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逃：《火车》中的创伤书写

张佳佳 方文开

(1.信阳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0 引言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作品总是围绕着加拿大小镇上女性的悲剧命运展开。然而，收录在门罗的终曲《亲爱的生活》(DearLife)中的《火车》(Train)以男性杰克逊为主人公，聚焦他的创伤经历和不断逃离的人生。该小说不仅重现门罗作品中的特色主题,诸如性、成长、爱情、疾病和死亡，还通过描摹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影射了作者对20世纪加拿大历史文化语境的反思。英国的《新政治家》在评鉴《火车》时，称其显示出门罗那种“契诃夫式的奢华和野心”(Robson, 2012: 46)，揭示门罗在构建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的关系中，试图通过记录战后加拿大小镇的社会变迁来重构时代影像。简·门德尔松 (Jane Mendelsohn) 指出，“《火车》不仅仅是《逃离》(Runaway)的一个镜像”(2014: 167)，它比《逃离》有更深远的内涵和外延。笔者认为，杰克逊身上那种“明显的无性主义倾向”(林玉珍, 2019: 32)是其逃离的直接原因，然而，逃离背后潜藏着受创者难以言说的创伤根源。实际上，门罗作品呈现成长的迷茫与焦虑、家庭中的背叛和抛弃、无可逆转的衰老与死亡以及女性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中遭受的磨难——这些“隐秘的、私有的、蛰伏在日常生活中的苦痛提醒我们，创伤事件真实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经历中”(Caruth, 1995: 110)。因此，本文从创伤理论的视角考察文本中杰克逊的四次逃离以及贝尔的创伤复原过程，借以探究门罗对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创伤体验的反思及其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