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友谈文学

□王 石

一、文学与生存环境

真正的文学，应该不会被生存环境的顺逆而左右吧。

大疫摧残或经济受挫，可以使生活低迷或黯淡，但并不能阻隔文学的蔓延生长。法国的《鼠疫》和美国的《愤怒的葡萄》《了不起的盖茨比》，前者写疫情肆虐，后者写经济萧条，都是流传至今的小说名著。《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均诞生于政治意识高压下的苏联文坛，虽如此，也未能扼制文学的养精蓄锐和一鸣惊人。

别指望外部环境的改变。老实说，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全民文学的火热景象，是文学的非正常状态。我们怀念八十年代，与其说是怀念文学，不如说是怀念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或岁月更恰当。

说到底，就文学写作而言，关键不在于外部世界是否风调雨顺，而在于作家内心是否有春雨春风。

二、文学在纸质与网络之间的此消彼长

文学从来就没死。渐次衰微的，只是依赖印刷品而生存的文学。

现在宣称文学不死的顽强和自信，有如十几年前一些办报人高呼新闻不死一样，不过是自以为豪迈和壮阔的精神迷幻剂。看看网络，新闻何曾死？渐渐死去的只是报纸。

再往前推一百年。新文化运动肇始时，读古文长大的书生或遗老遗少们，无不对白话文嗤之以鼻。北大一堂课四十五分钟，名师黄侃每讲先用二十五分钟讥讽白话文。

那个时候的白话文，也确实拿不出一篇像样的作品。翻翻胡适的《尝试集》，遣词造句的肤浅可笑，比今天的网络文学更加不堪。

岁月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