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贷青年：“上岸”之路有多远

如果有一个人使用了网贷，或是打开了网贷平台，那么他的贷款额度和联系方式都不再是秘密。一天之内，会有各种各样的网贷平台“雪中送炭”。

在豆瓣的“网贷互助小组”与“负债者联盟”里，成员大多是“90后”，也偶有“80后”“00后”，有的欠了几千元，有的欠了数百万元。小组的帖子里，“焦虑”“还不上了”“怎么办”是高频词，“消费主义洗脑”和“创业失败”被归为常见的欠债原因。

“黑魔法”

余芊正跟同事聊着天，手机屏幕突然亮了，消息栏上显示的是来自网贷平台的信息——催她还钱。她冒出的第一个想法不是还钱，而是深深的担忧：同事看到了吗？如果欠钱的事被大家知道了怎么办？

“90后”余芊是一名县城公务员，最近几年组织纪律越发严格，如果欠了12万元网贷的事情被公开，她的工作、升迁都会受到影响。余芊不愿因为网贷的事，失去这个花费2年时间考来的职位。

这12万元的债务，余芊已经忘记是如何累积下来的了，她只知道，大头来自网贷平台，小头是信用卡消费。微博上关注的“网红店”又出了新款大衣，“满3000减300”，要买；换季了应该有一双长靴，淘宝直播间里仅售200元不到，要买；一个知名品牌的爽肤水做活动，打九折送一堆小样，更要买。她觉得提前消费是“为了省钱”，因为“现在不买就没有折扣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网贷也“帮助”了张玮。张玮是“80后”，中专没有读完就退了学，先后做过传销、石油钻井工人、流水线工人、房产中介和快递员。2018年，张玮想在上海承包一个快递点，他算了一笔账，除了要给快递公司总部交3万元押金，他还得学车买车，所有费用加在一起，需要7万元。他从借呗提现7万元后，开始了创业尝试。

但现实很残酷。快递点运行之后，张玮平均每个月能赚7000元，除去快递点每月2000元的租金，社保和衣食住行也要花5000多元，相当于没赚钱。贷款还在，利息在滚，张玮又注册了其他网贷，先“拆东墙补西墙”，想以后赚钱了再慢慢还。14个月后，7万元的债务变成了12万元。

2019年，情况更糟糕了。快递公司总部要求每个片区都要成立公司，但注册公司流程繁复，“一些资料又没有下来”，总部没办法打钱。没有总部下发的资金，快递点的运营和张玮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他只能靠网贷吃饭、付房租、交社保。四个月后，总部把钱发了下来，但贷款也变成了16万元——负债彻底压垮了他。

轻易得来，代价高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使用网贷这一“黑魔法”。中国人民银行与多个数据公司给出报告：2020年，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为854亿元人民币，10年前，这个数字是88.04亿。现在，全国有1.75亿“90后”，其中86.6%的“90后”都接触过信贷产品，且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同时使用多个网贷平台。在老一辈人眼中，欠钱或许代表着羞耻和恐惧，但如今，年轻人之间流传的玩笑是：“我看你是想笑死我，然后继承我的花呗。”

未坦白，已坦白

在豆瓣小组，欠债的年轻人的帖子被分为两种，一种是“未坦白”，一种是“已坦白”。“坦白”的对象多半是指家人和朋友。父母失望的表情和话语似乎比下个月的账单更令人恐惧。如果遇到无良催收机构“爆通讯录”，把催债电话打到熟人那里，则会迎来“社会性死亡”。

仅仅因为买东西就欠了十几万元的网贷，余芊也觉得这件事听起来十分荒诞，她一开始无法说服自己向父母“坦白”。后来，余芊实在撑不住了，跟妈妈说自己“欠了一万块钱”，没想到妈妈焦虑到晚上睡不着觉，还说：“你一个女孩子竟然干这种事。”在那之后，妈妈隔三岔五就问余芊欠了多少钱，这让余芊觉得自己是一个罪犯，她从此不敢再提起网贷，也不再期望家里帮自己还贷。她认为：“一旦他们知道那个真实数额，会对我失望，和我断绝关系。”但她内心其实又期盼着有一天父母知道真相，“我要是真的还不上了，他们会帮我还吗？”

张玮同样不敢告诉家人。他的老家在四川达州的乡村，从小家里就不富裕，初中时买一盘英语磁带，他都要向父亲百般请求。“欠了债只能自己还，家里不可能帮助我。”

韩青冈是小组里少数“上岸的幸运儿”。借网贷赌博欠下8万元之后，他也陷入过绝境。2018年，他刚刚参加工作，每个月工资都投入了博彩网站。赌博是一件收不住手的事情，境况越来越糟，不管是网贷，还是赌博，他都不敢告诉父母。

韩青冈自觉与父母的“各种观念都不太一样”。读大学时，他参加马拉松比赛，想买一双1200元的“鬼冢虎”跑鞋，父母不同意，觉得“几百块的跑鞋就可以了”。最后，他通过使用花呗买下了那双鞋。以后生活里遇到困难，他也不再向父母求助。

犹豫了一年零六个月，8万元滚成了10万元，韩青冈终于“良心发现”，不再赌博，也不再借网贷。他向父亲撒了个谎，说自己是因为投资被骗了4万元。

他少报了数额，剩下的钱想自己慢慢还。没想到不久后父亲就发现了，问他：“你是不是还欠了钱？”便又给了他4万元。跟父亲视频那天，他看到了父亲头上的白发，想到父母都已经年过五十，韩青冈觉得自己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大好的未来被自己亲手打碎。”

可怕的友好

和要不要坦白的挣扎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最初使用网贷时的便利。

王浩正在读大三，是花呗的忠实用户。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看过一个视频广告：年轻人想学萨克斯，但没有足够的钱，最后用花呗买下了萨克斯，每个月只要还100多元。广告结语是“年轻人就要用花呗”。

王浩每个月的生活费有1500元，他兼职写网文，一个月收入2000—3000元。他在花呗和京东白条上一共欠了7000元，有的是用于买电子产品，有的是出去旅行的花销。他并不焦虑，认为在年轻的时候花一点钱去提升自己很正常，因为“自己有足够的还款能力”，而花呗对大学生群体来说非常友好。

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人都曾感受过网贷平台的“友好”。

张玮创业筹资时完全没有考虑银行，他在上海没有固定资产和稳定工作，如果去银行借贷，柜员“可能都不正眼瞧一下”，是网贷平台给了他远高于信用卡的额度。

于是，在“友好”之后，年轻人感受到了网贷的可怕。

还完钱后，韩青冈依旧收到了十几条来自各个网贷平台的短信，好几万元的额度等着他去开通领取。这让韩青冈想起了一个“小贷公司”的放贷员，自从加上这个人的微信，每天叫醒韩青冈的不再是闹钟，而是这位放贷员的问候。每天早上6:20左右，放贷员都发来“早安”“记得吃早餐”的信息，节假日还有专属问候，跟在后面的才是最新的贷款“福利”信息。

能让网贷公司如此热情的，并非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交易用户信息的巨大市场。

2019年，数十家大数据公司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被查封，多家相关公司被调查。这一番整顿指向的是网贷平台放贷和催收两个环节。大数据公司使用爬虫工具抓取用户私人信息，包括公积金、社保信息、信用卡消费记录等系统数据，一面提供给放贷公司，另一面卖给催收公司。这代表着，如果有一个人使用了网贷，或是打开了网贷平台，那么他的贷款额度和联系方式都不再是秘密。一天之内，会有各种各样的网贷平台“雪中送炭”。

大型互联网公司争相进场后，借钱这件事正在变得越来越便利。许多互联网公司大力推广借贷产品，将借款资格设置为年满18周岁，同时，依靠各种各样的技术、算法，互联网公司可以更高效地挖掘用户、评估风险，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并实现盈利。

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人发现，自己频繁借贷、“以贷养贷”，不管如何捉襟见肘，贷款的额度都不减反增——他们正是网贷平台要找的人。只要持续还款，额度就会提高，“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就可以无限循环下去。技术改变了互联网金融，也改变了人的欲望，在技术的加持下，欲望之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闭。

2020年的“双11”，余芊又买了新衣服，她觉得过去几个月还贷“太辛苦了”，要犒劳一下自己。更何况，打开购物软件，首页推荐位的商品总是能让她“种草”。她不断往下滑，“你看，它最知道我喜欢什么。”

至于张玮，还在继续还钱。他不敢给自己设定还完的期限，“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至于结婚和成家，“只能顺其自然。”现在，每个月拿到工资后，他会去买60元的彩票，刮开涂层的那个瞬间，他感到了一丝放松。不管有没有中奖，这已是他还贷生活里仅存的一项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