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书写与民间叙事

□晓 苏

自实施精准扶贫振兴乡村战略以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条件与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巨大改善和迅猛提升。与此同时，广大作家呼应时代的召唤，也纷纷把兴奋点和注意力转向了广袤乡村。他们马不停蹄地下乡采风，迫切申请到基层挂职，甚至主动驻村定点深入生活，进而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乡村巨变的文学作品。

不可否认，在近几年如火如荼的乡村题材创作上，的确出现了一些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优秀作品，如赵德发的《经山海》、贺享雍的《天大地大》、韩永明的《酒是个鬼》、老藤的《遣蛇》、何存中的《官葬》、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等，就是其中的成功之作。这些作品，既有对现实的显性描述，又有对历史的隐性反思；既有对物质的外在关照，又有对精神的内在关怀；既有对内容的宏观拓展，又有对形式的微观探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连篇累牍、蜂拥而出、堆积如山的乡村书写中，真正的好作品却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寥若晨星，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严重失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轻浅，单薄，虚假，粗糙，老套，缺乏生活的洞见力、思想的穿透力和艺术的震撼力。究其原因，除了作家们抢抓机遇、急于求成、出手太快之外，关键还是文学观念有问题。众所周知，文学观念决定叙事方式。因为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存在问题，所以叙事方式也就跟着出了问题。

叙事方式也可以看作叙事策略。从叙事策略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坛长期并存着三种形态，一是时政化叙事，二是精英化叙事，三是民间化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