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春
梅洛-庞蒂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见解集中体现于他的《世界的散文》。他于1951年左右中止写作该书,于1952—1953学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周一课程“关于语言的文学使用研究”上继续探讨文学语言。这两部遗作在他去世后经人整理出版,它们显然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现象学大师的学生、结构-后结构主义者的同路人福柯于1966年发表《词与物》,其中第二章也以“世界的散文”为标题(这一章涉及文艺复兴时期“词”“物”关系,于同年以同题目提前发表在《第欧根尼》第53期上,内容稍有不同)。这一命名行为并非出于巧合,它实际上既表达了福柯对师长的敬意,也意味着他对前辈的超越。它尤其包含了黑格尔《美学》中一个似乎不太起眼的命题在20世纪法国哲学的“3H时代”(主要获得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启发的时代)和“3M时代”(主要接受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影响的时代)的不同效应。这师徒二人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扬弃了黑格尔的哲学。在这一背景中,我们有必要探讨的是,梅洛-庞蒂关于语言的文学使用研究如何既体现出现代性的内部张力,又开辟出当代性的通道。
笔者已经在一些著述①中把现代哲学区分为早期现代哲学和后期现代哲学,它们分别代表早期现代性和后期现代性。这是对福柯关于古典哲学(古典知识、古典文化)与现代哲学(现代知识、现代文化)、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区分的一种替代形式。我们所说的“现代性”是一种广义的现代性,它包含福柯意义上的17、18世纪的古典性和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