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笑笑如此“研究”她的父亲莫言

□唐小林

2003年1月，莫言女儿管笑笑的长篇小说《一条反刍的狗》入选“布老虎青春小说”丛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据媒体披露，这部小说是管笑笑二十三岁时写的：“一次暑假过完，女儿忐忑不安地把一部十九万字的小说初稿拿给莫言看，莫言才大吃一惊。看完初稿，莫言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还行’。”管笑笑的这部小说，真像莫言所说的“还行”吗？只要把这部小说，和深圳高中生郁秀的《花季·雨季》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管笑笑的小说，写得还真不行。

仅从书名来看，《花季·雨季》就充满着浓郁的校园和青春气息，而《一条反刍的狗》则未免故作高深，与“青春”二字八竿子都打不着，甚至可说是背道而驰。从写作水平来看，《一条反刍的狗》根本就不像小说，而更像是一组中学生作文，或者是缺乏文学色彩的日记。同样是“青春小说”，《花季·雨季》被无数中学生一读再读，二十多年间一版再版；而《一条反刍的狗》，却早已被时间遗忘，再也无人提起。由此可以看出，管笑笑在小说写作这条道路上，实在不能算作走得“还行”。

事实证明，并非每一个“大仲马”的儿子，都可以成为“小仲马”。陶渊明有那么多儿子，却从来就没想要哪一个搞文学；苏东坡的儿子们从来没想要研究自己的父亲，吃“苏学”的利息，做文坛的“啃老族”；鲁迅先生更是立下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他们都非常清楚，一个真正的作家最令人信服的“硬核”，就是文学的天赋和才情。所以，我们从没听说过他们夸奖自己子女的写作水平，为他们做“背书”、写“软文”，说他们写得“还行”，更不会像贾平凹夸奖贾浅浅那样，声称“我是远远撵不上了”，并通过无形的人脉，为他们鸣锣开道，使其享尽父辈余泽带来的红利。

作为“文二代”，贾浅浅写不了小说，也写不出像样的诗歌，而管笑笑虽然写出了小说，却并非真正的好小说。在毫无灵气的笔下，她们的文学天赋早已暴露无遗。尽管如此尴尬，但她们仍寄希望于文学，大概是想像她们的父辈那样风光无限，故而煞费苦心地寻找终南捷径，甚至使出“弯道超车大法”。

好像与贾浅浅灵犀相通，管笑笑的博士论文，也是专门研究自己的父亲。如果说贾浅浅对贾平凹的研究，揭开了当代文坛“家族式研究”的冰山一角，管笑笑对莫言的研究，则让我们看到了“冰山”下面潜藏着的一系列“怪石”。

管笑笑论文的题目是《莫言小说文体研究》。说来也巧，管笑笑的博士论文导师，恰恰就是当代文坛“夸夸群”里的悍将、以“研究”莫言和贾平凹著称的张清华。不知道管笑笑的论文题目是她自己选定的，还是张清华支的招。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管笑笑文中的许多观点，不仅是对莫言研究成果的寻章摘句、大炒冷饭，而且是对导师的大量复制，并对乃父进行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吹捧，如她的“面对莫言的文学世界，有评论家发出‘徒劳’的感慨”的说法中，这位发感慨的评论家，恰恰就是张清华；又如，“有学者论道：‘在整个80年代，长篇小说的文体一直没有根本性的突破’”里的“学者”，同样是张清华。

管笑笑在论文的“后记”中写道：“写作期间，我曾无数次犹豫、停顿，但多亏导师张清华老师不断地督促、鼓励和指导，我才得以完成博士论文。在论文完成后的一年中，虽对部分内容略有修改，但很多章节仍不免粗疏……”管笑笑此番道白中的感激和自谦，并非客套话，而是客观事实。不过，师生二人也时有互相矛盾之处，比如——

这样一部作品的产生却是一个“巧合”，莫言当初写中篇《红高粱》时，并未意识到最后要出一个长篇，只是写着写着，才忽发奇想，将之连缀成了长篇（关于这一点，笔者写此文时又向作家本人作了核实）。而在长篇出版之前，其中的五个章节《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狗皮》作为“系列小说”已在1986年全部当作“中篇”发表过。（张清华《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第182页）

1986年莫言发表了其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中篇——《红高粱》。此篇与随后写就的《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组成了莫言最广为人知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写作《红高粱》时，仅是抱着写作一篇中篇的念头。但《红高粱》面世后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催促着他续写了红高粱家族的故事。（管笑笑《莫言小说文体研究》，第31页）

在张清华的叙述中，莫言的五个中篇不但在《红高粱》面世前写好，并且都已发表，而在管笑笑的论文中，它们却是在《红高粱》发表之后陆续写成的。既然张清华亲自向莫言核实求证过，那么管笑笑所言就有违事实。奇怪的是，张清华作为管笑笑的导师，竟然不惜推翻自己的求证，认同了管笑笑的叙述，而让人觉得莫言对他没说真话。可见，管笑笑和张清华的学人素质是令人怀疑的。如果管笑笑在治学时稍微严谨一点，花点工夫仔细查一查资料，或者顺口向乃父核实一下，就绝不会制造这起“罗生门”了。事实上，莫言在与王尧对话时，就曾清楚地说：“《红高粱家族》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莫言对话新录》，第71页）

对管笑笑来说，研究莫言并不需要费多少脑筋，并且还可以一举两得：一可以为吹捧莫言添油加醋，二可以对批评莫言的人迎头痛击。

多年来，学界对莫言的神捧，放纵了莫言，也宠坏了莫言。受莫言以丑为美、以臭为香，迷恋于剥人皮、吃红烧婴儿，乃至各种酷刑描写的影响，一大批写作者将莫言作品中的糟粕，当成了玉液琼浆。贺绍俊和潘凯雄在《毫无节制的〈红蝗〉》中曾一针见血地说：“读莫言的《红蝗》是一件十分难受的事情。这么说，也许莫言本人会窃窃高兴，因为他曾经说过，他无意去表现美的东西。从《红高粱》那里，人们就开始感觉到他那表现丑恶的强烈欲望。而到了《欢乐》以至《红蝗》，这种欲望更得到了尽情的发泄。可是，文学绝不仅仅是发泄，这也许便是莫言的失策。他变得毫无节制，毫无节制地纵容自己的某一情绪，毫无节制地让心理变态，毫无节制地滥用想象，毫无节制地表现主观的意图。”对于这样严谨的学术批评，管笑笑却在论文中为莫言护短，甚至和批评家抬杠。她将莫言这种完全失控的写作，说成是对“习惯了传统审美的读者和评论家”的“冒犯”，称“《红蝗》中被诟病的‘无节制的语言’，也正是使《红蝗》成为一部具有鲜明文体特征的小说原因之一”。这种辩护，既缺乏逻辑依据，更没有学术支撑。所谓“鲜明文体特征”，就像贾平凹那些荤段子弥漫的小说和贾浅浅的“屎尿诗”，鲜明是很鲜明，却是以糟蹋文学为代价赢得读者眼球的。

根据管笑笑的鉴赏能力和艺术标准，莫言的每一部小说都是经典，理应得到读者的青睐、追捧，才算得上是对当代文学的尊重。莫言的《酒国》出版后，遭到读者和批评家的冷遇和抵制。对于这样的“冷遇”，管笑笑大为不满：“1993年《酒国》出版后，评论界反应寥寥，几近无声。但《酒国》却被莫言认为是他形式上最为完美，最令他骄傲的长篇。莫言的‘骄傲’固然有为这部不受重视的长篇呐喊助威之意，但《酒国》言之凿凿又荒诞无稽的叙事腔调，复调对话式的结构，元小说技巧的运用，杂语狂欢、斑驳多姿的语言，使其成为莫言最富有文体探索成就之一的长篇小说。”读者和批评家为什么要对《酒国》大为不屑？看看下面这些段落吧——

丁钩儿射出的那颗子弹，恰好打在红烧男孩的脑袋上。脑壳破碎，脑浆子迸到墙壁上，红的红，白的白，冒着热气，散着香气，释放着各种感情。红烧婴儿变成了无头婴儿。他的头没被打碎的部分跌在餐桌二层的边缘上，像西瓜皮一样的脑壳或者像脑壳一样的西瓜皮架在一盘扒海参和一盆红烧虾之间，汁液滴滴答答……

一个浑身油腻的中年妇女端着一大白碗酒出来，递给卖驴的老金。

老金接了酒碗，不喝，看着女人，说：

“嫂子，今日可是两头黑叫驴，那两根花花驴屌够你咬会儿了。”

女人啐了他一口，说：

“有多少那玩意儿也轮不到我咬，你屋里那个人就好那一口呢！”

在《酒国》中，往往翻不了几页，就会出现生殖器，乃至怪异的性描写。这并非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而更像是打着艺术的旗号，以小说的形式大讲荤段子。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渲染和千奇百怪的性描写，一直就是莫言写作的“拿手好戏”。

不止如此，莫言还借《酒国》中的人物之口，对那些曾经批评过其小说的批评家进行了讽刺：“《欢乐》和《红蝗》我认为是老师您的两部力作，那些骂您的人因为吃胎盘和婴儿太多，热力上冲，把脑子烧坏了，他们的话，老师您何必在意。”这与泼妇骂街有何区别？作为一个著名作家，莫言大可不必如此鼠肚鸡肠、睚眦必报，以小说的名义大泄私愤。

对这些问题，管笑笑似乎视若无睹，避而不谈。在她看来，莫言的小说篇篇都通体完美：

《酒国》是莫言小说中社会寓言的典范。整个酒国就是寓言本身。酒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它没有时间和地点的尺度去标识它在真实世界的时空位置。时空的模糊性已然使它成为包罗人性百态和社会万象的巨大隐喻。《酒国》复杂的叙事结构以及元小说技巧的使用，小说人物与真实作家同名的刻意设置，瓦解了小说与现实生活的界限，使得酒国成为一个幻觉性的存在。

《酒国》的杰出之处在于它颠覆性地瓦解了叙述者的权威，并对人物角色“莫言”，甚至是真实生活中的作家莫言的道德人格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数十年来，文坛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人员众多、丑态百出的“夸夸群”。当红作家的新作甫一出版，“夸夸群”里的媚评家们就会蜂拥而上，进行有失尊严的“跪式吹捧”，把文学批评写成对这些作家大表忠心的“投名状”。为了唬住读者，他们就像贩卖从国外进口的二手西装一样，大肆兜售各种各样的洋理论、洋名词，用它们给当红作家的作品贴金。巴赫金的“狂欢”和“复调”小说理论，成了他们的抢手货。张清华的《戏剧的凸显或形式的诞生——〈兄弟〉及余华小说中的叙事诗学问题》，就是对巴赫金小说理论的生搬硬套和肆意曲解。管笑笑受业于张清华，深谙恩师学术研究的套路，所以，在研究莫言时，也就有样学样地套用了巴赫金的理论，借此将莫言的拔到一个貌似很有理论，甚至很有思想的高度。

我真怀疑，管笑笑是被患有“莫言崇拜症”的张清华误导了。在张清华的眼中，莫言的作品没有不经典、不伟大的，莫言的写作就是“叙述的极”：“《欢乐》中长达八万字不分段的极尽拥挤和憋闷，堪称是形式上的极限；《酒国》中通篇的漫不经心地将写真与假托混为一谈的叙述，堪称是荒诞和谐谑的极限；《檀香刑》中刽子手赵甲以五百刀对钱雄飞施以凌迟酷刑的场面描写，堪称是极限，这样叫人惊心动魄的行刑场面，在古今中外的文学里堪称闻所未闻。”这样的评价，并不能说明莫言的小说有着多高的艺术性。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小说非常无聊，非常恶心，而张清华对莫言失去理智的飚捧，也是非常可笑的。不过管笑笑却似乎不是这种感觉，她始终坚信，张清华的结论就是权威的认定，所以，她才写出了《莫言小说文体研究》。这样的论文，能有什么学术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管笑笑的研究，不外乎将莫言小说中的故事内容进行概括和复述，将固有的研究成果做一次大规模的归纳再梳理。如果说管笑笑的论文有什么新意，那就是，它不仅揭示了莫言的小说具有绘画大师的艺术风格，而且还进一步强调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莫言是位诗人”的认定。她对莫言“诗人”身份的认同，及对小说中诗性风格的赞美，与《欢乐》和《红蝗》中那些令人恶心的屎、尿、屁、跳蚤等等，有霄壤之别。管笑笑的论文，是给莫言做“修图”“美颜”。她或许真的相信，经过这番处理的莫言小说，看上去真的很美，真的有高度。

为了将莫言进一步推上中国文学的神坛，张清华和管笑笑联袂出手，合伙吹捧，甚至不惜贬低鲁迅以抬高莫言。张清华曾说：“在莫言这里，所有被鲁迅揭示过的国民弱点与劣根性，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得到了再现。”“莫言比之鲁迅，在国民性的反思与批判方面不止走得更远、探求的方向更多，而且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更大的深度。”“鲁迅称得上是‘伟大作家’；但如果从‘文本’上看，莫言则更丰富。”而事实上，莫言小说那些花里胡哨的所谓“文本”，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银样镴枪头。类似《檀香刑》这种以酷刑来博取读者眼球的小说，怎么能和鲁迅先生的作品相提并论？而管笑笑却将张清华对莫言的吹捧和对鲁迅的贬低，抄进自己的论文（她就不怕被“学术打假”？）：

莫言的《灵药》和《酒国》无疑延续并发展了鲁迅的“吃人”主题，而《檀香刑》则是对“看客”主题的继续探索。但莫言似乎走得比鲁迅更远。他在《酒国》中不仅批判了吃人的人，他还试图拷问出批判吃人的批判者内心深处的心魔。他在《檀香刑》中不仅刻画了看客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他还平等地展示了行刑者和受刑者的精神世界。

管笑笑进而得出了一个结论：“莫言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中最富有鲁迅式‘自省’精神的一位。”这样的论断不仅很可笑，而且很丢人。将《檀香刑》《酒国》和鲁迅先生的小说相提并论，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管笑笑要想懂得文学，懂得鲁迅和她的父亲莫言，恐怕还要再走一次“本硕博连读”的流程才行。