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社会转向研究

刘 奎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度提倡纯文学的《女神》作者郭沫若，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参加“北伐”，这成为文学史上持续讨论的话题。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除了持历史后见之明的道德化评判外，值得一提的研究主要基于两条路径：一是着眼于郭沫若早期文学的政治性，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本身的政治性，讨论其转变前后的内在逻辑①；二是从新文化运动的困境出发，讨论新青年转向的必然性和必要性②。这两类研究虽然着眼点不同，但理路有类似之处，都试图打破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视野，还原早期新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但这些研究将郭沫若从文学到政治的转变要么说得太过突兀，要么描述得过于清晰，从而忽略了他转变过程中的曲折性。同时，将郭沫若20年代中期的文化政治实践描述为从文学到政治的转换，也窄化了他及其同时代人的问题视野。如果回到历史脉络中重新考察郭沫若20年代中期的活动，可以发现，他在从提倡纯文学到参加北伐的转向过程中，还有一个社会转向，用郁达夫的话说，就是“诗人的社会化”③。

一、文学困境与社会新路

“五四”前后，因受国内新文化运动的感召，郭沫若暂时中辍日本帝国大学的医学士学业，成仿吾也放弃即将到手的工科学位，毅然归国从事文学事业。套用马克斯·韦伯的相关说法④，可以说，他们当时是选定以文学为志业，而不是单纯想靠文学谋生。归国后，他们创办《创造》季刊等杂志，出版“创造社丛书”，这成为新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