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凝聚力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梅长青

[摘 要]加强和巩固党内团结统一、不断提升党内凝聚力是党建的永恒课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加强党内凝聚力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加强党内凝聚力把稳政治方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和拥护党的领导核心，为加强党内凝聚力奠定政治基础;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加强党内凝聚力筑牢思想根基;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为加强党内凝聚力提供制度遵循;严明党的纪律，为巩固党内凝聚力提供有力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凝聚力的经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新时代加强党内凝聚力要把政治目标引领放在首位、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作为关键、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主线、制度建设作为根本、严明纪律作为抓手。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内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1）01-0010-08

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解放为崇高理想奋斗目标，要完成这样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不断提升党内凝聚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这一中心任务，在加强党内凝聚力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系统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凝聚力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不断加强和提升党内凝聚力、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统一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在制定与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凝聚全党力量

政治路线是政党在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为实现政党的根本利益而制定的总路线，是政党制定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根本指南。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引领政党事业健康发展的生命保障线，是政党政治纲领、政治目标、政治策略、政治利益等的具体体现，是政党成员与政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基础，决定着政党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前进的奋斗方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党把宏大的奋斗目标与现实国情紧密结合，制定各个阶段不同的政治路线，将党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具体化为党员能够广泛认同的阶段性目标，并将这些目标成功转换为全党一起奋斗的动力，引领全党为党的事业奋斗。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儿女渴望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曾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燃起了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了。“打倒列强、除军阀”，摆在国人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真正带来了希望与光明，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列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中共一大政治纲领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1但是，在备受帝国主义压迫、封建势力剥削的旧中国，党要带领人民实现这一理想，必须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党的二大科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个规范党员行为，保证全党思想上与政治上一致、组织上和行动上统一的正式党章，“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2]28，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133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133中共二大制定的政治纲领对民主革命理论有了初步认知，弄清了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界限，指出了党的奋斗目标。

在随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通过系统总结民主革命时期“两次成功”“两次挫折”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时代特征、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在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具体特点及特殊规律的基础上，逐步认识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提出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光辉著作，从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角度，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作了经典阐发，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科学总结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3]1316-1317。这条政治总路线，内含了革命目标，“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革命对象，“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4]634;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4]635;革命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革命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會”[4]666，这两者中间不可插入资产阶级专政;革命性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战胜敌人的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4]606等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路线（总路线）的确立，凝聚了全党共识、汇聚了各方力量、体现了人民意志，表明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阶段性目标、发展前景的认识达到了科学高度。自此，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有了正确、科学的方向和目标，党的一系列工作有了总的指导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全党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与勇气。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政治”大局出发，以马列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为基础，探索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三大法宝”，从而将全党的思想、意志、行动集中统一到共同的革命奋斗目标上来，为加强党内凝聚力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

二、在确立和拥护党的领导核心中凝聚全党力量

“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5]151在政党中形成和确立坚强有力、稳定成熟的领导核心对政党的事业发展尤为重要。政党如若没有领导核心，政党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就会遭受严重影响，政党成员就无法围绕党的核心形成共识，政党内部不仅不能团结一致，甚至出现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错误思想，政党事业将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6]309，并未形成坚强、稳定、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更未形成一个能够凝聚党心民心、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负责人）频繁更换，党中央领导人未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斗争经验十分缺乏，时常犯右或“左”的错误，导致革命事业多次遭受挫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们党不得不放弃原先付出艰辛努力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而进行长征，在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长期的残酷斗争中，党内已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渴望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的革命事业。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同志的党内核心领导地位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7]86。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指挥下，红军创造了诸如“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等优秀战绩，逐渐摆脱了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被动挨打局面，党开始独立自主地灵活处理中国革命以及党自身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党开始从幼年不断走向成熟。

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在同党内分裂势力作斗争中进一步巩固起来的。长征时期，张国焘私欲膨胀，置党的利益于不顾，自恃兵多枪多不断向中央要权，私自修改并违抗中央既定方针，反对红军北上、制造分裂，多次无视中央劝告、漠视党中央权威，公然成立“第二中央”，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在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据。阿坝会议上，在遭到张国焘等人围攻时，朱德明确而坚决地表示支持中央作出的红军北上的决定;在卓木碉会议上，朱德更是义正词严地对张国焘说：“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8]147在此期间，为赢得主动权，“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9]392。林育英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一边，在陕北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多次向张国焘致电，对中央作出北上的决定予以充分肯定，高度评价红军长征的历史功绩。在多方共同努力和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最终结束其分裂行为、率部北上，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

王明在长征胜利结束后从苏联回到延安，自恃身份特殊，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宣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2]141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7]137同时，王稼祥还带来并在会上宣读了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7]137。在此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内许多同志以自己的经历进一步阐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者，是经过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7]151。六届六中全会维护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再一次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最终确立。随后不久，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完全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标志着我们党有了一个坚强、稳固的领导集体，全党全军真心拥护党的领导核心，极大地提升和增强了党内凝聚力。

三、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凝聚全党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靠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凝聚起来的意志坚强、行动一致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设、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10]2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把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然而以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并不仅仅只是将其写入党章，而是要将科学理论与国情以及时代背景紧密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这一科学理论在指导党的事业的鲜活实践中展现其理论威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反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为逻辑起点的。土地革命时期党内错误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在工农红军主要成分为农民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另一方面，党内教条主义盛行，将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不顾国情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经验。这两种错误思想妨碍了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科学认识，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针对工农红军中存在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根据九月来信的指示、红四军内部情况调查、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教训等，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主持起草决议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党内文件不仅明确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11]86-94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由来及改正办法，而且还“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12]294。针对教条主义问题，毛泽东为此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党内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1]109，全面客观地指出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所在及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一系列危害，详细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价值、具体做法，影响深远。为系统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自建党以来未曾提到过的重大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3]65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首次提出、系统阐释，引发了全党及理论界的广泛探讨，实现了从反对错误思想到把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行动自觉。

延安整风运动既是我们党系统总结经验教训、加強理论学习、改造自身思想的重要过程，更是我们党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的重要阶段。整风运动于1942年开始、1945年结束，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4]812。在整风中，党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正确宗旨，上至党的高级干部（整风重点）、中至一般干部、下至普通党员，通过认真阅读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重要文章以及党内相关文件，反思自身学习、思想、工作等，将批评与自我批评贯穿始终，在提高自我认识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在实践中改进工作作风。这次整风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党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提高了全党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提升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仅重新教育了党内老干部、老党员，而且教育了大批新党员，达到了在全党范围内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改造的目的，增强了党内凝聚力。

经过延安整风，“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统一”[15]22，“党内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有创造性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贡献”[16]。1945年，中共七大胜利召开，“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被正式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凝聚全党意志、统一全党行动提供了强大动力。

四、在建立健全党内相关制度中凝聚全党力量

加强党内凝聚力离不开健全的制度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存在着组织制度不健全、主要领导人个人作风专断等问题。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听不进党内同志的正确意见，“一味地忍让退缩，党为此错失了反击的绝佳时机，大革命最后失败”[12]221-222。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对于不支持自己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12]313，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白区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为防范党内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纠正党内的家长制作风、严格执行党内纪律、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以制度管党治党就成了党巩固自身团结统一、增强凝聚力的最优选择。

民主集中制是加强党内凝聚力的根本制度性保证。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受苏联影响就已存在，但仍处于萌芽状态。党的一大到四大并未明确其概念，党的五大首次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党的六大正式将“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并将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完整地提出“四个服从”这一党内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4]528。“四个服从”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是党内纪律正常化、规范化的科学概括，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化，为正确处理党内各类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坚持‘四个服从’，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有力，确保了各项决策有效执行。”[17]

请示报告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民主集中制，为巩固党内凝聚力发挥了作用。在革命战争期间，党领导的政权长期被敌人分割和包围在孤立无援的农村环境中，为灵活应对情况，党中央赋予各地方的党组织与军队很大的自治权。但这随之也带来了弊端，有些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人产生了“游击主义、地方主义、经验主义等无政府现象”[18]，甚至把自己管辖的区域当成了“独立王国”，“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3]1332，这类情况不利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战争由游击战逐步转向正规战，全党由分散逐步向集中过渡，不少解放区已紧密连接在一起，不少城市已经或者即将解放，全党的工作重心即将从农村转向城市，“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3]1264，必须“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3]1346。针对这种情况，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发布实施，文件要求全党全军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并定期向中央作相关报告。随后不久，《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配套文件《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194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1948年6月5日）、《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1948年6月25日）等相继在全党全军施行，保证了全党行动一致。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管党治党的内驱力，加强了党的领导，有力地保证了党的团结发展，提升了党内凝聚力。党内法规是对党员应享权利、应履义务的规定，是规范各级党组织活动的政治规矩，是对党员和党组织之间关系、各党组织之间关系的规定，要求所有党员、各级党组织必须严格遵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依据革命斗争形势需要制定和修改党章、不断完善党内相关法规，中共一大制定第一个纲领，中共二大、六大和七大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先后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制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1925年1月）、《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年6月2日）、《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1931年3月5日）等组织法规;制定《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3年11月）、《宣传问题决议案》（1925年10月）、《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等宣传教育法规;制定《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1923年6月）、《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1931年8月27日）等党员干部法规;制定《中央巡视条例》（1932年3月12日中央组织局重新审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1933年9月17日）、《关于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20日）等纪律法规。这些制度对规范党员言行、党组织活动，统一各级领导机关活动等有重要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通过健全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请示报告制度、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等，改变了党内军内的组织涣散与纪律松弛现象，打破了地方党政机关各行其是的组织管理形态，整合了地方上分散的组织管理体制，保证了党中央政令军令正确、及时、高效地贯彻执行，加强和巩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捍卫了党中央权威，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

五、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通过严明党纪凝聚全党力量

纪律严明是无产阶级政党提升党内凝聚力的关键举措，“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5]15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依据形势发展需要不断加强纪律建设，规范和约束了党员干部的各方面行为，切实捍卫了中央权威、维护了党的集中统一、扩大了党的社会影响、团结了广大群众、保证了党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为夺取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有规有纪可依是以纪律建设提升党内凝聚力的首要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和决议案中适时完善纪律条文，从源头上为加强党内团结提供保障。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中用了不少篇幅规定党员行为。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单设“纪律”一章，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强调：“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1]163党的三大、四大通过的党内文件，其中“纪律”这一章的文字表述与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内容相似。党的五大在中共历史上首次提出“政治纪律”这一概念并强调“宜重视政治纪律”[19]208。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首创“自愿脱党论”，即“无充分理由连续三月不缴党费者，以自愿脱党论”[20]481;事实上，缴纳党费不仅在物质上对党有帮助，而且是党员组织观念的具体体现;没有充分理由，连续不缴纳党费，意味着党员不愿意为党尽义务，这样的党员没有组织和纪律观念，不适宜继续留在党内;采用“自愿脱党”方式，远比用简单开除要好。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增设总纲这一关键性内容，“……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21]114;党章总纲的出现有助于全党在思想上对遵守纪律产生共鸣，对规范和约束党员行为有重要意义。党章中纪律的制定和不断完善，使党的活动更加科学规范，为加强党内团结奠定了基础。

严格执纪是以纪律建设提升党内凝聚力的强大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从严执纪、人人平等，对违纪的党员干部严肃处理。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建党和大革命初期对党作出过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大革命后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失;此后，“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虽脱离托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22]，中共中央对其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采取了措施，在多次劝说等方式失败后开除其党籍，这在当时对反对党内派别活动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延安时期，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最终决定对黄克功处以死刑;毛泽东在写给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肯定了黄克功昔日的光荣历史，突出强调了全党全军要严格遵守纪律，在执纪方面不论功劳所有人平等;“黄克功事件”使全党深受教育，党因此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赞誉。当然，中共党内像这样的党员干部仅仅只是少数，更多的是那些为了革命事业而严守党纪、宁死不屈的优秀党员;正是有了这些为党无私奉献、听党指挥、严格遵守党规党纪的党员干部，党心、军心、民心归于一心，党的事业才能成功。

重视纪律教育是以纪律建设提升党内凝聚力的重要方法。纪律本身具有惩戒性质，纪律教育能促推行为人养成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4]52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視纪律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诞生到最终确立并被谱成歌曲广为传颂，成为我党我军加强纪律教育的重要形式，至今仍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把列宁关于党的纪律的相关论述作为全党必学的材料印发全党;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及决定，党内通过政党运动、加强理论学习、组织报告等多种形式加强纪律教育;“进京赶考”前，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要牢记并切实践行“两个务必”;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接管大城市时因地制宜地创造了标语、板报、说唱等多种纪律教育形式。这些在实践探索中获得的纪律教育方法，营造了遵纪守纪的良好氛围，有助于加强和巩固党内团结、提升党内凝聚力。

六、几点启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治国理政的全局高度全面从严治党，在管党治党实践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内凝聚力不断提升。新时代，党要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而奋斗，必须认真对待、及时处理影响党的团结统一的问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23]16，确保全党方向明确、集中统一、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凝聚力的实践探索及基本经验，对新时代我们加强党内凝聚力建设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把政治目标引领放在首位，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符合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政治总路线，这一科学政治目标调动了全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新时代，全党要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思想与行动自觉统一到党确立的政治路线上来，坚定地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全面贯彻实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4]，为实现中国梦奋斗。各地方党政部门要向党的政治路线看齐，主动以党的政治路线为主要参照，及时校准偏差、更正前行航向，在规划工作目标、确定工作部署、制定工作方法、拟定工作思路、推行工作计划时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绝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法，绝不行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之事。

第二，把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作为关键，“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极大地凝聚了全党力量，这是党真正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全党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全局意识，坚持一切服从中央，坚决拥护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核心地位，自觉跟随党的领导核心、主动捍卫党的领导核心、时刻向党的领导核心看齐。“各级党组织、党员及干部要始终在政治道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立场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5]，保证全党步调一致、协调统一向前进。

第三，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主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2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与各种错误思想斗争中、在革命实践探索及经验教训总结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在实践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独特的思想魅力，获得了全党的高度认同，成为指引党不断前进、战胜困难的思想旗帜，成为凝聚党心民心的精神之魂。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加需要以理想信念激励全党不忘初心、共筑中国梦。新时代，全党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照检视思想作风、精神状态，补钙壮骨、立根固本，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26]354，不断提振信心与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第四，把制度建设作为根本，用制度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制度，为加强党内凝聚力提供了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并实施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201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2019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2019年1月31日）等党内重要法规制度，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全党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增强党内凝聚力提供了基本遵循。新时代，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內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7]105，通过制度建设为党内团结保驾护航;要坚持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妥善处理党内各种关系，积极发扬党内民主、不断增进党内和谐、实行正确的集中、维护党内团结;要健全并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做到下情上传、上情下达相结合，杜绝“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现象发生。

第五，把严明纪律作为重要抓手，以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加强纪律建设，赢得了党心民心，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胜利不断走向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的纪律建设成效显著，党内凝聚力不断提升。新时代，要严明党的纪律，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全党要严格遵守党章党纪、国家法律法规，坚持并自觉遵循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工作惯例、优良传统，以铁的纪律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确保全党统一行动;要重视党章学习，通过党章学习深刻领会党章的精髓要义和“党内根本大法”的重要地位，通过党章学习唤醒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使命意识、公仆意识、守法意识”[28]，通过党章学习规范全党的言行举止;要狠抓执纪监督、强化纪律执行，在党纪国法面前，不论有无职务、职务大小，人人平等，执行纪律时不留“暗门”、不开“天窗”，让纪律成为“硬约束”;要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对违反者零容忍，从重从严查处，让纪律的力量有效发挥、让纪律成为巩固党内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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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木 衫）

（校  对：李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