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法典的地位与形态

湛中乐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典的颁行为其他领域的立法的法典化提供了示范。可以预见，在民法典出台之后，我国法典编纂工作将迈出新步伐，其中包括教育法典编撰工作。作为印证，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研究启动环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此外，教育部在《教育部政策法规司2021年工作要点》中透露，2021年将“研究启动教育法典编纂工作”。显然，教育法典的编撰工作已经箭在弦上。

教育法典编撰工作的目标是教育法法典化，这有其必要性。以1980年学位条例的颁布为标志，教育界迎来了国家定规立制的新时代。随着义务教育法（1986）、教师法（1993）、教育法（1995）、职业教育法（1996）、高等教育法（1998）、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等法律的颁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形成。然而，我国教育法律还处于体系化的初级阶段，“体系化初级阶段的立法模式虽然条块分明，但过于松散，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我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升级，单行法在应对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中存在先天性不足，在具体规范方面可能存在重复、交叉、疏漏、割裂、矛盾与冲突，也存在着大量为改革探索留下的指引性规范”。〔1〕周洪宇：《建议将编纂教育法典纳入“十四五”立法规划》，载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1525356，2021年7月15日访问。通过教育法法典化，重新审定教育法的全部法律规范，修改不合时宜乃至相互抵触的条款、补充新的条款，使之成为基于某些共同原则、内容协调一致、有机联系的统一的教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