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校园欺凌问题研究现状及展望

蒋颖

〔摘要〕以中国知网（CNKI）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为工具，对2002—2020年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研究的2064篇文献进行分析，梳理了校园欺凌的研究趋势、关键词频数、研究对象等，对我国关于校园欺凌的文献进行分析。结论：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今后应注重研究成果的应用，扩大研究对象范围，强化环境治理与宣传。

〔关键词〕校园欺凌;文献计量法;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21）03-0015-04

校园欺凌是一个世界性的校园问题，在全球各个国家，不同形式的校园欺凌事件频繁上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报告显示，全世界每三个学生中几乎就有一个曾经遭受欺凌。“校园欺凌一般被认为是存在于在校生之间的强者欺负弱小的行为，属于攻击行为中的一种特例”，它给学生造成的巨大的身心伤害很难弥补，欺凌或被欺凌人抑或是无辜的旁观之人都无法规避这一行为所带来的负能量。校园欺凌问题因其普遍性和复杂性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随着媒体的频频报道，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各地区中小学加强了校园安全管控。本文梳理了当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归纳出研究的特点，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一）研究趋势

在中国知网（CNKI）以“校园欺凌”为主题，对2002年1月1日到2020年9月30日的文献进行高级精确检索，得到文献数量为2064篇，其中期刊论文1276篇（CSSCI和核心期刊共425篇）、硕博士论文452篇。将全部文献作可视化计量分析后，得到图1所示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论文发表量的走向，并可依此将2002—2020年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1.研究空白期：2002—2013年。2002年，我国香港的学者开始对香港乡村小学儿童的校园欺凌现象进行问卷调查，但该研究只局限于香港地区。到2007年，内地学者刘晓梅对天津的17所学校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后提出治理欺凌的相关措施。此阶段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国外校园欺凌现象所展开的讨论。

2.研究起步期：2014—2017年。在此之前，校园欺凌的概念尚未进入公众视野，但并不表示这一问题不存在，只是为公众所忽略。2014年以来，我国发生多起影响较为恶劣的校园欺凌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高度持续性的关注。2016年，国家针对校园欺凌下达的文件中呼吁政府、学校等各方共同参与治理校园欺凌问题，加大力度治理校园欺凌问题，学术界由此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

3.研究热潮期：2018—2020年。校园欺凌事件态势益发严重，已成为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热度时至当前仍居高不下。研究者们纷纷从各自领域着手，从心理学、社會学、法学、伦理学等多视角切入研究如何预防并解决这一问题。

（二）关键词频数

为了更好地分析“校园欺凌”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发展规律与趋势，关键词分析是一个较好的研究视角。关键词是研究内容的高度浓缩，反映了论文的核心内容，是作者对自己撰写的论文的高度凝练，把握关键词词频和统计分析，能够得到研究的热点内容。利用中国知网（CNKI）自带的可视化分析工具对文献进行高频关键词统计并以出现频次降序排列，大体可以反映校园欺凌研究的基本信息，见表1。

（三）研究对象

对文献进行分类统计，发现校园欺凌问题的主要研究对象依然是未成年人，对于学前儿童、高职生、大学生的研究逐渐增多。此外，研究对象还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划分更加具体、细致，例如一些研究者以学龄中期、童年晚期、大学新生等学段的群体作为对象;大多数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集中在中小学和中职教育阶段，对高教段学生的研究不多。二是对特殊群体的关注越来越多，例如城市流动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工读学校学生、城市农民工学校学生、流动儿童、随班就读儿童、多民族地区儿童、性少数儿童和智力落后儿童等。总的来说，学者已开始涉猎不同阶段的校园欺凌的特点，其研究成果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校园欺凌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校园欺凌的概念最初由挪威心理学家奥维斯（Dan Olweus）提出[1]。他在挪威和瑞典的中小学进行关于攻击行为的调查后发现，欺凌是青少年之间攻击行为的主要形式。他把欺凌行为的概念界定为：在某一时段内，一名或多名学生反复或持续地对某学生施加的负面行为，且这种行为具有长期性，造成受害人心理或生理上的不适应或伤害[2]。塔图姆（Tattum，Delwyn P.）[3]认为欺凌属于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在身体或心理上的故意伤害行为。英国学者夏普（Sharps）等[4]提出了判断某行为是欺凌行为的三个指标：由受害人挑衅引起、反复发生、受害人欠缺有效的报复手段及条件。张文新等[5]于2001年将欺凌行为分为直接身体欺负、直接语言欺负和间接欺负三种，并针对三种类型欺凌的性别差异展开了中英跨文化研究。我国关于校园欺凌行为的问题研究起步虽比较晚，但经过学者不断的关注和探讨，近年来对于这一问题的本土化研究已经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并走向深化和细化。这些研究大都从校园欺凌的行为特征、成因分析、预防处理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校园欺凌行为的特征

近年来，校园欺凌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常见的欺凌行为有肢体攻击和暴力行为，如推搡、拳打脚踢、嘲讽辱骂、恐吓威胁、敲诈勒索等。言语欺凌可以当面发生，也可以不受距离限制，借由现代通信技术实现，如网络欺凌。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校园欺凌由直接的和偏向身体欺凌的方式，变为间接的且更偏向关系欺凌的方式[6]，如孤立排斥、社交敌视等。从欺凌对象来看，王祈然等[7]提出发达地区由于人口密集、社会成分复杂，校园欺凌事件多发，且义务教育段是校园欺凌的高发阶段，欺凌者以男性居多。受欺凌者通常是弱势群体，如一些有生理缺陷或性格孤僻、胆小、自卑的学生。白森林[8]提出，欺凌者实施欺凌的动机之一是为了在同伴群体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因此旁观行为是对欺凌行为的强化。

（二）校园欺凌成因分析

校园欺凌与许多因素相关，邹红军、柳海民[9]提出，这一行为的发生是社会控制的力度、强度、网络致密度等缺乏或影响不足的后果。网络暴力泛滥成灾，导致一些学生模仿，拉帮结派找刺激，造成校园欺凌事件频频发生。刘艳丽、陆桂芝[10]从被欺凌者的角度出发，认为遭受欺凌不仅与外界欺凌者的挑衅和攻击有关，也与被欺凌者自身性格特点、家庭养育方式、所处社会地位和学校环境及伙伴关系等有关。申燕妮、辛涛等[11]发现，留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成绩差的学生会因为缺乏学校归属感、家长和教师给予支持较少而更易遭受校园欺凌[12]。张小华、项宗友[13]在浙江某中学调查后发现，精神压抑、社会压抑等是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刺激因素。

（三）校园欺凌预防处理

2016年，教育部针对校园欺凌和暴力现象出台了指导意见，指出预防此类现象首先要对学生加强思政、法治和心理健康教育。方雪儿[14]从校园德育视角下给出了应对策略。陈纯槿、郅庭瑾[15]基于四省市校园欺凌状况的研究发现，教师平等对待学生、学校纪律风气等因素均对校园欺凌的防治起到重要作用，并基于此构建了包括学生个体、班级、学校层面在内的校园欺凌的长效防治机制。庞红卫、王燕春[16]提出了完善制度、校区合作、家庭层面的对策。王鹏炜[17]认为治理学校暴力，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教师教育惩戒制度，落实教师权力实现。除了加强学校管理，还要与法律结合，双管齐下。张克雷、张龄文[18]分析多重原因，指出治理校园欺凌应当法律与道德二者结合，软硬兼施。侯春平[19]提到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法制教育，让他们学会保护自我，同时建立预防机制并健全欺凌行为投诉渠道，确保投诉人的人身安全，杜绝因投诉而受到报复的现象。魏叶美、范国睿[20]认为法律应根据时下人的发育的成熟水平适当提前承担刑法责任的年龄，给欺凌人施压。目前校园欺凌现象的背后是相对复杂的社会大背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仅要实施社会舆论导向、秩序重构、协调教育、治安环境的强化等措施[21]，也要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方式，重视对优良品质、健全个性、正确认知的培育，对家庭教育立法，明确家长的教育责任[22]。

三、我国校园欺凌研究展望

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数据能较为清晰地诠释当前校园欺凌的研究现状，通过对2002至2020年我国校园欺凌研究的纵向分析和横向对比，可以看到我国对校园欺凌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研究对象更加广泛，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研究视野日益国际化，对解决对策的思考更系统。但仍然有许多遗留问题待解决和探究，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一）注重研究成果的应用

从2015年到2018年，我国出台了一批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明确了校园欺凌的立法定义、处置机制和惩罚措施等，这些法律法规需要借助项目、计划和课程等才能真正落地。一方面应加强对于防治校园欺凌项目和课程的研发，定期或不定期向学生普及校园欺凌的相关知识;加强法律意识教育，引导学生遵纪守法、敬畏生命。教授学生自我保护与应对校园欺凌的方法，使其懂得如何进行自我保护和寻求外界的帮助。另一方面要加强开展学生心理辅导，帮助学生与同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后，应及时对被欺凌者与欺凌者进行心理辅导与行为干预。

（二）扩大研究对象范围

当前研究主要围绕欺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展开，而事实上，校园欺凌事件中还包括煽动者、同伴及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家长、教师及其所在学校，这些都应当纳入校园欺凌研究的对象中，以进一步挖掘导致校园欺凌的因素。此外，网络欺凌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种新的欺凌类型，这种欺凌方式更具有隐蔽性，欺凌行为的范围更广，对被欺凌者的伤害更大。

（三）强化环境治理与宣传

学生缺乏社会经验与识别能力，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出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情况。目前，部分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娱乐节目中充斥着大量暴力、淫秽色情及其他有损心理健康的内容，网络上也有一些内容低俗的作品，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对此，国家应统筹管理，重视人文环境建設，遏制欺凌与暴力的发生，同时开展有效的宣传，借助网络平台或道德讲堂对校园欺凌进行宣传与报道，提升广大群众的警戒与预防意识。

综上所述，校园欺凌是一个长期性的话题，需要进行多维度的、持续性的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大对重点方向的研究力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校园欺凌的有效治理提供有益的指导，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园欺凌治理方案。

参考文献

[1]杜海清.澳大利亚、欧美国家应对网络欺凌的策略及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3（4）：15-20.

[2]Olweus D.Bullying at school：long-term outcomes for the victims and an effective school-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M].New York：Plenum Press，1994.

[3]Tattum D P，Tattum E.Social education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M].London：David Fulton Publishers，1992.

[4]Sharps，Smith P K.How to Tackle School Bullying[M].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1999.

[5] 张文新，王益文，鞠玉翠，等.儿童欺负行为的类型及其相关因素[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1（1）：12-17.

[6] Yeager D S，Fong C J，Lee H Y，et al.Declines in efficacy of anti-bullying programs among older adolescents：theory and a three-leved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5（37）：36-51.

[7]王祈然，陈曦，王帅.我国校园欺凌事件主要特征与治理对策——基于媒体文本的实证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7（3）：46-53.

[8]白森林.关于校园欺凌参与角色的研究综述[J].中国德育，2020（1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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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艳丽，陆桂芝.校园欺凌行为中受欺凌者的心理适应与问题行为及干预策略[J].教育科学研究，2017（5）：60-66，95.

[11]申燕妮，辛涛，张佳慧，等.中国四省市学生校园欺凌的现状及防治策略——来自PISA2018的证据[J].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19（4）：217-224.

[12]黄亮，赵德成.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与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关系的实证研究——家长支持和教师支持的中介作用[J].教育科学，2018（1）：7-13.

[13]张小华，项宗友.浙江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实证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生活方式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为视角[J].晋阳学刊，2016（5）：101-105.

[14]方雪儿.学校德育视角下中小学校园欺凌成因及对策分析[J].课程教育研究，2018（20）：246-247.

[15]陈纯槿，郅庭瑾.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长效防治机制构建——基于2015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测量数据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7（20）：31-41.

[16]庞红卫，王燕春.中小学校园欺凌现状调研及对策研究——以浙江为样本[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8（16）：4-12.

[17]王鹏炜.学校教育懲戒的制度构建[J].中小学管理，2016（8）：19-21.

[18]张克雷，张龄文.论校园欺凌的软硬法治理[J].上海教育科研，2017（4）：16-19.

[19]侯春平.治理校园欺凌法律不能缺位[J].人民教育，2016（11）：17-19.

[20]魏叶美，范国睿.社会学理论视域下的校园欺凌现象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6（2）：42-43.

[21]杨岭，毕宪顺.中小学校园欺凌的社会防治策略[J].中国教育学刊，2016（11）：7-12.

[22]苏春景，徐淑慧，杨虎民.家庭教育视角下中小学校园欺凌成因及对策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2016（11）：18-23.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湖州，313000）

编辑/刘 芳 终校/刘永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