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赤子的世界

许晓迪 毛予菲 陈佳莉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8日，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

1981年，《傅雷家书》由三联书店出版，轰动一时，长销不衰。40年来，我们透过封封家信，仰望着作为父亲的傅雷，却不免忽视了信件对面的另一人——那个7岁半学琴、20岁只身赴欧，名满天下又漂泊一生的“钢琴诗人”“中国的肖邦”傅聪。

傅聪的好友、主持人曹可凡，两天前就听闻了傅聪入院的消息，如今得知噩耗，心情沉重。“很多年来，我把他看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他每次来上海，单单只是陪他聊聊天、吃吃饭，已经是非常愉快的经历。”

曹可凡告诉记者，傅聪最近两年的心情一直比较低落，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对演奏造成了困扰。“音乐家的部分被抽走之后，他只剩下一副物理皮囊，对他来说，这可能是巨大的痛苦，所以一直觉得心灰意冷。”

如今斯人已逝，让曹可凡倍加感伤的是，像傅聪这样有着深厚艺术见地的人，几年间“一座桥连着一座桥地塌陷”，仿佛这个世界正在远去。

钢琴家郎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傅聪形容为“古典乐坛里的一股清流，也是一座精神灯塔”。“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在伦敦首演结束时，傅聪先生满含热泪地过来与我拥抱。”郎朗说，“他会亲自给我爸打电话，叮嘱我多读中国文学，还推荐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告诉我要永葆赤子之心。”

最让郎朗难以忘却的，是傅聪对人生的一句总结——先做人，然后做艺术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东方升起一颗星”

这句话，原是父亲傅雷说的：“先做人，才做艺术家，才做音乐家，才做钢琴家。”这是傅聪离开上海前，他对儿子的临别赠言——自做父亲那一天起，为孩子掌舵，便成为傅雷的责任与乐趣。

1934年，傅聪出生在上海的巴黎新村。

上世纪40年代初期，傅雷、宋淇与十来个朋友发起了两周一次的茶会，每次请一位来客为大家讲座，有时文艺，有时科技，也谈论时局，话题天马行空，从法国文学到普希金的枪伤，甚至还有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

这就是杨绛在《忆傅雷》中所说的“不能忘的夜谈”。知识分子在上海孤岛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成了沉闷苦恼生活中的避风港。那时的傅雷，“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

只是这笑脸，只许朋友看，绝不许孩子看。傅雷禁止孩子们在客厅听大人说话。有一次，傅聪和弟弟傅敏躲在楼梯旁偷听，只听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噔噔咚咚逃跑上楼。过了一会儿，傅雷发现他们依然鬼头鬼脸坐在原处，于是天降雷霆。杨绛说他们一干人，“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

他是“不折不扣的严父”。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捡肉食，又不听警告，傅雷就罚他只吃白饭。5岁时，傅聪在客厅写字，傅雷在吃花生，不知何事就火了，“顺手抡过来蚊香盘，击中鼻梁，顿时血流如注”。

傅聪三四岁爱听古典音乐，7岁半开始学钢琴。为术业专攻，傅雷将儿子从小学“撤回”。英文、代数、几何，请了老师来教；他亲授语文课，“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用毛笔抄写，编成课本。

弹琴是苦差，有时傅聪偷懒，边弹边看《水浒传》，傅雷在三楼，从琴声中觉察出异样，下楼一声暴吼，“像李逵大喝一声，吓得人魂飞魄散”。接连换了几个老师，都觉得傅聪是“问题儿童”，可每次傅雷锁上琴，叫他不必再学，他又对琴哭得伤心。

1948年，傅雷携全家去昆明。十几岁的少年极为叛逆，那时的傅聪愤懑反抗父亲，“甚至于要出人命”。后来父母带着弟弟去了香港，不久返回上海；他则自作主张，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琴艺停滞不前，整天忙着学生运动、打桥牌、谈恋爱。

朋友们可惜他虚度光阴，帮他在教堂办音乐会。傅聪照着一本《101首世界名曲集》，挨个弹了一遍。演完后，一位同学拿着口袋为他募捐，回上海的路费于是凑齐。

1951年，傅聪出现在上海江苏路的新家门口，自此脱胎换骨，用心练琴，每天七八个小时，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休息。一年后，兰心剧院，傅聪第一次登台公演，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那一年，他18岁，睡在床上还推敲乐曲的章节句读，手指弹痛了，指尖上包着橡皮膏再弹。

1954年8月，傅聪留学波兰，师从“肖邦权威”杰维茨基。74岁的老教授精力旺盛，喜欢站着授课，遇上激昂的音乐会吼叫高唱。“杰老师”对他说：“聰啊，你的心里有一头猛虎，你得好好控制住。”

一年后，傅聪参加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27个国家、74名选手，场外傅雷密切关注，得出结论：“除非洲来的以外，没有一人的学历像你这样可怜的。”

第一场比赛，傅聪因练琴时用力过猛，手指受伤，排到最后一天。原定12点上台，他10点半去，不料排在前面的3人不是手痛就是生病，只能两手冰凉地仓促登台。

三轮比过，宣布结果，傅聪名列第三，成为第一个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音乐家。听众上来拥抱他，泪水沾满他的脸，许多人声音哑了，说一生从未如此感动过。

当天，新华社播发了获奖电讯，向祖国人民报喜。傅雷给儿子去信：“东方升起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我做父亲的一向低估了你，你把我的错误用你的才具与苦功给点破了！”

家书抵万金

父子关系在傅聪出国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傅雷家书》中第一封，就是父亲的忏悔：“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弥补不了这种罪过！”

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流逝，慢慢沉淀出严父的反思和温情。在家书中，傅雷分享人生感悟：“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传授恋爱指南：“交友期间，尽量少送礼物、少花钱：一方面表明你的恋爱观念与物质关系极少牵连；另一方面也是考验对方。”像老友般掏心掏肺：“在外倘有任何精神苦闷，也切勿隐瞒，别怕受埋怨，一个人有个大二十几岁的人代出主意，决不会坏事。”如一个普通老父亲一样絮絮叨叨——去别人家做客时如何脱下大衣、处理围巾、放置双手、使用刀叉，讲英文时可用哪些多姿多彩的字眼取代千篇一律的“多妙”“多了不起”，寄回一张照片也要一串盘问：为什么不胖？是否太用功？睡眠不足？还是光暗对比显得瘦？谁给拍的？怎么室内有两架钢琴？

1955年1月26日，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说：“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

这一年，傅雷当了上海政协委员，天天找圈子里的高级知识分子谈话，认认真真写了18万字的意见书。政协发言有时间规定，他就在家念稿子，必须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发言稿写得像翻译一样认真，一稿、二稿甚至三稿。

“双百”时期，他走出书斋，就文艺界、出版界问题，发文12篇。这些文章给他和家人带来可怕的连累。1958年4月，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

傅聪在波兰也成为批判对象。有人反映他出名后用收入租房，进出乘坐出租车，过着“资产阶级生活”。还有风声说他回国后，要下乡劳动5年，傅聪吓坏了，“我无法理解钢琴家去劳动以后怎么办？难道改行？”

1958年12月，煎熬中，傅聪决定离开波兰，去英国。还在空中，外国通讯社便已发出“傅聪出走”的电讯。他刚抵达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便团团围上。他一句话没说，钻进轿车，飞驰而去。

傅雷听到消息，“顿如霜打雷击”，在家躺了好几天，不吃不喝。10个月后，获组织批准，他写信给日思夜想的儿子：“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那正是傅雷最艰难的日子，视力衰退、关节炎、三叉神经痛，各种慢性病接踵而来。在出版无期的长夜中，他翻译了《幻灭》，重译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把丹纳的《艺术哲学》译成，将其中一章6万多字的《希腊的雕塑》端端正正抄好，寄给傅聪。夫人朱梅馥写信说：“爸爸虽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泪，但是为了你，他什么都不顾了。”

此时的傅聪，以弹琴为生，收入甚微。20世纪60年代，西方媒体热衷宣扬另一阵营中“叛逃”的艺术家，傅聪选择避而远之，不愿以政治“加持”艺术。

1960年，83岁的作家赫尔曼·黑塞通过一台收音机听到了傅聪演奏的肖邦音乐，既兴奋又感动，随即写了一封《致一位音乐家》的公开信。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听过许多人演奏肖邦，但都不是他心目中的肖邦，却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钢琴家，复刻了真正的肖邦。“我可以感受到紫罗兰的清香，马略卡岛的甘霖，以及艺术沙龙的气息。”黑塞说，“他像是出自《庄子》或《今古奇观》之中。他的演奏如魅如幻，在‘道的精神引领下，如古老中国的画家，以毛笔挥洒自如，迹近吾人在极乐时刻所经历的感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傅聪举行了2400场独奏音乐会，录制了50张唱片，担任过各大国际比赛的评委。从梅纽因（后成为其岳父）这样的前辈大师，到郑京和、阿格里奇、巴伦博伊姆这些知音，他以一位中国钢琴家的身份，进入到那个顶尖的艺术圈。

出走后，傅聪立下“三不”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事、不做不利祖国的事。然而，身为钢琴家，一年到头“跑码头”，去许多国家演出需要签证。万不得已，1964年，傅聪加入了英国国籍。

“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

傅雷夫妇为此郁悒很久，几个月不再去信。直到傅聪长子凌霄出生，才于1964年10月31日复函：“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是短时期内所不能平复的，因为这不只是‘小我的、个人的荣辱得失问题……我们比什么时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你妈妈都不敢谈到你：大家都怕碰到双方的伤口，从而加剧自己的伤口。”

自傅聪从波兰出走伦敦，傅雷始终难以摆脱精神的苦痛。除埋头译作外，给孩子们写信成了他最大的支撑。他在信中很少言及苦衷，更多的是不厌其烦地与儿子讨论艺术，并多次叮嘱他“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行动慎重”——政治时局波谲云诡，傅雷看到了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自觉孤弱，不善圆转周旋；傅聰在国外多年，谨守父亲教诲。

1966年8月12日，傅雷用英文给儿子、儿媳写了一封信：“想象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这是他写给傅聪的最后一封信。9月3日凌晨，傅雷默默写好遗书，和妻子将天蓝色土布床单撕成长条，搓成绞索，挂到落地窗钢架上。然后在地板上铺上一床棉被，放上方凳，静静踩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