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飘带上一巾帼

王哲士

她从长征走来

如果安庆英健在，应该是105 岁的老人。回溯她的人生年轮，2001 年去世，86 岁；1947 年落户隰县上均庄村，30 岁；1935 年参加长征，18 岁；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7 岁；1933 年参加红军，16 岁。16 岁，正是人生的碧玉年华，她毅然告别家园，投笔从戎，走上亘古未有的长征路。

笔者至今依然记得多年前采访安庆英时的情景：高喉咙大嗓门，浓重的川音，爽快的谈吐，一下子把你吸引到她那种豪爽的气场里。一旦触及往事，或眼里冒光，或声音哽咽，自豪中有激动，激动里有自豪。面对这位个头中等、面色白里透红、穿着朴素的女性，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身份，还以为是随早年南下开辟新区工作的丈夫，回到黄土旮旯里的川妹子。

她说，她能三过草地两过雪山走到延安，是红军带给她的幸运。长征中2500 多名女红军，仅有350 人走到延安。我把她比作凤毛麟角，她说不妥，只能说是屈指可数。她并非穷困潦倒到生活无着才参加红军，而是凭着一腔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在生死未卜的漫漫长路上跋涉寻求。她说，既然认定了这条路，就要义无反顾地朝前走。我们不难想象，她要忍受多少常人难以忍受的身心创伤。

战火中虽然没有立过功，受过奖，但是她是那场壮举的践行者、见证者。细数她的功绩，不在一两枚奖章上，而在万水千山的双脚丈量中，在拳拳不变的一颗红心中。我们回顾她那段难以忘怀的往事，会有一种平凡而不平庸的敬仰，会有人生价值和使命的追寻，会想到从万里长征走过来的人，一定会慨然向新的万里长征走去。

少小离家老大回

一个人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出发的地方。说安庆英，不妨从她离家35 年后探访故园说起。

1968 年春天，因长征时身负重伤久病在身的爱人何占青与世长辞，夫妻“双红”成了“单红”，一时间少了依托，安庆英陷入片云孤木的境地。人在孤寂的时候越发容易忆旧：这里是她的家，但不是老家；这里的亲人走了，老家的亲人又怎样了？多少年联系，多少次无果，倒不如暂时撂下这头的牵挂回一趟心里牵挂着的老家，或许是一种精神慰藉。那年9 月，安庆英在儿子陪同下，穿吕梁，过黄河，翻秦岭，终于来到大巴山下朝思暮想的那个老家——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龙山镇——一个山清水秀，“鸡鸣三府，货通九州”的码头之地。

下了车，一头扑进曲曲弯弯的街道，她的心提到嗓子眼。近乡情更怯，果真不假。她盼回乡，试图找回昔日的温馨；也怕回乡，一走几十年，音讯全无的这个家会是个什么样子，亲人们能不能经受得住岁月的磨砺？为什么一次次去信一次次退回？难道……她不敢往下想。她找她的老宅，但忘了在哪道街哪道巷；她打听亲人们的下落，可惜现在人不知当年事。寻来寻去，终于在一堆聊天的老人那里打听到比较靠实的信息，原来有个改了名字的弟弟依旧守着故居，怪不得久不通信呢。脚步急，心里跳，一抬头，梦中的那个青瓦覆顶、青砖铺地、前店后院的老家在眼前闪现，久违的故园气息便扑鼻而来。安庆英抑制不住如潮似浪就要沸腾的归心，进院就喊“月德”，闻声出来的安月德愣在那里。安庆英大着嗓门道：“我是你姐庆英呀，我回来了！”

“啊？”大梦初醒的安月德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位从天而降的女人，难道就是离家几十年的庆英姐？不容分说，姐弟俩扑向对方，抱头痛哭起来。

安月德拍着安庆英的肩膀问：“姐，这么多年你都去了哪里？我们还以为你早不在……”

安庆英答非所问：“这么多年我时时惦记着这个家，为什么老写信老不应答呢？”

“姐，你可曾知道，你这一走，爸爸像疯了似的走上寻女路，就再也没有回家，连个骨殖也没留下。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不知是该找你还是找爸爸，找来找去，谁也没有找到，倒把妈妈给气得病故了，好端端的一个家一下就散了摊子。姐呀姐，你走了你省了心，可知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

“对不起弟弟，全是姐姐惹的事。那时姐姐年纪小，怎么能想到走了我一个，祸及全家人呢！”

“姐，我不过就那么一说，不怨你，不怨你。如今时过境迁，悲极喜来，咱们家出了你这位红军姐，咱们家光荣啊！”

这真是：十六从军行，五十始得归。亲人无一字，天涯思断肠。

一身肝胆长征路

亲人的遭遇一言难尽，安庆英的境况说来话长。

1933 年，苍溪县走来红军。红军一到，满街通红，“红军是武装起来的工农”“打倒帝国主义，建设苏维埃政权”“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标语随处都是。正在镇上学校读书的安庆英，眼里闪动着的是红军，心里激荡着的是红军。她和小姐妹们天天跟到红军后边观操练，看演出，听演讲，小心眼里就活动开来——参加红军去！父亲开着杂货铺，虽然不是大富，但也不穷，见女儿对红军着了迷，既叮咛，又照看，生怕年幼的女娃子跟上红军走了。谁知，十六岁的安庆英还是不声不响地离开生她养她的这个家，一去再无音讯。

安庆英参加的是红四方面军，她被分配到妇女独立团。

1935 年3 月，红四方面军从苍溪县塔山湾强渡嘉陵江，从这里走上长征路。这支队伍里，就有返回故乡的红小鬼安庆英。当她即将离开故土时，不由回眸对岸熟悉的山山水水和亲人。她擦了把泪，心里黙念着：“爸，妈，恕女儿不孝，你们可知道参加红军，解救天下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是更大的孝道吗？爸，妈，你们千万要挺住，一定等女儿回来！”

图为双红军安庆英和何占青夫妻合影

踏上长征路才知道，这是一条险叵难测没有尽头的路。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剿和围堵，红军走的是人烟稀少的羊肠道，跨的是汹涌奔腾的大江河，翻的是鸟兽绝迹的茫茫雪山，过的是无边的泥淖草地……安庆英记得，红军乘黑夜沿岷江急行军，脚下一打滑，就有人掉进深谷，被江水吞没，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战友，一眨眼就没有了踪影。她知道，悲伤过后要坚强，走好自己的路，才能替姐妹兄弟们继续长征。爬雪山，她穿着单衣，拄着木棍，脸和手冻得黑紫，高山缺氧，走不了几步就得喘息。有的战友经不住天寒地冻的侵袭，永远长眠在这里。草地方圆几百里，草丛叉河，曲流交错，不时有雨雪冰雹袭来，死亡陷阱横在红军战士面前。饥肠辘辘却没有吃的，便吃树皮吃野草吃牛皮，人困马乏没睡的地方，天当铺盖草当床。好不容易走出草地，谁知道喘息未定，上边又传下命令，原路返回，原路返回意味着重过草地。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张国焘企图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安庆英随队伍再过草地，重走雪山。一路上不时看到第一次过草地时牺牲的红军战士的遗体。“他们有的手挽着手，胳膊挽着胳膊，一起倒在地上；有的趴在地上，背上则背着另一个战友；有的牺牲之前仍保持着向前爬行的姿势，两手攥着泥土和青草，身旁有用手指挖出的长长沟痕；有的女战士抬着伤员一起牺牲，担架还压在她们的肩上……悲壮景象触目惊心。”这一路不仅走得身体疲惫，且走得心情沉重。安庆英咬紧牙关暗暗嘱咐自己：你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走完长征路，只有活着才能见着父母亲。不久，张国焘南下失败，在中央电令下不得不再度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时已经是连长的安庆英因为极度羸弱，几天昏迷不醒。而红军既不能带她，又不能等她，只好把她安置在老乡家里，开拔走了。等她苏醒过来，不见了部队，急得出了一身汗，就要起身去追。老乡劝安庆英留下，说要回家，这里还不算太远。安庆英说：“我哪里还有家，红军就是我的家。跟上红军走，走到天尽头！”于是找了根木棍，踉踉跄跄地追赶红军。肚子饿了，不是乞讨，便是到庙里吃献品，实在没吃的，就吃观音土和青草充飢。白天还好说，一到夜晚，狼嗥狐叫，寒气逼人，无处藏身。有一天好不容易看见红军的影子，她拼命追呀，追呀，在一座大山下终于追上了红军，但身子一软便瘫倒在地上。首长叹口气，说好一个铁了心的女红军娃。想带她，带上凶多吉少，就好言劝她留下，兴许能落个活命。安庆英心想，与其留下来死去，还不如跟上红军去“光荣”。二话没说拽住马尾巴，站了起来，一步一踮，两步一摇，硬是跟着红军上了山。两过雪山，安庆英没有掉队；三过草地，安庆英没有倒下。最终，她挺了过来，红军挺了过来，但是却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巨大代价。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导致红四方面军八万人减员一半还多，安庆英所在的妇女独立团，也由原来的2500 人减到1300 人左右。这种减员大多是因冻、因饿、因病、因灾、因失散等等原因所致的自然减员，并非倒在刀枪拼杀的血泊中。安庆英所以能跟着红军转战南北，凭的是信念，凭的是毅力，凭的是有一个能够支撑生理极限的强壮体魄。

本以为走出草地，人生的坎坷可以就此迎来转折，谁知安庆英又随红军西路军西征，陷入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堵截，两万多人的红军队伍，除被中央红军营救出来的几千人，大部分血洒疆场。安庆英和战友们在弹尽粮绝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幸遇前来解救的红军，这才一路走向她梦寐以求的延安。

这场发生在1930 年代的红军长征，被誉为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前所未闻的故事、地球上一条永恒的红飘带。而长征中的女红军尤其引人注目，她们出入枪林弹雨，跋涉雪山草地，与生命的极限顽强抗争，承受着比男红军更多的艰难困苦。安庆英和她的战友们，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为这条红飘带绣上一道光彩熠熠的风景。

骨肉绝命黄河悲

走过长征路，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做过长征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到延安后，安庆英被分配到被服厂工作。安庆英年轻漂亮又有文化，自然是年轻人注目的对象。经人介绍，安庆英与一位团职干部相识相恋相携走进婚姻殿堂。沉浸在新婚喜悦的安庆英，怎么也不会想到，婚后三天丈夫即奉命率队远行，这一去便没有了音讯。她四处察问，登报寻人，她的这个三天的丈夫，就像断线的风筝，再也没有回到身旁，成为心头永远抹不去的牵挂（这件事，直到临终时才说给家人）。1937 年，又与同是长征过来的同乡何占青相识并成婚。这一次，她的丈夫再也没有离开她一步，但因长征负伤带来的病痛折磨，也只陪伴她到53 岁便撒手人寰。这是后话。1947 年3 月，国民党胡宗南部25 万人向延安大举进攻。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撤出延安，“要用一个延安换回全中国”。安庆英夫妇随后方机关一路朝山西撤退。当走到黄河渡口时，遭遇国民党军飞机轮番轰炸，安庆英雇的毛驴受惊，挣脱缰绳，收不住狂奔的脚蹄，竟一头朝黄河栽了下去，坐在驴驮里的两个女儿和全部家当一同葬身于浑浊的波涛里，霎时没有了踪影。安庆英撕心裂肺，何占青捶胸顿足，一个要跳河，一个要跟随，都被战友们死死拉住。不曾想，长征路上的一次次生离死别的悲剧在这里再度上演。这是转瞬间的悲剧，是来不及告别的悲剧，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悲剧。孩子没了，行李没了，为了未竟的事业，夫妻俩只得泪眼婆娑地望呀，望呀，送别一双女儿，直到黄河远上白云间……

这是从她身上掉下的血肉啊，她既不能够忘怀，又从不愿意说起。此次回到老家，还是忍不住给亲人们说了。安庆英哭了，安月德哭了，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谁能不为之动容！离家，安庆英抛弃了母女情，过黄河，安庆英又割断了母女情，上有愧于走失的父亲、多病的母亲，下有愧于一双年幼的女儿。安庆英这一生，不曾有愧于革命，却欠下亲人们一个个难以弥补的痛楚。

安庆英来到母亲坟头，烧香化纸，连连叩头，哭得呼天抢地，几乎昏厥。她有一肚子话要给母亲倾诉，要给不知下落的父亲赔罪。但是都为时太晚，纵然把三十年的话全倾诉出来，也不足以报答父母养育恩，骨肉情。“坟里的妈妈，女儿对不起你；天边的爸爸，恕女儿不孝，走上革命路，忠孝难两全呀！”

战士解甲不下鞍

事情还得从渡河说起。丢了女儿，丢不了志气。安庆英何占青夫妇擦干泪水，冒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强渡黄河，还没有靠岸，船就中弹漏水，只得水里淌，泥里爬上了岸。队伍被打散了，夫妻俩相互搀扶着，硬是过了对岸的山西。一路上，心尖滴血的安庆英，还得搀扶悲怆和病痛交加的何占青。设想一下当时情景，最让人动心的是天地间的患难夫妻，革命道路上的并肩战友。安庆英给我描述过当时的窘况：春寒料峭，山路崎岖，因为丢了行李，上衣成了半袖衫，下衣成了半腿裤，两个肩膀抬着一张嘴。冻也得走，饥也得行，病还得跑，因为他俩没有忘了自己是红军，没有忘了前边的新长征在召唤。好不容易来到临县，找到设在碛口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报了到，要求分配工作。鉴于她俩的身心创伤不宜再随军行动，上级给发了证件和给养，随南下工作队来到新解放区隰县就地休养，在隰县一个叫上均庄的小山村落了户。从此，安庆英何占青夫妇解甲归田，在这个全然陌生的黄土地上度过后半生。在农村，安庆英仍像长征时一样，风风火火，吃苦耐劳，掏茅粪，吆牛车，搬石头，开荒地，一点不输男人们。村里的麻烦事、难缠事从不回避，有她在场矛盾就会化解。人家叫她老红军，她说她是老农民——有红军的肝胆，无摆架子的资格。几十年来，模范党员、模范妇女队长、劳动模范、优秀老红军、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等荣誉接踵而来。几十年来，从没有向组织张过嘴，伸过手，要过待遇，连她逝世后的灵柩仍然停放在土改时分的两孔旧窑院。无怨无悔，无求无索，安庆英就是这样一个人。

半生战士，半生农民，一生红军。履历简明，风采夺人。安庆英说，走过长征路，永远是红军。是呀，初心在，本色在，浩气在，她永远是地球红飘带上令人忆念的铿锵巾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