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晓曼
(北京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北京 100089)

而生与死的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诗歌的重要主题。“死”并不可怕,诗人在生活中也多次流露出对死的无所畏惧,对诗人来说,“死”中孕育着“生”,奔赴“死”是为了“重生”。这种对生死的哲理认知在诗歌艺术世界中得以自然流露。悖论而又不难理解的是,正是在艰难而充满禁令的沃罗涅日时期,诗人迎来了诗笔中断近一年后的灵感迸发期,正如A.阿赫玛托娃所说,“令人吃惊的是,广阔、宽度、深邃的呼吸恰出现在曼德尔施塔姆身处沃罗涅日时的诗歌中,而这期间他的处境是完全不自由的。”这里提到了现实生活、诗人个性与其诗歌艺术世界间密切的联系。无疑,诗人、小说家等文学创作者在作品中表达他本人对艺术、语言、人生的理解和取舍,并且这种理解和取舍与作家本人的生活和精神经历不可分割,很多作家甚至会以自己为原型构建人物形象,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战争与和平》。但即便作家以真实姓名出现在作品中,也区别于真实的本人。作家不是直接作用于作品,而是借助于“面具”来呈现某种包罗万象的价值取向。这个“面具”就体现了作家在具体作品中呈现的“作者形象”。
苏联著名学者В.维诺格拉多夫通过对大量有代表性的小说、诗歌作品的研究,结合语言学与文艺学的方法,从语文学的角度创建了文学修辞学这一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科学。“作者形象”理论便是他提出的文学修辞学的核心范畴,并且适用于文学以外的其他功能语体,具有普遍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