客。在那里，他见到了董必武、王若飞等同志。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时，特地在张治中家里约见了文艺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张骏祥也在座。他们热情的谈吐、谆谆的教诲和殷切的希望，确实促使张骏祥的思想不断变化，在感情上进一步接近“左翼”。

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了。张骏祥欣喜若狂，他为民族的新生而欢呼，也为自己向往已久的理想即将实现而兴奋。他急于赶到上海一展自己的抱负，建自己的剧场，办自己的剧团，演自己想演的戏，但是严峻的现实又一次让他失望了。抗战的胜利并未给文艺的复苏、话剧的振兴创造条件，相反，国民党反动派的专横暴戾，又扼杀了文艺事业的生机。多年梦寐以求的小剧院仍然无法建立，张骏祥带领他的学生来到上海后，竟无栖身之地。张骏祥又像被迎头泼上了一桶凉水，从头冷到脚。冷过之后他才真正开始觉醒：原来的美好愿景只不过是书呆子的傻想！经过一番冷静的反省与思考，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他们成立了观众演出公司，作为继续排演进步戏的阵地。但是当时的上海，话剧几乎无路可走。一方面国民党控制甚严，他们把持着剧院剧场;另一方面上海和重庆不一样，电影院特别多，大映“美国片”，再加上当时有好几家电影厂恢复了制片生产;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话剧事业濒临困境。演出公司在艰难困苦中做了一番抗争后，很快就解散了。苦于为衣食而奔走的张骏祥带着壮志未酬的满腔遗憾，被迫“转业”，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电影界的杰出导演和领导者

也许，对张骏祥来说，离开了自己痴痴迷恋的话剧事业，他十分痛心，也十分惋惜;但是他没有消沉低落，更没有悲观绝望。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人品，凭借顽强、刻苦、勇于探索的精神，在电影这块新的艺术领地辛勤耕耘，依然作出了卓著贡献。

1946年，张骏祥作为“中电”的特约导演，编导了影片《还乡日记》。不久，他又拍摄了《乘龙快婿》。这两部影片都是讽刺那些“接收大员”的，他依据亲眼目睹的事实，刻画了“接收大员”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的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

张骏祥是个十分勤奋刻苦的人，尽管抗战胜利并没有给他的事业带来新的希望，但是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创作，在1946、1947两年的时间里，他不仅编导了两部影片，而且还翻译了《林肯在依利诺州》《审判日》《“好望号”在重庆》等三个剧本。剧本发表后，获得许多赞誉。此时的张骏祥对化为泡影的“建剧场，办剧团”的愿望并没有死心，他与加入文华电影公司的曹禺、黄佐临商定，一俟搞了电影，积攒了一些资金之后就再搞剧场，甚至还梦想三个人自己组建经营一个电影公司，用电影来养活话剧。他们的心还紧紧地维系着中国话剧事业的命运。

然而，严酷的现实又一次击碎了他们的梦境，内战的爆发使他们所处的环境更为艰难。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对图书杂志和文艺创作的审查、控制越来越严，像张骏祥这样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也经常受到威胁和恫吓。在一些著名教授和知名人士纷纷失踪之后，张骏祥的处境也日趋险恶。与此同时，经济凋敝，物价飞涨，他在生活上也是入不敷出，朝不保夕。生存都已困难，更何谈创作？这时，先期去了香港的吴祖光致函张骏祥，代表永华电影公司的老板邀请他去香港。这样，张骏祥便离开上海来到了香港。

到香港不久，张骏祥拍摄了影片《火葬》。永华公司的老板李祖永对张骏祥、曹禺、黄佐临三人的才华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早有所闻，他要张骏祥出面，邀请曹禺和佐临，一同为他办家电影厂，拍一些能远销国外的影片。开始他们曾为此而动心，很想借李祖永的力量干一番事业，但是这种想法很快被否定了。作为中国人，他们的艺术创作和取悦于外国人是绝不能同日而语的！尤其是当解放战争的捷报频频传来后，他们透过那黑暗的云层，又看到了光明，看了希望。

1949年的早春，充溢着生机，在曙光即将照耀中国大地的时候，冯乃超代表党，召集在港的著名进步文艺工作者，传达了周总理希望他们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的指示。张骏祥欣然应召，于1949年4月下旬，坐船秘密绕道烟台到达北京。

第一屆文代会的召开，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揭开了序幕，也使张骏祥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在听了许多报告和读了许多毛主席的书后，他才真正接触和认识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亲眼观看了许多解放区文工团的文艺演出，如《白毛女》《血泪仇》和《王秀鸾》后，他通过反思开始醒悟。过去他对舞台演出的一套非常自负，认为自己最内行，看了解放区的文艺演出后，他才感觉到自己的那一套完全是从西洋搬来的，而《白毛女》《王秀鸾》，才真正是中国民族的艺术。正是这些生动的演出，使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得到了印证。张骏祥终于从为艺术而艺术的狭隘思想中挣脱出来。

文代会结束后，张骏祥的思想产生了飞跃，他激动不已，殷切地渴望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工农兵中去，他坚决要求随四野文工团南下：去体验和理解“解放”这两个字的深刻含意。他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一起生活，一直走到桂林。行军途中，他满怀激情，将四野的文艺工作者所写的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耿海林回家》，后由汤晓丹将其搬上银幕，改名为《胜利重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张骏祥创作的第一个剧本，他的笔触开始转向他所熟悉的一名普普通通的解放军战士，他的创作已经真正转入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之后，张骏祥又着手创作《翠岗红旗》。此片原剧本很简单，只有几条提纲。张骏祥便与原作者一同深入老苏区兴国县，访问多位红军家属，收集了大量素材丰富了剧本，使《翠岗红旗》成了一部很有影响的优秀影片，在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上也获得赞誉。

对张骏祥的创作，党给了热忱的关怀和支持。周扬同志对《胜利重逢》作了充分的肯定，周总理对《翠岗红旗》也关怀备至。这些都增强了张骏祥对党的感情，坚定了他对党的认识，他庄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并于1956年5月4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名党员艺术家，张骏祥的心与人民、与社会主义的事业贴得更紧了。无论是《鸡毛信》还是《淮上人家》，他把创作的根始终扎在生活中的土壤中，他前进的步伐始终和时代、和人民的生活同步。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自觉地为党的事业牺牲个人利益，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1956年，党组织决定他担任“上影”副厂长，尽管他舍不得离开自己迷恋多年的创作生活，但是，为了整个事业，他仍然高高兴兴地服从组织，走上了行政领导岗位。1958年，上海成立了电影公司，他又回到了创作第一线，编写了艺术纪录片《新安江上》。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上海市电影局局长。虽然那些年他的职务上上下下，反反复复，但他从来没向党讨价还价，而是竭尽全力努力工作。当副厂长期间，他有机会看了许多剧本，他认真摸索、总结，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用通俗的语言编写了《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法》这本书，为电影艺术理论的研究添上了崭新的一页。

20世纪60年代，张骏祥又导演了《燎原》《白求恩大夫》等影片。影片显示了张骏祥深厚的艺术功力，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正值张骏祥在导演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气势汹汹地来临了。面对“四人帮”的残酷打击和严重摧残，张骏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坚信“四人帮”必然垮台！显示了一位共产党员、一位革命艺术家的高风亮节。

“四人帮”被粉碎后，张骏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和上海市电影局局长等职务。他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和政策，尊重艺术规律，坚持“双百”方针，团结广大电影工作者，为繁荣和发展电影事业尽心尽职，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直至年逾古稀，仍壮心不已，继续为培养和造就新一代电影艺术人才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