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

陈嫚， 李俊林， 黄远霞， 张玲， 卢艳华， 王磊， 钟晴， 曾凡杰， 王亮

2008年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正式界定和认可的健康素养概念为：个人获取、理解、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并利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有利于提高和维护自身健康决策的能力。概念演变至今已在国内外学者间达成共识[1-2]。2016年在中国召开的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健康素养被列为未来健康促进的优先领域，写入了《2030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上海宣言》，提出健康素养不只是个人资源，也会产生高的社会效益[3]。健康素养同样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内容涉及6类维度，其中拥有科学的健康观是产生健康需求的核心，指引人们主动汲取健康知识，养成健康行为，进而实现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的健康状态[4]。本文重点分析2016年武汉市健康素养监测中的科学健康观数据，报告武汉市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情况。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武汉市15～69岁的常住人口为研究对象，常住人口定义为过去一年内至少有半年的时间以非集体居住的形式在调查所在地居住。

1.2 抽样方法

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5]。收集武汉市7个中心城区和7个远城区的人口信息，按照人口规模比例整群抽取90个居委会/行政村作为监测点，在选定的居委会/行政村开展绘图列表工作并根据结果在各监测点随机抽取50个家庭户，使用KISH表法(Kish Grid Sampling)在每个家庭户中确定1名合格的调查对象，具体操作如下：①随机将8套KISH选择表分配到选中家庭户并登记KISH表代码；②调查员入户收集选定家庭户中人员信息，按照先男后女，先长后幼的顺序登记并编号；③根据家庭人口数从已分配的KISH表中查出对应的个体编号，从而确定调查对象[6]。

1.3 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采用2016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来源于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要内容涵盖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和健康信息6个维度，本研究重点分析科学健康观的相关数据。调查使用电子问卷以面对面的方式采集数据：利用武汉市疾控中心微信平台，将调查问卷电子化并设定登录及管理权限，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使用手机登录该微信平台，于2016年7-12月开展入户调查。各区疾控中心对辖区内的调查进行实地督查，市疾控中心后台监测微信平台数据，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随机抽取10%的调查问卷进行现场复核。

1.4 判定标准

科学健康观素养共有8题，其中判断题2题(“对保健食品的理解” “对健康体检结果的正确态度”)，各1分；单选题3题(“正确理解健康的概念” “碘缺乏最主要的危害” “剧烈活动丢失体内水分时应补充的物质”)，各1分；多选题3题(“促进心理健康的正确方法” “对正确就医的理解” “母乳喂养对婴儿的好处”)，各2分，合计11分。个人实际得分≥8分，即判定具备科学健康观素养，具备科学健康观素养人数在总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即为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

1.5 统计分析

利用微信平台采集数据，使用SAS 9.2和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计算指标样本量、率、均值及标准差，单因素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 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2016年武汉市健康素养监测共抽取调查对象4 500人，最终纳入研究的有效样本量为4 165人，有效率为92.56%。城乡比为1.75∶1；男女性别比为0.91∶1；汉族占比超过99%；平均年龄为48.16±13.59岁，以45～59岁年龄层居多；近1/3的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近一半的职业是其他，超1/4的职业为农民；1～3名人口数是主要的家庭结构，占比超2/3；家庭月收入在2 000～4 999元和5 000元以上者占比均超过1/3；本地与非本地户籍比为7.61∶1。见表1。

表1 武汉市15～69岁居民人口学特征分布及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 n(%)

表1 (续)

2.2 武汉市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正确认知情况

8个科学健康观素养相关问题中共有5个的正确认知率高于60%，正确认知率最低的2个指标是“促进心理健康的正确方法”和“母乳喂养对婴儿的好处”。见表2。

表2 武汉市15～69岁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正确认知情况 n,%

2.3 武汉市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

2016年武汉市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为33.73%，城市为39.46%，高于农村(23.73%)；老年人素养水平低于年轻人；低教育程度者素养水平低于高教育程度者；农民素养水平为17.05%，低于其他职业；人口数1～3人的家庭素养水平(35.83%)高于其他家庭人口数；不同家庭月收入中，5 000元以上的素养水平最高(43.06%)；未患慢性病者素养水平(36.26%)高于患慢性病者(27.58%)。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在不同性别(P=0.24)、民族(P=0.22)和户籍(P=0.16)分层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2.4 武汉市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以是否具备科学健康观素养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学特征变量纳入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教育水平、职业和家庭月收入在不同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是科学健康观素养的影响因素。与各人口学特征中参照组比较，35～44岁、教师和医务人员是科学健康观素养的保护因素，危险因素主要是较低的教育水平、农民以及较低的家庭月收入。见表3。

表3 武汉市15～69岁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和建议

国家卫生部门先后在2008年、2012年和2016年开展全国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逐步提升，分别为29.97%、31.87%和36.18%[4，7-8]。武汉市居民2016年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稍低于国家水平，但高于湖北省居民2015年的水平(24.9%)，与杭州市(47.16%)、广州市(54.36%)、上海市(47.85%)、青岛市(41.18%)相比[9-13]，仍存在不小的差距，这可能与各城市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相关，提示武汉市在大力推进城市建设的同时也应加大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的投入。

健康素养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指标，除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外，也是沟通、动机、信心、信念及获取健康关怀等能力的体现[14]。我国健康素养评估方式中科学健康观是对健康树立坚定的信念，在健康信念的支撑下，主动寻求科学的健康信息，采取健康行为，在感受到机体获得良好的健康效益后，将进一步巩固科学健康观[15-16]。通过对科学健康观素养问题进行横向分析，发现武汉市居民对“母乳喂养对婴儿的好处”和“促进心理健康的正确方法”的正确认知率较低，因此在全面开展健康素养提升行动时，应将这样的薄弱知识点作为重点，开展专题健康教育活动，这对提高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将产生更为显著的促进效果。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水平是科学健康观素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素养水平随着文化程度的降低而下降，分析原因为受教育水平常常与阅读和理解能力密切相关[17]，而健康信息涉及较多医学术语，有一定理解难度，低文化程度者常受限于此，获取健康信息的主动性差，同时不能很好的理解和吸收。

年龄也是科学健康观素养的影响因素，45岁以上人群素养水平较低，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外研究均显示老年人口的健康素养水平有限，这可能与老年人的经济水平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健康损害增加等特征相关[18-19]。

不同职业中，农民的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最低，在本研究对象中农民数量占比为1/4，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农民自身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多居住在农村且较为分散，同时健康教育与促进活动多集中在城市，这些因素均限制了农民素养水平的提升。

收入是经济状况的重要体现，也是影响科学健康观素养的主要因素，收入减少素养水平降低，与马震等[4]、刘卫东等[20]结果一致，原因可能是低收入者没有足够的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健康管理中，对健康的关注度不足。

综上所述，卫生行政和健康教育部门应以低文化程度、老年人、农民及低收入者为重点制定和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健康政策和活动，提供建议如下：①政府应重视健康建设，加大卫生投入，在薄弱的地区和环节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提供更多免费的健康服务和资源，保障健康干预实施的公平性；②强化“大卫生”观念[21]，增强市区两级健康传播主体的专业能力建设，同时应扩大健康技能培训的覆盖面，注重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服务能力，提高一线健康干预的易获得性；③探索健康传播技巧，通过健康短信群发的方式被证实是一种接受率高且经济有效的提升素养水平的重要手段[22]，可在全市推广施行，在农民群体中应充分调动人际关系传播优势，可通过选择“意见领袖”赋予健康宣传主体权利，发挥带动作用[23]；④创新健康信息的制作，传播材料应该多样化，以更通俗化的方式表达，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灵活性，来提升健康信息的可读性，降低健康知识普及难度，以适应不同的人群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