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和名人的诗性书写

郑丽娜 王科

迄今为止，夏冠洲教授已经出版了四部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描写李商隐和唐宣宗在河南交集的《古刹潜龙》（简称《古刹》），揭秘诗仙太白壮游大西北的《李白仗剑西域行》（下简称《李白》），回望边塞诗人西域戍边生涯的《岑参》，以及记录“画帝”张大千哈密情缘的《房梁上的国宝——张大千名画西域历险》（下简称《国宝》）。单从小说数量、出版印数来看，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不算高产、热销，然而，从历史文化小说的开掘深度来考察，或者转换角度从历史文化小说的文本创新来衡估，抑或是多维审视从历史人物的精神向度来观照，就不能无视其价值和意义了。细读文本，这些小说作家凭借自身比较雄厚的文学优势，以诗性浓郁的笔墨，透过烟锁尘封的历史，努力开掘传统文化底蕴，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弃旧图新的改革思维，全力复原历史的别样风貌，为创新历史文化小说的另类文本样态进行多维的实验;以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倾力逼近历史名人的心灵，塑造具有家国情怀的人物形象，从而为历史文化小说的范式提供了参照。

开掘历史文化，高扬中国精神

夏冠洲的历史文化小说，有一个闪光点：注重开掘传统文化，高扬中国精神。他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书写民族道德精魂作为创作的中心，力争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精神。

在新时代的今天，让历史文化小说古为今用，是作家的使命担当。历史文化小说，是以历史生活为题材，以阐释民族文化精神为宗旨的文学作品。谁都知道，静态的历史与动态的现实蜿蜒相连，不但具有与现实相同的血肉灵魂，而且具有与现实相通的精神取向和思想渊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義文艺的灵魂。”“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绵绵不息，中华文化传统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无疑，肩负民族使命、有担当、有时代责任感的作家，就应该书写家国情怀，弘扬优秀传统，坚守精神高地，让我们的文艺灌注饱满充盈的中国精神。应该说，作为一位自幼挚爱传统文化、有着丰厚文化素养的文化人，夏冠洲就是具有这样自觉性和自信心的作家。四部小说可证，他总是力图在历史事件的书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中，穿越连通历史现实的时空隧道，凸显中国元素，增强当代意识，以古鉴今、古为今用。他全力写真中华民族披荆斩棘、慨然前行的奋斗精神，倾力表现民族精英在历史风雨兼程中的伟大贡献，努力将高扬民族精神、抒写家国情怀作为创作的聚焦点。在谈到《岑参》的构思时，他在《后记》中写，我就是想“努力纠正人们对中国历史的某些误读，一扫弥漫其中的乖戾之气，极力写出一位古代性情诗人于荒寒的边塞之地，在强烈爱国之心和功业之心的驱使下，所显示出的令人惊叹的旺盛生命力和过人的文学才华，意在历史题材中张扬一种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和诚挚、坦荡、纯正的人性之美，以及一种清新、刚健的社会风气，从而表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那些更值得珍视的正能量”。《岑参》如此，其他几部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面对某些低品位的历史小说泛滥文坛，戏说历史亵渎英雄成为时尚的现状，他推出这些努力高扬中国精神、塑造民族精英形象、保卫历史纯洁的作品，是需要一点胸襟抱负和逆行勇气的。正如刘大先在《必须保卫历史》一文中所说：“文学艺术需要寻找到自己独特的叙述维度，创造出带有历史责任、社会担当、道德关怀、理想诉求的历史书写，进而复兴过往传统的伟大遗产，成就一个新的历史。”“天地浩然气，千秋尚凛然”，夏冠洲就是秉持这样的历史文学观，走近历史文化小说和大诗人的。他曾对著名文论家张炯先生说，别人都在写“帝王系列”，那我就来写写比较熟悉的“诗人系列”吧。在他看来，历史文化小说，就应该反映大诗人的民族精神和理想之光，就应该书写他们的家国情怀、奋斗精神与性格光彩。夏冠洲的这四部长篇，虽然艺术成就高下不一，开掘历史上的天地正气、民族精神却一以贯之：他抒写献身边塞、积极参与经营西域的大诗人岑参，他描绘万里西行、壮游西北、传播文化、民族融合的李白，他解读才华横溢、正直敢言、仕途坎坷的李商隐，他诠释爱国爱艺重情义、画坛“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从而实现了与这些令他崇敬的文化名人的精神邂逅。夏冠洲比较注重追求较高的思想站位和艺术制高点。在他笔下，《岑参》没有一般人热衷渲染的边塞苦寒和悲凉，没有西域的凄怆和哀怨，有的是盛唐时期自信开放的宏大气象，有的是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有的是战胜苦难的抗争精神。《李白仗剑西域行》没有远离人间烟火的仙风道骨，没有奇谲吊诡的八卦故事，有的是精勇进取的盛唐精神、天风海山的人生气象、朝气蓬勃的生活氛围。《古刹》没有糜烂诡谲的宫闱秘史，没有血腥阴险的宫廷恶斗，有的是令人感慨唏嘘的人世沧桑、催人觉醒的人生宿命。《国宝》亦然，没有解密主人公生命历程的风流韵事，没有猎奇画家颇遭诟病的复杂人生，有的是张大千对祖国文化的倾心挚爱、在艺术史上的巨大贡献。更宝贵的是，作家努力站在新世纪的高端，回望百年沧桑国史的惨痛，透过国宝的多舛命运，发出救赎与高扬民族精神的呼唤……这些，相较那些娱乐至上的烂熟主题、连篇累牍的同质化叙事，无疑都是一种文本超越、思想提升，从而通过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复活，塑造我们的民族之魂，为坚持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输送了文学正能量。

尊重历史真实，创新艺术虚构

夏冠洲的历史文化小说，有个很突出的表征：努力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运用合理想象，大胆进行艺术虚构。他把文学书写与历史考证结合在一起，努力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以历史真实为引领，以艺术虚构为归宿，在文学与历史的缝隙中探求生活的真谛。

比较成功的艺术虚构，是夏冠洲作品可喜的成就。众所周知，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艺术虚构是小说创作的要领。特别是对于历史文化小说而言，在不违背历史整体真实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合乎逻辑的艺术虚构十分必要。吴晗曾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依据”，但在尊重时代真实性的原则下，作家又“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使之达到艺术上完整的要求”。这种规约当然也符合历史小说创作。茅盾也认为，写历史小说既要有历史依据，又要有虚构，虚构要合情合理，事情必须是那个时代可能发生的。他还强调，历史小说的人物要写成艺术人物，而不是历史人物。对此，姚雪垠的两句经验之谈极为精辟：历史小说创作要“深入历史”和“跳出历史”。意思是说：写历史小说要深入研究历史，把握历史的基本规律，重视艺术虚构。作为文艺评论家的夏冠洲，也曾有专论《论<李自成>的虚构艺术》对此加以阐发，并始终笃信践行。四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事件、情节，以至次要人物、事件、情节，作者都进行了长期的案头工作。例如，为创作《岑参》，作者阅读了七十余种著作，从动笔到出版历时二十年。经过认真辨析和艺术加工，做出了符合逻辑的艺术虚构，努力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的交融。在这些虚构手法中，以下两点最见功力：

一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建构故事。这种虚构手法，就是在依循历史走向、升华人物性格的原则下，对历史上虽有宏观定论但无微观纪实、虽有其人但无其事的相关人物、情节，进行合情合理的建构和编排，让历史镜像和人物形象复原再现。《古刹》就有比较成功的案例。作家故乡河南淅川县有座千年古刹香严寺，晚唐时期被司马光称之为“小太宗”的宣宗李忱称帝前，为躲避宫廷斗争，曾在这里当了七年和尚。故乡的壮美山水、文化积淀、神奇历史，使夏冠洲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然而，经过时光汰滤的史实少而又少，如何做好这无米之炊？他通过寻访僧人、考察寺廟碑刻、古迹名胜，通过对新、旧《唐书》《全唐诗》《资治通鉴》《唐诗纪事》《李商隐诗集注》等系列文献的研读，凭借史实基础与民间传说，并调动生活与艺术积累，建构了基本的故事框架和主要情节。据此，又完整了故事，连贯了情节，鲜明了人物，让一幅晚唐的社会全景图浮现在脑海，让几个主要人物走上了舞台。小说通过唐宣宗的人生劫难，描绘了宫廷斗争的千古之谜，也展现了底层社会的苦恨生涯，情节跌宕起伏，故事复杂生动，具有较深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意蕴。然而，这幅唐代“清明上河图”竟然基本是作家的艺术虚构，比如：李商隐与宣宗的交集，李商隐与女侠令狐燕那刻骨铭心的爱情，民间与庙堂发生的许多人物故事等。尽管如此，你不能不承认，这些在正史中难以寻觅的人物、情节，都是当时的生活中完全可以发生并可能出现的，不是无端的历史戏说、乱点鸳鸯的“山寨”。如果说，《古刹》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建构主要是宏观、总体性的，那么，《李白》《岑参》《国宝》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建构，则主要是微观、中观的。这些建构，如红线串珠，自然铺展在作家营造的艺术世界中。

二是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丰富情节。这种虚构手法，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虽然史实框架基本明确有据，但是细节如云里雾里、东鳞西爪，在此情况下，就需要展开想象，放开笔墨，精心重构，大胆移植，使历史事实得以丰富发展，使人物形象完整生动。夏冠洲深知，历史研究与历史小说创作不同，前者千方百计要证明确有其人其事，后者则处心积虑要将其人其事腾挪跳跃、血肉鲜活。对于历史小说来说，即使资料丰富，也需要进行艺术的再加工。如果资料极其匮乏，那么，建立在历史可能性基础上的艺术虚构，亦即丰富情节和细节，就更是必需的了，务必要使艺术表现与历史真实无缝对接。在这方面，“二实八虚”的《李白》就是很好的尝试。李白回过西域吗？于史无载。但是，从他祖籍陇西、出生于西域碎叶来审视，从他雄心万里、渴望尽早建功立业来观照，他完全有可能会寻机壮游西域;而李白二十五岁以前的行迹，史载资料极少，这就为从容虚构提供了空间。循着这个思路，作家大胆地重构了基本的故事框架：唐开元七年（720）春，自视极高、渴望进取的少年李白，在成都谒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失败，归家后遂决定代父到陇西寻根问祖，祭奠先人“飞将军”李广，以便能与当今圣上联宗续谱，早日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这样，李白便有了从蜀中到陇西，又沿河西走廊出玉门关，直到哈密、吉木萨尔、交河、乌鲁木齐等地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的人生跋涉。这番西行壮举，使李白性格发生巨变，告别了浪漫幻想，坚定了以自身之力开辟新路的决心。漫漫征途中，西域雄奇壮美的景色、多民族的和谐共处，为其提供了创作灵感，助力他迅速登上诗坛顶巅。显然，作家在基本史实基础上的艺术虚构，消解了材料缺乏的难题：文人杜撰或民间演绎的，他以假作真;蛛丝马迹或捕风捉影的，他拿来改造;合乎逻辑或可能发生的，他添枝加叶。比如其中的多个故事情节：他与两个女子的爱情悲剧，他在陇西祖宅的惊险遭遇，他一路西行的绝处逢生…… 总之，努力把握历史进程的合情合理性，尽量从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出发去进行艺术虚构，真诚地与诗人心灵对话，小说终于矗立起性格比较鲜明的诗人形象。三十余万字的《岑参》更是如此。岑参是一位存诗虽多身世记载却很少的大诗人，因此，诗人诸多诗作所透露出来的创作背景、人物关系、感情脉络和生活细节，就成为小说创作所依据的基本线索。据此，作家调动多年的文史知识积累和在新疆半个多世纪的生活阅历，悉心揣摩岑参的生命体验，努力走进这位大诗人复杂的人生历程和心灵世界。他运用古典诗词的知识，从历史进程的可能性出发，以从诗句中发现的蛛丝马迹为起点，还原了多首边塞诗特定的创作情景。例如岑参的边塞诗名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赵将军歌》《优钵罗花歌》等等的成诗过程，作者都是用几乎一个整章的篇幅铺垫渲染、浓墨泼彩、绘声绘色抒写出来的。四部作品中，艺术虚构成功的例子还有很多。作者充分运用想象和联想，重构与建构同行，建构与解构并重，力争挖掘出被遮蔽的史实，写真那些缥缈的事件，填补史料的缺失空白，镌刻出诗人生命的轨迹。经过几番情节的生活化、丰富化和细节化，小说就回避了干瘪无味的历史虚无，告别了粗糙随意的翻版改写，而生成了比较鲜活生动、自然流畅，甚至是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加上大量具有边塞风味生活细节的逼真描绘，就能使读者在小说对历史的艺术阐释中，得到优秀文化的传承、历史生活的认知和美学体验的愉悦。

刻绘诗人形象，浓郁诗性氛围

夏冠洲的历史文化小说，特别注意运用诗的思维和诗性描写的手段。作家仰望思想星空，强化诗歌元素，复原诗人形象，浓郁诗意氛围，在重现历史场景的同时，让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弥散诗的芬芳。这方面的努力，在四部小说中均可圈可点。

复原诗人的形象。夏冠洲的历史文化小说，努力以当代意识为坐标，在历史的重构与复原中穿越烟锁尘封的历史谜幕，用诗意的笔墨和诗性的手法，推出几位古代大诗人和文化名人，为中国历史人物画廊增添了神采奕奕、充满人文精神的艺术形象。在谈到诗人形象塑造时，作家曾说：“我自幼就颇为倾慕古代优秀诗人的才华和风采，十分欣赏他们的人品和生活态度。杜甫诗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道出了古代文人的共同命运。我同情他们被嫉恨、被倾轧而抑郁难伸的悲剧性命运。我陶醉于他们在不朽的作品中所创造出的那些极为美妙深邃的艺术世界。我惊异于他们高尚纯美的人格才情，还有理想与丑恶、污浊、卑鄙、虚伪的现实环境相抗争、相碰撞时所显示出的永恒的人性魅力。”作者笔下的这些诗人，李白、岑参、李商隐以及张大千，都是才华横溢、诗情勃发的人物。对于他们，作家不是做颠覆性的历史翻案，而是力争做丰富性的性格复原，亦即个性的刻绘和特质的发现。如《李白》中李白的诗人特质：藐视平庸的清高、充满雄心的傲骨、鄙视王侯的凛然、自信人生的豪迈、为人处世的侠义……就是运用他雄奇豪壮的诗歌，多角度、多侧面、多维立体地予以复原的，同时还通过传奇性遭遇、家世恩仇、爱情纠葛、人际关系等，层层递进地彰显大诗人雄迈、高贵、潇洒、侠义的鲜明个性。对边塞诗人岑参，这位被陆游称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的大诗人的性格风采，作家更是从诗人的诸多诗作、诗友的赠答去寻觅体味到的：出身宰相世家，科举高中，形象潇洒，风度翩翩，才华过人，志趣高远，正直高洁，疾恶如仇，直言无忌，生性好奇，耽于想象…… “诗言志”，诗歌是诗人性格的艺术外化，诗人是通过诗的语言来自我塑形，诗歌也是解读诗人的钥匙。作家就是聚焦这些诗歌的精髓，努力让风采独具的诗人们携带着那些千古绝唱穿越千年向我们走来的。在这方面，《古刹》也用心良苦。作家把大诗人李商隐作为一位主要人物，还顺便拉来同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和杜牧等人与之共舞，力图让李商隐忧患家国、情深意挚、壮志难酬的个性，白居易至老仍关心民瘼、热心公益的心胸，杜牧风流倜傥、为民请命的特质，都得到形神毕肖的刻画。而在《岑参》中，作家更以四个章节的篇幅，塑造了岑参挚友大诗人杜甫朴实诚挚、忠君爱国、同情民间疾苦、极重友情信义的鲜明、感人形象。这样，在诗歌审美旋律的氤氲中，几位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唐代大诗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并被赋予了较高的诗美价值。

铺染诗化的情节。夏冠洲的四部历史文化小说，几乎都可以称之为“准诗化小说”。他努力以诗的思维书写古代诗人瑰丽壮美的人生，以赋诗的情节描写诗人的风云际会，让朦胧远去的历史充满诗情画意。作家认定，既然书写的对象都是大诗人，小说叙事又都不能离开诗，那么采用诗化情节就是最佳的选项，这既符合主人公特定的身份气质，又能提升小说的文化品位。诗化的构思，就要大力营造诗歌的氛围、诗歌的情节、诗歌的故事，在写法上出奇出新，不落窠臼。作家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让诗美浮出了艺术的海平面：那些充满戏劇冲突的情节、人物心灵世界的揭秘，乃至自然社会风情的扫描，都是在很浓郁的诗情画意中展开的。《岑参》《李白》是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国诗人的故事，作者让大诗人面对魅力独具的西域的风情物候，尽情地抒发情怀。茫茫大漠戈壁、古道烽烟中的传奇，巍巍昆仑、皎洁明月、皑皑天山雪峰下的博弈，本身就充满了诗的意味。显然，正是这些倾力构建的诗的情节，完成小说特殊的艺术构思，表现了这些诗人的家国情怀，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助力了小说美学品位的提高。

采用诗化的语言。夏冠洲的历史文化小说，在表现形式和叙事话语上，特别注意采用富于节奏和辞藻的诗化语言，以使小说在风格上呈现出与人物相适应的浓郁诗意，彰显出中国西部文学鲜明的特质。作家是诗人，有诗集问世。作家是散文家，作品颇受好评。作家还是书画家，在新疆文化界小有名气。作家更是学者教授，出版了十多部理论著述。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不俗造诣和综合实力，使其在这些历史文化小说创作中自然皈依缪斯的神奇魅力。这几部小说的叙述语言，无论写景状物，还是讲述抒情，大都是准诗歌的语言，有的如行云流水、明快畅达，有的色彩绚丽、五彩缤纷，有的凝重深沉、平实沉稳，有的章节片段甚至可以作为散文、诗歌来读。作者对西北边塞自然风光的描写，不但极具地域特点，而且充满激情。作家热爱新疆、钟情西域，把这种挚爱之情投射到历史图画的绘制中，自然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大美。“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美意境，波诡云谲、黑云压城的边地氛围，以及金戈铁马、明月天山、刀枪齐鸣的西域战场，特别是弯弓跃马、塞上长城、誓破楼兰的献身意志，都像一首首冲撞性灵的英雄乐曲，弥散着浓重的诗歌元素。当然，在注重诗性构思和诗化语言的同时，作家也不拒绝现代叙事技巧和手法（如故事复线平行交织、时空倒置、内心独白、短暂的意识流等），而是对其进行诗歌因子的添加和本土化的改造，以此表现天山南北历史风云的雄奇壮丽，边塞诗人心路历程的雄强阔大。总之，这些充满着诗性话语的边塞写真，这些流淌着诗美的历史故事，不啻是历史文化的咏叹调。

夏冠洲是“文艺通才”型的学者作家，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建树，著述颇丰。他的四部长篇历史文化小说在新世纪先后推出，应该说是西部文学的新收获。这些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可以看作中国西部学者历史文化小说的探索文本，值得研究、借鉴，尤其是西部文坛，在这方面不能缺席、失语。

责编：张映姝

校对：方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