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诗学工程的两大考验和五重矛盾

□古远清

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时，就把有关新诗创作和史料的整理研究当成首要任务。从2015年开始，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中国新诗总论》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套书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收录了中国新诗百余年间重要诗论家、诗人的评论文章，是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文献的总汇。和早先的《中国新诗总系》一样，《总论》是中国新诗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极深的诗学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诗学质疑最为深切和系统的一项编辑工程。它弥补了中国新诗理论研究和出版的空白，亦可视为一贯低调、从未打旗称派的 “北大新诗学派”纪念碑式作品。

“北大新诗学派”的诗学著作，还包含谢冕个人以史家的严谨、学者的慧眼、诗人的情怀写成的《中国新诗史略》。有了这接连问世的三本著作，尤其是本子薄、分量重的《史略》，谢冕晚年的诗学建设工程完成了龙门一跃，他由此成为“北大新诗学派”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

通过这两“总”一“史”，我越来越感到，“北大新诗学派”无论是从学术背景、诗学观念，还是诗学贡献、诗学影响来说，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但我常感到“北大新诗学派”面临两大考验：

一是批评。这批评有来自外部，也有来自内部，比如说到底有无“北大新诗学派”。当事人孙玉石前几年在《中国新诗总系》研讨会上，当着谢冕和笔者的面激动地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派，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他把“派”理解为“拉帮结派”，系一种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